《刘公嘉话录》和《因话录》

《艺文志》于著录韦绚《刘公嘉话录》时，并注：“绚，字文明，执谊子也。咸通义武军节度使。刘公，禹锡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著录是书，并说：“（韦绚）幼从学于禹锡，录其话言。”书首有韦绚自序，谓是撰于大中十年，其时绚正为江陵少尹。并叙述其于长庆元年从刘禹锡问学的经过，据说：“（刘公）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其不暇记因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仅由这篇序文，也就可以略知是书的轻重。《艺文志》于著录赵璘《因话录》时注说：“字泽章，大中衢州刺史。”本书结衔却说是“员外郎赵璘”。撰述的体例是以宫、商，角、徵、羽分部。宫部记载有关帝王诸事。因此指出“商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以上，皆入此部”。角部所记载的为人凡不仕者。徵部所记载的为凡不为其人与物而泛说者。这是说记事，因为徵为事的缘故。至于羽部，所涉及的事物不能附于以上诸部的皆入此部。

《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由于璘家世显贵，能多识朝廷典故，娴于旧事，故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可资考证，在唐人说部中犹足以称为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