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的研究与整理

罗振玉在 1909 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遗书》，1913 年整理影印了《鸣沙石室佚书》，1924 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碎金》。其中所收文书有许多是研究唐史的原始资料，价值极高，如《沙州志残卷》、《西州志残卷》、

《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地志》、《敦煌录》等，对于研究考订唐朝的地理提供了新资料，而对于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也有校勘价值。其中记载当时的西部地理尤为详赡，涉及建置、城址、山形、河流、水渠、湖泊、学校、祠庙、关塞、古迹、祥瑞、风俗、歌谣等。还有对莫高窟佛寺的建筑形式及规模的记述，是研究敦煌石窟的第一手资料。又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是一部涉及中外的游记，可用来研究唐时的中亚南亚地理、宗教、物产、民风及中外关系。再如《沙州文录》、《张延绶别传》等传记碑文，对研究补证唐代人物、史事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他如《水部式》、《职官书》、《太公家教》、《食疗本草》，可用作研究唐朝的职官、海运、教育、医药等方面的上好史料。罗振玉还利用这些资料撰成《高昌麹氏年表》1 卷、《瓜沙曹氏年表》1 卷、《补唐书张义潮传》1 卷，为唐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王仁俊编撰并于 1911 年由国粹堂出版《敦煌石室真迹录已》一书，分上、下卷。上卷是影写敦煌卷子本《开元律疏名例》一种的原文，下卷是对此件文书内容所作的校勘研究，从资料上为进一步探索唐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极大方便。

法国人伯希和把窃取的敦煌文书藏入巴黎国家图书馆，刘复在法国期间，从这些文书中抄录整理出一百零四件，然后分类排比，分为三辑，编成

《敦煌掇琐》一书，于 1925 年刊刻问世。上辑是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绎、艺术；中辑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诉讼、官事、婚事、教育、宗教、历书、迷信、杂事；下辑是语言文字。蔡元培在序言中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作了非常高的评价。其中有关唐朝的资料不少，至今为唐史研究者所引用。

当伯希和将劫掠的敦煌文书携至北京展示时，“罗振玉、李盛铎等吁请学部，将所余敦煌卷子运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此项残存，陈垣先生编有

《敦煌劫余录》六册，凡得八千六百七十九号，复由胡鸣盛先生检阅未登记的残叶，又编成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为九千八百七十一号。”①并于 1931 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此书著录极详，唐史研究者可从中查寻有关的资料。

许国霖整理并于 1937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是从北平图书馆所藏的九千多号敦煌文书中抄出的资料，胡适在序言中有高度评价。其中属于唐朝的多是民间通俗之作，而尤以各类契牒和《贞观氏族志》为研究唐史的宝贵史料。契牒有典儿契、卖地契、贷丝契、雇人力契、雇牲畜契、借麦种牒等种类，从许多方面反映出唐朝的社会关系。《贞观氏族志》仅残存六十余郡、二百余姓及后记，但对研究唐初士族、庶族问题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①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 1947 年版。

黄文弼在三十年代前后曾数次随中外考察团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并撰写了多份考察报告。1954 年由中国科学院刊印的《吐鲁番考古记》，就是他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后所写考察报告的整理本，分为考察经过、遗物说明、遗物图版三部分。其中所收三十多件古文书，大都是唐朝前期统治西州时的遗物，如缴纳地租、户籍、军屯、诉讼牒状等，对研究唐朝西部边地的社会经济很有价值。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并于 196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

资料》第 1 辑，是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部分加以整理汇编，为研究唐朝的均田、赋税、户等、兵役、徭役、高利贷、租佃契约关系和寺院经济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今仍被唐史研究者所经常引用。

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古籍抄本残卷，所以，自 1909 年起，就有不少专家学者为之撰写题跋，如王国维、刘师培、罗振玉、陈寅恪、向达、王重民等， 1925 年后，报刊上又发表了不少有关的研究论文。这些题跋、论文多是记述卷子形式、内容，考订其篇目、作者、年代，并论证其价值。王重民就将其中有关经、史、子、集部分收集起来而汇编为《敦煌古籍叙录》一书，并于195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有不少记述唐朝典籍的资料，可为唐史研究者所利用。

从 1959 年至 1975 年，国家组织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哈剌和卓两大墓葬区先后进行科学发掘十三次，共清理自晋至唐古墓近四百座，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汉文文书。此后，在唐长孺的主持下，对这些文书进行了细致地整理，并编辑为《吐鲁番出土文书》，由文物出版社于 1981 年开始分册出版。从第四册起，就基本属于唐时的文书，其类型有居民、匠人、僧侣的户籍名册，各种租佃、借贷、买卖、雇佣的契约，以及上下行公文、公私杂物帐、家书、医药方、随葬衣物疏等，都是研究唐朝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地理、文化、风俗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学者在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在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古代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尤以研究唐史的成果最为突出。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陈寅恪除在他的论著中一再引用敦煌文书资料外，还曾使用《常府君碑》、《大云经疏》、《秦妇吟》等，撰成多篇颇具创见的专文①。向达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文化及中外交通而获得重大成果②。金毓黻则用敦煌文书对唐朝官制有所考论③。郑振铎在俗文学研究上的收获更是得益于敦煌文书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