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富庶

长江下游太湖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富庶的地区，负担当时皇朝岁赋的绝大部分，是由于当地自然环境的优越，而优越的自然条件还能更多地为人们所利用，促成当地农耕的发展。

促成农耕的发展，最主要的条件是土壤的肥沃。远在战国时期，这里的土壤于全国各州还被列为下下等②，这应是那时的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和改造，因而产生错觉。经过其后较为长久时期，它的优越性才逐渐显露出来。西汉初年，发生了所谓“七国之乱”，其首事者吴王濞敢于反对当时的皇朝，所恃者除兵强将勇之外，还有海陵之仓，粮饷得以充足③。直到东晋偏安之时，海陵还是“地肥美，民惟事耕桑樵渔”①。海陵之地于今为江苏泰州市，濒于江岸，农耕仍为人所称道。渡过长江，更为优越。前引沈约在《宋书》中的议论，也可见一斑。在南北朝时，这里的膏腴上地的价值已经超过秦汉时期的沃壤。唐初修五代史，其《地理志》附于《隋书》。《地理志》于宣城、

① 《资冶通鉴》卷二七二，庄宗同光元年。

① 《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等传》。

② 《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全唐文》卷六六○。

③ 《尚书·禹贡》。

① 《汉书》卷五一《枚乘传》。

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诸郡，颇加称道，谓其“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这六郡中，毗陵即唐时的常州，吴郡即唐时的苏州，也就是现在江苏的常州市和苏州市，皆濒于太湖。宣城郡为唐时的宣州，余杭郡为唐时的杭州，也就是现在安徽宣州市和浙江杭州市，虽皆不濒于太湖，相距并非过远，这里就附带提及。如《地理志》所说的，环太湖周围的土壤都是相当肥沃的。唐时人解释常州得名的缘由，说其地“居三吴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称”②。现在浙江嘉兴县，宋时为嘉禾郡③。嘉禾的命名至为明显，用不着再作解释。“粳稻之乡，土膏沃饶”，就在宋时已有人这样的称道④，嘉禾郡于唐为苏州属县（今嘉兴），可以证明《隋书·地理志》的记载是确实的。北宋时，范仲淹更称道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庚。”⑤ 这样肥沃的土壤到宋时还少有改变。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自来是以水乡泽国见称于世的。太湖为其西山地高岗流下的许多河流所汇集，并以所储分支排注于长江。这就显得河道纵横，遍于各处。如前所说，环绕长安的八水，经过人为的努力，因而形成灌溉网，太湖区域就自然形成河网化。这就远远超过了关中地域，显出其优异的自然环境，使发展农业具备有利的基础。可是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不断设法扩大其效果。隋唐时期，尤其是在唐代，对于农田水利的设施素所注重。前面曾提到唐代前期对于黄河下游，特别是在太行山东的平原有关农田水利的建树，为前代所未有，唐代前期对于长江下游太湖区域的农田水利已经有所开发，唐代后期成就更为繁多。唐高祖武德年间，润州金坛县就已置有南、北谢塘，用以溉田。南北谢塘本是前代所置，唐初只是疏浚恢复。太宗贞观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也开渠引雷塘水，并筑勾城塘，溉田八百顷。高宗麟德年间，升州句容县为绛岩湖筑堤引水。武后证圣年间，楚州安宜县

（今宝应）开白水塘和羡塘，置屯田⑥。武后圣历年间，湖州安吉县开邸阁池，引天目山水溉田四百顷。玄宗开元年间，和州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东北）开凿沟渠，引江水至郭下，溉田五百顷。唐代后期，设施更多。代宗永泰年间，润州丹阳县的练塘也得到疏治。练塘是一处大塘，周围八十里，涉及丹阳、金坛、延陵（今丹阳西南延陵镇）三县。经过疏治，“沃瘠均品，河渠通流”，三县都能受益①。大历年间，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使瘠卤处的屯田，岁收十倍②。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又得到一次治理，设置新塘，周回百里，开田万顷。宣州宣城县（今安徽宣城）也开渠引德政陂水溉田二百顷。德宗贞元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引爱敬陂水以通漕运，同时夹陂的田地都能得到灌溉。湖州长城县重新修复，溉田三千顷。和州乌江县再修引江水至郭下的渠道，使它继续发生效力。宪宗元和年间，宣州南陵县（今安徽南陵）的大农陂，得到修治，溉田千顷。常州武进县开孟渎，引江水南流入江南河以助漕运，从而使渎旁的四千顷农田都能得到灌溉。同时，无锡县也引泰伯渎

②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泰州》引《吴陵志》所引的《晋中兴书》。

③ 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三一六。

④ 《宋史》卷四一《地理志》。

⑤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嘉兴府》引《题名记》。

⑥ 《范文正公集》卷九。湖、秀二州皆是由苏州分出设置的。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市，秀州即嘉禾郡。

①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

② 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全唐文》卷三一四。

通到蠡湖，同样也能用以溉田。而扬州高邮县的堤塘溉田达到数千顷之多。湖州乌程县（今湖州）也开有官池。官池虽以池为名，当时湖州刺史范传正督工开凿，应该是有相当的规模的。穆宗长庆年间，苏州海盐县开古泾三百零一处，以御水旱。楚州淮阴县（今清江西南）也开了棠梨泾。宝应县（本为安苴，后改名）本来有一座白水塘，武后时曾经开过，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到了长庆年间，为了在白水塘屯田，就发青、徐、扬三州的民夫重新开凿，其附近的徐州泾、青州泾、大府泾也一并得到开凿。徐州泾和青州泾的得名，可能与这次大举兴工，动用徐州和青州的人力有关。这次工程相当巨大，就是宝应城北的竹子泾也得到开凿。敬宗宝历年间，湖州乌程县还增开了县东的凌波塘和县北的蒲帆塘。蒲帆塘的得名是因为开塘时发掘出蒲帆的缘故，可见这个塘本来是很大的。后来到了文宗太和年间，苏州海盐县还增开了一座汉塘③。这里所说的还只是一些荦荦大端，一般较小的设施就不必细举了。

这里所说的虽是一些荦荦大端，但这样逐一涉及，显得相当繁琐。如果按照有关的州县来说，也许稍稍明确些。太湖周围本来只有湖、宣、常、苏四州①，唐代后期又增了一个升州②。湖州所辖五县，按照上面所列举的，有水利设施的就有乌程、长城、安吉三县，其中乌程一县还曾两次兴工。宣州所辖八县，有水利设施的有宣城、南陵两县。常州所辖五县，有水利设施的有武进、无锡两县。苏州所辖七县，有水利设施有海盐一县，就是这一县之地，也曾两次兴工。升州所辖四县，有水利设施的也有句容一县，同样是两次兴工。江北的扬州所辖七县，有水利设施的为江都、高邮两县，而江都的设施为独多。和州所辖三县，有水利设施的为乌江一县。楚州所辖四县，有水利设施的有山阳、宝应、淮阴三县。显然可见，有关各州都有水利设施，而湖、常、楚三州有水利设施的县，居所辖的县的半数，或超过半数，这在当时全国之中是少有的。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得水之利，诚然可以冠于全国。却也有一些水患。长江下游近海，可能会有海潮，损害一方农田，太湖地区低凹，排水就不免困难，也影响到农事的操作。前面提到楚州的常丰堰，就是为了防御海潮而修筑的。这条常丰堰虽说是修筑在山阳县，实际上其南已到了盐城县。盐城县也是楚州的所辖县。山阳县东距海岸不远，盐城县更近在海边。修堰防潮自然都是必要的。这条常丰堰为唐代宗大历年间黜陟使李承所修的，在当时很受人称道。楚州南邻扬州、高邮、海陵诸县同样濒海。常丰堰是否向南修到扬州境内，未见记载。后来到北宋时，范仲淹也曾到这里海滨修堤，就是所谓范公堤。范公堤至少可以说是继续常丰堰修成的。

太湖区域的排水困难，当时是不易解决的。前面提到唐穆宗时，苏州海盐县为了防御水旱之灾，修筑三百零一处古泾，应该起到排水的作用。不过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排水依然困难。唐代后期，苏州吴县人陆龟蒙居于松江甫里。当时松江尚未设县，可能就在吴县境内。松江地卑下，雨潦时艰于排水，仿佛就与江相通，许多田地的积水都连成一片，不能辨别谁家的田地，农事自然受到影响。陆龟蒙有田数百亩，耕夫十余人，可是还经常苦饥①。这

③ 《旧唐书》卷一一五《李承传》。

① 以上所列举的设施皆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① ②《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样的遭遇当不仅陆龟蒙一家而已。这样的困难不仅唐时不易克服，就是后来两宋时依然难于彻底解决。

虽然还有这样不易克服的自然环境的缺陷，其他优越的因素都还能充分加以利用，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人口的增加，有助于对自然的利用，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备受摧残，才使唐代中枢的财政及粮食皆仰给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也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黄河流域的人口曾有大量的南迁，其中许多人都移徙到长江下游太湖区域。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增加了大量人口，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黄河流域一些先进的设施和经验，更促进了当地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下迄唐代灭亡，这样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趋势仍然继续不断，在以后的皇朝中都能居于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