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新语》、《国史补》及《传载》

《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的杂史甚多，唐人所撰当代的史书亦殊不少，惟率多佚失，今所存者为刘肃《大唐新语》等十种。或涉及一代， 或仅叙一时，自难得一致。刘肃《大唐新语》及李肇《国史补》，不著撰人的《传载》，论篇幅皆不甚过多，《传载》一书，仅有一卷，其所涉及，却相当广泛，可以相提并论。撰述《大唐新语》的刘肃，《艺文志》于其目下注云：“元和中江都主簿。”然本书结衔，则为“登仕郎守江州浔阳县主簿”。若无后人窜改明证，自当以此书为正。其自序说：“今起国初，迄于大历， 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勒。”是书曾为明人窜改名称，以

之作为《唐世说》，此固是明人的妄为，亦是其书上承《世说新语》的体例， 遂为所窃改。明人不仅窜改其书的名称，且曾擅动其中的条目，有劳四库馆臣为其重订，恢复原貌。所谓条目共有三十篇，如匡赞、规谏、极谏、刚正等，大都有裨于劝戒。撰者自称：“昔荀奭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 今之所记，庶几前修”。四库馆臣以为这是《新唐书·艺文志》以此书列于

《杂史类》的缘由。可是四库馆臣却以此书“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 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核实而论，以唐人记唐代史实，平直之处，此书有足多者，其中所记往往有轶出于两《唐书》之外者，考核唐史，多可以取证，且唐人所撰小说，亦往往可资证史，并非置之《小说家类》，就可削减其应有的分量。四库馆臣未免多所取舍。《艺文志》于李肇《国史补》目下注云：“翰林学士，坐荐柏耆， 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本书结衔作“尚书左司郎中”。李肇亦尝撰《翰林志》，其结衔则又为“翰林学士左补阙”。前后未能一致。诸家论著于此多所议论考核。仕官升降乃是常事，李肇当亦未能免此，似不必为此多费笔墨。只是其里籍竟亦湮失不传，也是一宗憾事。李肇于其书首撰有自序，序中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 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其立意如此，自然会有助于考核史事。全书虽仅 3 卷， 所叙述的却有三百零八条事，可见其所记事相当扼要。其中多记典章制度以及官吏名人轶事。有些轶事就是始见于此书因而流传后世的，“李白脱靴” 就是一端。亦兼载社会风俗，如扬州王四舅和俞大娘航船等，就多为近来治唐史者所引用。今书题名为《唐国史补》，与《艺文志》所著录的，稍有不同。至于不著撰人的《传载》，《艺文志》列于林恩《补国史》之后，而《补国史》则又列于李肇《国史补》之后。林恩《补国史》不传于世，可能所补的就是李肇之书。《艺文志》于《补国史》之下注为“僖宗时进士”，则《传载》的撰者亦当是晚唐时人。《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也著录此书，仍不著撰人。《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家类》著录有不著撰人《大唐传载》， 当系此书。李肇《国史补》，后来称为《唐国史补》，与此同例，《传载》亦可称为《大唐传载》，因易代之后，历年久远，仅以《传载》为名，就颇不易得其真谛所在。是书前有自序，谓“南行岭峤，暇日泷舟传所闻而载之”。四库馆臣还曾指出：此书“所录唐公卿言论颇详，多为史所采用，间及诙谐谈谑及朝野琐事，亦往往与他说部相出入。”可见诙谐谈谑的记载，唐人著述中多未能全免。并非小说家言即不复能为史家所采用。此书既为撰者泷舟所记，自当多系传闻之辞，故也难免有与他书有冲突及不相符合处，是用之者须斟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