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社会的进步，人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愈来愈密切，尤其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愈来愈深刻。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着，然而，只有在人类出现以后，这些为人类所需要的天然物质财富，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

自然环境的优劣，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这只是

问题的一个方面。人类在与自然长期的斗争中，由开始处于被动状态到主观能动地改造自然，这才是人作用于自然的最伟大的方面。在人和自然作斗争中，人类毕竟处于主导地位。

水旱灾害自古以来，不论中外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人类在和水旱灾害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经验。远在数千年前劳动人民修建的一些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为我们服务。公元前 250 年左右，我国就出现了具有综合利用性质的水利枢纽工程，这就是秦代建成的四川都江堰分洪灌溉工程，这项工程的建立，不但大大减少了岷江两岸洪水灾害，并能引水灌溉成都平原数百万亩肥田沃地，基本保证连年丰收，人们称之为“天府之国”。像这样的水利工程，就是用现代经济技术来衡量，也还是比较完美的。我国北方海河流域，解放前水旱灾害频繁，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威胁着北京、天津的安全。解放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千百万劳动人民奋起与水旱灾害作斗争，在上游修建了官厅、密云等许多水库，又新开了独流减河等入海水道，至 70 年代初，

先后挖成了 19 条大型人工河道，修建了总长达 1400 公里的堤防，使海河下

游的排洪能力达到每秒 13300 立方米，配合上游山区兴建的大、中、小型水库，曾经凶猛一时的“苍龙”被治服了。海河平原的自然面貌大为改观。

山东省禹城县某地区原有盐碱低产田 11 万多亩，由于采取了井灌沟排，控制水位；深翻整平，抑制返盐；种植绿肥，培肥地力；植树造林，生物改碱等一整套旱、涝、碱综合治理措施，改变了过去那种“春天一片白茫茫，夏秋一片水汪汪”的面貌。现在，盐碱地面积已减少到 3.5 万亩左右，盐碱

程度大大减轻，重盐碱地已由 3.2 万亩减少到 5000 亩。粮食产量从 1975～

1977 年，平均每年递增 17％， 1978 年比 1977 年增产 20％多；社员平均每人可占有的粮食达 425 公斤；过去每年要吃国家统销粮 150～200 万公斤，现在每年向国家交售约 170 万公斤。多种经营也迅速发展，红麻、苜蓿、油菜

等经济作物达 1.5 万多亩，果园 4000 多亩，总收入 1977 年为 80 多万元，1978

年即达到 100 多万元。

河南省国营民权农场，为了防止风沙危害，减少农田水分蒸发，改善地方气候，通过营造防护林以改变自然环境。观测资料表明，受林带保护的农田比没有保护的农田，风速降低 30～50％，空气相对湿度增加 10％，土壤水分提高 1 倍左右，小麦平均增产 70％以上，棉花增产 160％。

曾经是“漫天风沙压农田，十家九户断炊烟”的陕北榆林沙区，自 1958

年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奋战，造起了三条总长 500 多公里的防风固沙林带，

固定了流沙 300 万亩，保护农田和恢复牧场各 100 万亩，从流沙中夺回农田

40 万亩，使全地区粮食总产量比 1949 年增长了 2.6 倍。

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必然改变着自然界原有的生态平衡，特别是人类的活动如果超过了自然规律所允许的范围，那么自然界也必定会给人类以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报复。正如恩格斯早在一个世纪以前曾经警告过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现代，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

从某种意义上说，远比恩格斯在世时的情况更为严重。

1954～1963 年，前苏联在中央亚细亚草原地区毁掉天然草原进行开垦，种植粮食作物，其结果正如恩格斯曾经警告过的一样，第一步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收到不少粮食，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第一个结果取消了，无情的大自然给予了应有的报复。苏联中亚原是草原，表土在草原保护下，尽管春季多大风，并不产生土壤侵蚀（风蚀）现象。但是，原来的草原一经毁掉，土壤便直接暴露于地面，由于表土失去草原保护，当春季大风袭击时，风吹土起，从而形成巨大的“黑风暴”，袭击村庄，毁灭田地，1960 年受灾耕地达 6000 万亩以上；1963 年，更大的“黑风暴”席卷哈萨克斯坦，受灾耕地面积竟达3 亿亩；1969 年 1 月，仅仅几天之内，在克拉斯诺达尔、罗斯托夫等地区又

有 1230 万亩冬小麦毁于“黑风暴”。据统计，中亚遭受风蚀的耕地面积将近

7 亿亩，这比苏联欧洲部分全部耕地面积还大。

南美洲靠近大西洋的巴西内哈河以北地区，原是热带雨林环境，一片苍翠肥沃的土地，森林、草本茂密，水源丰富，河流一度可以通行 5000 吨船只。如今由于水土流失严重，泥沙砾石淤塞，河道只能勉强通过小独木舟；森林、草本消失；地方气候变干，地面被骄阳烘焙成干硬的粘土；动物基本绝迹，连鸟类也远走高飞；90％的居民经检查患有皮肤癌或者是癌症前期的皮肤病。生态平衡遭受破坏，导致这种生态上灾害的祸首，不是别的，正是人类本身。原来，德国移民来到巴西山区耕作已达百年之久，他们的后代，大约在 30 年前，迁移到大西洋热带林区定居。这些居民便砍烧了当地的森林，然

后进行耕种。加之以后对森林的不合理利用，使这片热带林区在不长的 20 年之间，逐步变为荒芜之境。这就是人类滥伐森林，破坏生态平衡，导致自然力对人类的惩罚。

在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南方红壤区，原来是分布着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茂密，水源丰富。但由于长期的人类活动，森林遭到破坏，土壤失去保护，夏季暴雨袭击，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有的丘陵地上，连最能耐瘠薄土层的铁芒箕也不能生长。从而导致地方气候恶化，河川水源减少，河床抬高等一系列恶果。例如，浙江省的曹娥江，上游地区是低山丘陵为主的山地区域，解放前森林虽然已遭到破坏，但植被覆盖仍较好，水土流失轻微，上游各支流径流也比较稳定。解放后，山地森林再次几度受到破坏，上游玄武岩台地分布较广，风化壳厚达数米，质地粘重。在森林破坏地区，水土流失现象加剧，据调查，表土层每年流失厚度在 1 厘米以上，最严重的可达 3 厘米，有的甚至基岩裸露，连马尾松也生长不好。加之在山坡滥垦乱种，加剧了土肥流失。尽管年降水量并没有减少，但是，曹娥江流域内的地下径流却显著减少，河川径流失去调节，地方气候变坏。由于水土流失严重，新建的水库也不能发挥效益，新昌某地水库 1958 年建成后，1968 年就淤满了，给生产带来了极大危害。

在北方黄土分布区，水土流失更为严重。解放前，黄河每年输送到下游与河口的泥沙大约为 13.8 亿吨，如果用来筑一道高、宽各 1 米的堤坝，可绕

地球赤道 23 圈。由于黄河含沙量很高，河床逐年淤积抬高，造成了“黄河水天上来”的状态，水灾频繁，同时还引起沿河两岸土壤的盐碱化。

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种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利用，大工业发展和工业门类的纷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大城市的发展，交通事业的发达，等等，这一切都使环境的构成或状态

发生了变化，扰乱和破坏了生态系统和人们的正常生活条件。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污染”。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世界不少地区的人类环境已经遭到日益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据估计，现在大气中的一氧化碳 80％是由汽车排放的；每年至少有 6—7 亿吨烟尘、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进入大气；水质污染最为普遍，而且日趋严重。每年进入欧洲莱茵河的污染物质多达 1000 种以上，废液、废渣的大量倾入，吸热物质增加，如不及时处理，到 1985 年，河水温度将上升到 35℃，鱼类将难以生存。美国大约有 1/3 的水域含有汞（水银）。水质污染还扩大到海洋，1975 年日本东京每天有 26 万吨垃圾投弃于东京湾，日积月累，使本来清澈的东京湾海面废物到处漂浮，海域面积日渐缩小。在石油污染的海水中，严重地影响到幼鱼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也值得重视，一些工业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环境污染问题。例如，北京的大气污染物质——二氧化硫、烟尘等日趋增多；水质污染也很明显，水的硬度平均每年上升 0.5 至 1 度，硬度超过国家标准的

地下水源面积已达 200 平方公里。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也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例如，建设大型水库，可以取得发电、防洪和灌溉之利，但是如何具体实施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有时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埃及阿斯旺高坝的建成，虽然取得了有利的一面，但大坝建成后却拦截了原来洪水期大量携带的肥沃土壤，使之不能到达下游，导致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壤贫瘠化和盐碱化，农业生产有所下降；大坝还成了鱼类回游的障碍，破坏了生物的回游规律，减少了鱼类所需要的养料，导致鱼类及其他生物产量减少。我国北方雨水偏少，建立水利灌溉系统后，引起地下水位的抬高，如果不注意排水系统的配套，又会导致土壤的盐碱化，从而影响农业生产。解放后，引黄济卫水利工程建成后，就曾出现过土壤盐碱化的问题。我们应当从这些事例中，吸取经验教训，要充分考虑自然规律的影响和作用，才能使自然界更好地造福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