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更加注重作战行动的政治性

过去曾有这样的说法，战争打不打是政治家的事，而战争如何打则是军事家的事。换句话说，就是军事家只管打仗、打赢战争，而不问政治。但在新军事革命的条件下，这种观点似乎已经过时。不仅军事家要熟诺政治，而且连战术指挥员都应当懂政治，并要善于把所指挥的作战行动与政治挂起钩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有限制的战争更好地为政治、外交服务，与政治相一致。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战争发动者大逆不道；而战略防御者是被迫应战。交战双方都不愿意战争越打越大，或者说都是小心谨慎的，表现在战争发动的时机、规模、范围、交战方式无不考虑政治、外交斗争形势。由于战争的有限性，许多作战行动又直接反映着战略目标，体现着国家的政治方略和对外政策。在作战行动等级上，是否需要使用航空兵和战役战术导弹部队；在作战行动空间上，是否要越过国境线作战；在使用武器装备上，是否要用化学战剂等，都将受到严格的控制，不允许超出政治、外交需要的范围。

战争虽然在交战国之间进行，但往往牵涉到一些非参战国的利益。因此， 交战国的行动往往受到交战国以外国家的影响和制约。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不同地域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相互问的影响和制约也越来越大。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剧了军事干涉，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战事，他们都有可能插手其中，给战乱地区增加新的麻烦，美国为在全球“推行民主”、“维护人权”.还提出诸如“内战非内政。人权高于主权”，“保护种族、宗教和其他少数民族免遭冲突的危害和不受怀有敌意政府的排斥，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义务”等论调，并认为，积极的干涉是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中所承担的重要的“义务”。也就是说，凡“需要美国帮助以结束内战和阻止政府侵犯他们人民的权利” 的地方，都可以公开地实行军事干涉。因而给即便是进行防御性军事行动的国家，都带来更为严峻的新情况。交战国不仅要着眼于敌方，还要充分地考

虑到大国军事干涉及其可能出现的战争局面和后果。在战争中，那怕只有一个对战争全局并不太重要但有停于政治需要和外交政策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导致更大的战争或严重的后果。所以，有人认为，当代战争更为突出地表现为政治斗争。交战国欲立于不败之地，战争决策者和战场指挥员眼界都应很宽广，不仅要看清交战双方的军事形势，而且应看清国际环境乃至全球政治形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战争与政治联系更紧密还具体表现为当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再也不能照直前进时，不一定马上采取作战行动，而是往往采取迂回的方法、“搁置”的方法等，暂时妥协，力求避免诉诸武力；即使一方想动武，但估计到第三方、第四方的可能干预。也可能放弃武力的使用；或者由于军事能力的限制，与其动武失掉更多还不如不动武而蒙受一些损失，通过外交谈判、军事威慑等方法暂时缓和危急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