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与教育改革

19 世纪下半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亚洲不少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或面临半殖民地化的危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为了发展，便另图新路。日本和中国就开展了由封建社会转变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新运动。这两个国家的维新运动虽然所采取的手段不同，参与的力量也有不同，运动的结果更是截然相反，但是它们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在运动发展过程中，都主张改革封建主义教育，提倡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促进本国教育的进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维新运动中，两国都出现了一批具有新学思想的教育家。

关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1868 年 1 月 3 日，倒幕派以武力作后盾，发动宫廷政变取得成功，成立了明治政府。接着便自上而下地进行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在日本历史上，这个运动被称为“明治维新”。明治维新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是克服幕藩体制造成的国内危机，改革封建制度，对抗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争得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为此，明治政府提出了三项基本政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其中“文明开化”不仅是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而且要以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为榜样，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文教制度用以改革日本的旧教育制度，最终达到发展资本主义、“富国强兵”的目标。

教育改革是明治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明治整个现代化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从天皇到国民，对教育改革是十分关注的。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确立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1868 年 4 月 6 日，明治天皇宣读了 5 条誓文。其中提出了“破旧有之陋习”和“求知识于世界”①，这就是明治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

第二，颁布教育改革法令。文部省在组织对日本原来教育制度进行调查并参考欧美教育制度的基础上，于 1872 年 8 月 3 日正式颁布了《学制令》。

《学制令》对学校教育的有关事项做了全面规定，这是一个庞大的国民教育计划，其中关于学区制的学校体系主要模仿了法国的教育制度，而在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方面主要借鉴了美国的教育。具体规定是这样的：在文部省统一管辖下，设立 8 大学区，每区设一所大学，每个大学区设 32 个中学区，各

① 参阅王桂《日本教育史》，第 104—105 页。

区设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又分成为 210 个小学区，每个小学区设一所小学。

小学分为上等小学和下等小学，各为 4 年；中学分为初中、高中两段，各为

3 年；大学分理学、化学、法学、医学、数理学等 5 个学科。《学制令》是明治政府成立后所颁布的第一个教育法令，在日本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日本近代教育的开端。

明治政府在颁布《学制令》时，也发布了“关于奖励学事的布告”，向国民申明了“文明开化”的政策和创造学制的意义。布告体现了“富国强兵” 和“殖产兴业”的政策，体现了对旧教育制度的革新精神。此外，文部省还效仿美国教育行政管理的模式，制定了共有 47 条内容的《教育令》，此令对学校种类，学科设置，学校设备和学校管理等做了简要的规定。

第三，积极发展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学制令》颁布的当年，文部省就开办了东京师范学校，采用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来培养教师。3 年后，日本各省又设立了 6 所省立师范学校，地方政府设立了 82 个师范训练中心。为了保证初等教育的质量，吸引优秀青年报考师范，明治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措施，规定师范为公费制，并且在教师待遇上也作了改进。

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1872 年 8 月，工部省在东京虎门设立了工学寮，这是日本最早的一所工业学校，后来又在北海道的札幌设立了农业学校，1876年，森有礼在东京银座设立了商业学校，提倡职业教育。

第四，重视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在《学制令》颁布以前，明治政府为发展大学教育，就整顿和设立了一些学校，如 1869 年 6 月把教授儒学的昌平

学校改称为“大学校”，同年 12 月，又改称为“大学”，把教授西方文化的开成学校改称为“大学南校”，把兵学校和教授西方医学的医学校改称为“大学东校”。《学制令》颁布以后，于 1877 年 4 月，又把大学南校和大学东校

合并成立“东京大学”。工部省也在 1877 年将 1871 年 4 月设立的工学校改

称为工部大学校，后来又于 1886 年成立了东京大学的工学院。此外，在《学制令》颁布后，还建立了东京学士会院，作为日本的学术中枢机关，以后又陆续建立了各种专门学会，以开展各种科学研究。

第五，学习先进的欧美教育。明治维新的教育方针是“求知识于世界”。为贯彻这个方针，明治政府非常注意向先进的欧美学习创办教育的经验。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到先进的欧美国家学习考察，1871 年 11 月，明治政府派遣了以右大臣岩仓为首的由 48 位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大型教育考察团，到美国和欧洲进行考察，历时两年，收集了大量的有关教育制度的资料。通过考察，他们深感，要使国家进入文明，要想富强，关键在于启发人智。教育是治国之要，富国之基，舍此无复他求。这是学习欧美教育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积极地选派留学生和从欧美国家聘请教师。在岩仓一行访问欧美时，就有 59 名留学生随行，考察回来后，明治政府不仅作出增加出国留学的人数的决定，而且还决定扩大留学范围，以多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1872 年，明治政府派出的留学人员达 380 名。据统计，从 1868

年到 1874 年，日本共有 550 名留学生在欧美国家学习，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对日本教育和科技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明治政府文部省在选派留学生同时，又聘请欧美国家的教师到日本任教，其中人文科学领域的外国教师以美国人为多，自然科学方面以德国人为多，他们都享有优厚的生活待遇。特别是东京大学刚建立时，所聘请的外国教师的薪金约占它全年预算的1/3。

明治政府不仅注意教育方针、教育体制的改革，而且重视学生的思想和“道德品质”教育。这种教育的指导思想就是“富国强兵”，充满了军国主义和皇权主义色彩。

1878 年，在《学制令》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兴办近代教育的热潮。对此，明治天皇有一种恐惧感，他害怕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要求影响到皇权之威，于是在他到外地视察后发表了一个所谓的《教育大旨》，提出今后学校教学的首要任务，“在于阐明仁义忠孝，探求知识才艺”，并要求在学校里要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画像，概述其事迹，⋯⋯以便学生在脑海中对此有深刻印象。1879 年又公布了宣传儒家道德的《幼学纲要》，并确定为小学课本。这样，封建的思想道德教育就被正式纳入了近代教育体系，实际上这是实施皇权主义教育的一个步骤。这之后明治政府不断发布指示，强调要从小学开始向学生灌输“尊皇爱国”思想。

日本的军国主义其实就是儒家的忠君爱国、纲常伦理和日本神道及武勇精神的混合物。明治政府之所以以军国主义和皇权主义教育学生就在于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又要抵制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这样就求得既能实现明治维新的根本目标，又不影响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打乱传统的社会习惯，从而确保天皇体制安全无虞。

总之，明治政府在维新时期所采取的改革教育的重要措施，为日本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工业的近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知识和人才保证，并为明治维新后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治维新后期，日本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由改革实验阶段进入确立国家主义教育体制阶段。所谓国家主义教育体制，是指所确立的教育制度、学校体系及教育内容的指导思想是国家至上主义。日本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不是孤立的偶然现象，它是和明治中期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状况密切相连的，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君主立宪制的产物。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日本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提出来的。它包含这样一些内容：①为了国家富强而办教育。②为了维护国家政体而实施“国民皆受军事训练”的教育。③在学制上，要“以国家办学为主”；在学校行政上，要“根据国家经济理论来办学”①。

为了实践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森有礼制定了一套国民教育制度计划，而为了使这套计划更加具体化，又制定了各级各类学校法。其中有 1886 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和《小学校令》。

这些校令对学校的培养目标、学制、考试制度、管理制度等方面作了调整和修正。如《小学校令》规定注意儿童身体发育，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传授基础知识和生活技能，并规定不断提高小学教师待遇。《中学校令》主要对修学年限作了调整，对中学建制作了修正：把高等中学改为高等学校，并颁布了《高等学校令》。《帝国大学令》主要明确了帝国大学的培养方向，即为适应国家需要，培养从事科学研究的高级人才和将来从事管理工作的国家官吏。从调整和修正后的学校令中便可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期的学校教育，从小学到寻常中学到高级中学，最后到帝国大学，已形成一个培养“英才”的学校系统，而且这个系统是作为学校体系的主体在发挥着功能和作用的。至此，日本的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基本上确定了。

① 参阅王桂《日本教育史》，第 161 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治维新后期的学校教育中，天皇制的影响愈加深重了。突出表现在 1890 年 10 月天皇《教育敕语》的颁布。《敕语》要求教师要为天皇制效劳；学生要忠诚于天皇，服从国法、鼓励学习，战时要为天皇英勇作战和献身。天皇的《敕语》成了日本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原则。为贯彻这一原则，文部省要求学校举行仪式时，必须悬挂天皇的“御影”，唱歌颂天皇的赞歌，如果对此奉行不利，便要受到制裁。还规定中学增设兵式体育课，中等师范学校实施准军队教育，过军事化生活。总之，《教育敕语》是日本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对日本的学校教育具有绝对影响。这表明，日本教育中军国主义和皇权主义的色彩更加浓烈了。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在 19 世纪 80 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近代化和军国主义化的教育日臻完备。1889 年 2 月，天皇制政府颁布了帝国宪法，确认了天皇制国家为君主立宪制，这标志着明治维新改革运动的终结。

关于中国清末维新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教育。19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其资本少、规模小、技术落后，在资金和产品市场上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都存在着依赖关系。与此相适应，主张在不消灭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改变现实的经济、教育乃至政治的改良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有冯桂芬、容闳、何君、胡礼垣、郑观应等。在教育方面，他们提出学西学、设学校、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派青年出国留学、改良科举制度等主张，借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世纪 90 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也日益加深，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加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号召在京的 1000 多名会试举人，联名写信给皇帝，请求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他们提出了改良主义纲领：政治上，反对屈辱投降和君主专制，要求反抗侵略和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经济上，反对由官僚资本操纵的官办企业，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文化教育上，主张开展资产阶级文化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此后，“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蓬勃发展起来。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不能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且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又多是从地主和官僚中转化而来，与封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既不可能提出彻底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纲领，也不可能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寻找依靠的力量。他们的主张、要求只能是改良的，他们的地位只能是孤立的，他们所领导的维新运动只能是失败的。

清末的维新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维新派所提出的改良教育的主张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还是具有很大影响的。

当时维新派关于改良教育的主张和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有：

第一，组织学会，这是维新派进行维新教育的主要途径。最著名的学会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于 1895 年在北京，不久又在上海设立的强学会和 1898 年在北京设立的保国会，谭嗣同等在湖南所组织的南学会和湘学会等。此外，各省也设有宣扬维新思想的学会，如粤学会、桂学会、蜀学会、闽学会、浙学会、陕学会、苏学会等。学会所进行的活动以翻译、发行报刊、学术讲演为主。另外，各地还设有各种特殊的研究学术和社会改良的学会。如：农学

会、算学会、读书会、女学会、禁烟会等。

第二，兴办学校，这是培养维新人才和传播维新思想的重要途径。其中有康有为于 1891—1895 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的“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

同于 1897—1898 年在长沙主办的“时务学堂”，严复于 1894 年在北京创办

的“画艺学堂”，谭嗣同等还于 1897 年创办了“浏阳算学馆”，陈芝冒等于

1898 年在广州创设了“时敏学堂”。同时，维新派也提倡对女子的教育，梁

启超于 1897 年在上海倡议女学，而吴怀疚和经元善等则办起了“务本女学” 和“经正女学”。

第三，设立报馆，这也是维新派大力宣传维新思想而不遗余力的措施。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报纸有康有为于 1895 年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梁启

超于 1896 年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严复于 1897 年在天津创办的《国闻

汇编》，以及谭嗣同于 1891 年在湖南主编的《湘报》等。

通过这些学会、学校、报纸，维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并配合当时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要求，很快就形成为社会上一种重要的政治势力。这个势力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在推进中国近代文化教育进步方面，影响力更强。主要体现在：

第一，由于光绪皇帝采纳了维新派一些主张，提出了几项改革教育的措施，如确立培养“通经济变”之才的教育方针；废止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等，这些改革措施对改变清末的学风和学习内容以及对发展新式学校的教育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维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伦理纲常，“民权”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这就为人民思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作了一定的准备。

第三，维新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文化革新运动，运动中提出的关于倡导科学、翻译西书、出版新刊、创办学校、改变科举制度等主张都反映了资本主义文化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渗透，所举行的各式活动都有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第四，由于维新运动的影响，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官僚买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型的公立普通学校。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津海关道盛宣怀于 1895 年在天津创办的“中西学堂”（1903 年改为“北洋大学堂”）和 1897 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即以后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公立学校的创办，无疑是一种创新，这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无论是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还是在中国变法维新运动中都出现了一批主张维新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们不仅为维新运动发挥了先导作用，而且为亚洲近代教育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活跃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家的代表是福泽谕吉和森有礼。

福泽谕吉（1835—1901），出生于大阪的一个低级藩士家庭。1858 年开始教学生涯，直至 1907 年逝世。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于日本的教育事业和传播西方文明的工作，是日本明治时期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其主要教育思想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人权平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他在《福翁自传》、《劝学篇》中都阐述了这个观点。

第二，主张“以数理为基础，培养独立性”的教育方针，即培养的人才

一方面要掌握数、理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要具有日本民族的独立精神。第三，主张严肃的治学精神，并以此教导他的学生。

第四，主张私学独立于政府之外，反对政府对学校的干涉。

福泽谕吉一生撰写、翻译了 60 多部著作，培养了数以万计人才，为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为日本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晚年归附三菱、三井等财阀。中日甲午战争时，是强硬的主战派。

森有礼（1847—1889），出生于鹿岛的一个藩士家庭，19 岁时留学英国，后又到美国学习，明治维新时回到国内。

森有礼 1884 年任明治政府第一任文部大臣，1889 年被暗杀。他任文部大臣的时间虽短，却为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曾为改革日本的教育制度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对日本教育改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森有礼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国民教育论，即国家主义思想。这是他从德国

移植到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想就是要求教育方面的一切设施都要以国家为目标，为实现国家的富强而服务。具体体现在：

第一，国家主义教育制度，是西洋的科学技术与日本传统的结合，其既重视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实业教育，又强调日本的传统道德、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思想教育。

第二，在国家主义教育制度中，实业教育居于重要地位。森有礼认为靠实业教育培养人才是日本富强的根本途径，所以在实践中他非常重视创办实业学校。

第三，重视师范教育，森有礼认为国民教育是管理国家的根本，而教师在培养人才方面可发挥“桥梁”作用，因而他强调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他对师范生提出了“顺良”、“信爱”和“威严” 三原则，并让师范生穿军装，受军训，过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他之所以这样严格要求，就在于他认为只有师范生的思想和行为作风变了，才能对小学生灌输同样的教育。

森有礼是日本近代教育的奠基者，他所制定的日本教育制度一直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变法维新运动中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家的代表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

康有为（1858—1927），出生于广东南海县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22 岁起，开始接触西学，主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中起了发动和领导的作用。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教育的作用，他认为教育是国家富强之本，是人的善恶智愚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关于教育的内容，他主张变科举、兴学校，主张“新学”，培养新学人才为救亡图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

第三，关于学校教育的系统、内容与方法，康有为拟制了一个在他看来是理想的教育体制。其中包括学校按不同年龄分为小、中、大三级，重视实科教学，提倡普及教育，开展对儿童多方面的培养活动，注意儿童德、智、体全面发展等。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全面的有系统的富有资产阶级性的教育体制，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在教育内容方面，由于他认为“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所以他主张学生应该学习“天文、地、

矿、律、光、重、化、机器、武备、驾学、测量、图绘”等①。在教学方法方面，他主张用比较法来进行教学，以过去说明现在，以“西学”来证明“中学”。同时他对清代研究学术的“考证”方法也有丰富和发展，他的考证不仅是中国的“上下古今”，而且还广泛考查欧美，用以比较，其目的在于证明他的变法维新思想不仅符合“西学”，也适用于“中学”。

康有为从 1891 年起在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 4 年，在这个过程中，他完成

了 3 部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学改制考》和《大同书》，这些著作不仅是他教学的重要教材，更是他领导的维新运动的理论依据。在这些作品中不乏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给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以有力的抨击，同时也展示了他所向往的通过教育要达到的最高社会目标——建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他并不理解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其理想的真正道路。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堕落到时代的后面。

梁启超（1873—1929），广东省新会县人，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曾受业于康有为门下，并帮助其从事了各种维新活动，特别是他主办的一些报刊，对揭露当时清朝封建统治和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起过积极作用。

梁起超的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是变法之本。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都以教育为转移，变法主要靠教育来实现，只有先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然后才能在中国实现“民权”政体，使中国转弱为强。

第二，兴学校变科举，他认为，兴学校是立国之本，国家富强归于学校，而要兴学校首先要变科举。他还提出变科举的上、中、下三策。所谓“上策”，是把学校出身与科学出身等同起来，即“含科举于学校”；所谓“中策”，就是“多设诸科”，如明经、明算、明医、技艺、兵法等；所谓“下策”，乃是加试政治、历史、时务、算术、格致等“实学”。

第三，教育应有正确的目的。他认为，教育如无目的，或目的错误，那将是危险的。他对当时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批判，并提出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一种“特色之国民”或“新民”，能团结一起“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

第四，教育应有系统，应循序渐进。他考察了日本教育制度，主张应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状况有阶段地分时期地对儿童进行教育，并提出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第五，提倡“民权”思想，而且他提出，要在中国实行民权政治，首先要做开通民智的工作。

第六，主张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而其中又特别注重道德教育，贯彻“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基本原则。

第七，提倡女学教育。他认为女子受教育可帮助增加生产，可以使家庭和睦，可以教育儿女，可以养育健强的儿童。

梁起超的教育思想中有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成份，特别是变法失败逃亡到日本之后，他学习并介绍了许多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思想。这种学习和宣传不仅促使他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严复（1853—1921），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资本主义

① 参阅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 117 页。

文化思想的人物。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是其译著的杰出代表作，对当时维新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严复的教育思想主要有：

第一，教育救国论和“西学”救亡论。严复同康有为、梁起超一样，把教育作为维新运动的首要任务。他认为救国的要政就在于教育，在于教育学生体、智、德三方面的发展。同时他认为，19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中，要自救，就必须在各方面学习西学。因为他比较中西事理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好古而忽今，西方人力今以胜古；中国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是循环往复的，西方人则是日进无疆，进化不已的。所以他主张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亡图存。

第二，庸俗进化论。他在《政治学讲义》中说“宇宙有至大公例，日万化皆渐而无顿”，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变化只能是渐变而不能突变。因此，他主张维新变法，但坚持“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他认为可以不用革命的办法来推翻清朝的统治，而只靠教育的力量渐渐地改变人心开通民智来救国。第三，批判旧文化教育，提倡新文化教育。严复对旧文化教育的批判主

要表现在反对八股和对当时的学术以及治学方法进行批判上，对新文化教育的提倡主要通过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很多新书，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已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定》、亚当·斯密的《原富》等。通过这些译著，他介绍了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和西方的政治、哲学等各方面的思想。此外，他还努力提倡多办学校，实行义务教育，他对中等和高等教育都有自己独道的主张。他也重视留学教育，特别注意留学生出洋之前应学习西方语言。

在严复的思想中，承认事物是变化的，这点与当时封建卫道士们所宣物的“循环论”、“复古论”是直接对立的，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的叛逆，具有进步意义。但到后期，严复也倒退到主张复古，政治上逐渐堕落到与革命为敌，丧失了原有的精神而向封建文化投降了。

谭嗣同（1865—1898），在变法维新中，是一个坚决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和提倡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向封建伦理道德猛烈进攻的战士。

谭嗣同的教育思想包括：

第一，批判封建教育。他认为当时的读书人，徒尚空谈、不务实学。造成这种不学无术的主要原因在于科举制度，所以他坚决主张废除科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封建“三纲五常”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认为“三纲五常”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束缚人民身心的枷锁，“一切刑律”都是根据它制定出来的，他主张父子平等、夫妇平等，没有百姓为君主“守节”的道德，而君王的作用该是为人民办事，否则，人民可以起来反抗。

第二，提倡新文化教育。他主张广兴学校，改变学校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他努力提倡实行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同时他对创办学会、办报纸也不遗余力。

第三，主张先变法后教育。他认为先取得政权以变法，而后才能正人心，教育才能发挥作用。

谭嗣同对封建教育制度及伦理纲常的抨击和批判是猛烈的，但没有进行到底。在封建统治者疯狂镇压维新运动时，他与康有为、林旭、杨秀深等人一起被杀害了。不可否认，谭嗣同在反封建文化教育斗争中是最杰出的一员，是维新运动中最激进的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