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业的繁荣

随着近代机械印刷术在亚洲主要国家的流传,随着这些国家广大知识界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需要的与日俱增,图书出版业也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

从图书出版机构的分类来看,在日本,有影响的图书出版机构是这样一些出版社:首先,教学用书出版社,如 1881 年创立的三省堂、1909 年创立的讲谈社、东京书籍株式公社、以及 1918 年创建的大修馆书店等。其次,学术著作出版社,如 1896 年成立的同文馆出版社、1898 年成立的风间书店、1913 年成立的岩波书店等。第三,专业用书出版社,如 1875 年问世的金原出版社、1901 年创办的南山社等,专门出版医学、药学书籍;1903 年成立的第一法规出版社专门出版法律用书;1912 年成立的日本交通公社出版事业局出版旅游用书;1907 年成立的研究社则专门出版英语读物。第四,科学知识出版社,如 1912 年成立的诚文堂新光社等。

日本出版社中,教育和学术出版社所占比重是比较大的,可见明治时期对发展教育、开展学术是相当重视的。

斯里兰卡在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也建立了一批不同类型的出版

社,促进了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如 1876 年成立了以出版历史、艺术、法律、医学和技术教育书籍为主的凯夫出版社;1898 年又成立了一个出版艺术、历史书籍的德锡尔佛父子有限公司;1904 年成立了出版文学和技术类图书的巴斯蒂恩有限公司;1913 年成立了以出版教育书籍和通俗读物为主的根塞纳有

限公司。

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社、布莱克尔出版社和朗曼林出版社于 20 世纪初在印度都建立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并出版发行了供印度学校和学院使用的各种教科书,对印度教育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印度尼西亚于 1908 年成立了土著学校及普通读物编辑委员会,又称民众读物委员会。1917 年在荷兰人占领时期,该会改名为国家图书出版局,向全国出版发行了各种图书,从此,印尼的图书出版业开始起步。

中国的图书出版机构有这样几种类型:

古籍翻印,其中最有名的是 1879 年英商美查在上海设立的点石斋石印书

局,该局采用由奥国人逊纳菲尔德发明的并于 19 世纪 30 年代传至亚洲的石印术翻印了不少古籍。如李汝珍的《镜花缘》、王墀编绘的《红楼梦图詠》、漱六山房(张春帆)的《九尾龟》等。同时也出版大型工具书,如石印本《康熙字典》颇受称道。继点石斋石印书局之后,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书局、鸿文书局等石印书出版机构也纷纷成立。有的不仅石印古籍,也石印彩画、画报等。

教科书出版机构,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兴起,教科书出版业开始兴旺。当时从事教科书出版的书局很多,如广智书局、文澜书局、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南洋公学等。后来,中国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中华书局等也以出版教科书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就教科书的出版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竞争,并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直到 1917 年,由于其他书局的界入,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教会书籍出版机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出版机构有墨海书馆和美华书馆,主要出版《圣经》等宗教书和一些科学启蒙读物。19 世纪下半叶,传教士又创办了广学会、格致书院、益智书会,以及大英圣书公会、大美圣约会、苏格兰圣经会等出版机构。据不完全统计,至 1890 年,这些出

版机构出版的中文书籍就有 1000 多种。尤其是广学会,自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出任督办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其出版业有了很大发展,每年出版的新书和重版的旧书可达上百种。这些书绝大部分是属于宗教性质的,也有一些是有关科学、地理、历史方面的,出版这些书的主要目的是企图从思想上, 精神上起到麻痹、毒害中国人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客观上也起到介绍有关知识的作用。

翻译出版机构,中国近代第一个翻译机构是 1862 年开办的北京同文馆,

而评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则是 1868 年开馆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它为适应当时外交往来和军事生产的需要翻译出版了不少欧美书籍。中法战争后,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获得较大发展,除原来官办的翻译出版机构外,私人的译书局也开办起来了。如 1897 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设立了农学会,曾翻译农书百余种;是年,梁启超等集资在上海创办了大同译书局,翻译了各国变法之书、宪法书和商务书;1898 年,董康、赵元益等集资在上海成立了译书公会。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书籍也从英文、法文扩大到俄文、日文,特别是随着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多,日文书籍的翻译出版尤为兴盛。从翻译的内容来看,有民主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哲学等,至 20 世纪初,又发展到文学,而且还出了一批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翻译家,其中严复及其所译《天演论》,林纾及其所译《茶花女遗事》最著名,影响最广。

从图书形式的变革来看,日本明治初期出版的图书主要是用日本纸张印

制的线装本。1876 年,由于学习了西方印制技术,进行纸张印制方面的改革, 使用生产的西洋纸张,开始出现了“洋装书”,“洋装书”的问世,是日本图书形式变革的主要标志。

在中国近代前期,图书是用手工雕版印刷或木活字印刷,使用软纸、沿用线装的。新式机械印刷术传入后,不仅用机器铅印取代了手工印刷,而且还导致了造纸材料的变革而产生了“洋纸”,取代软纸后便实行双面印刷, 并改革线装,实行图书的平装和精装,满足了人们对图书的需要。

日本、中国对近代图书出版形式的变革,有力地推动了亚洲图书出版业的发展。

从书市的兴起来看,日本书市的发展是在 1887 年左右。这是因为明治后期,人们追求新知识蔚然成风。东京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也是文化中心。在东京,学校林立,人文荟萃,旺盛的读书风气不仅刺激了大批出版社的创立,也刺激了大量书店的成立。那设置在一些繁华街道的新旧书店, 常是文人学者和青年学生光顾的地方。东京的书市在亚洲国家中是颇有名气的。

中国的书市更具有特色。在中国,不仅有北京琉璃厂、上海棋盘街这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旧书市的存在与发展,也有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这样的新书业的崛起与开拓。

琉璃厂旧书市的特点是不仅经营古籍,还经营与文化人关系密切的用品,如古董、眼镜、烟筒等日用杂物,这样的店铺彼彼皆是。上海棋盘街的旧书业经过戊戌变法,清政府实行“新政”后,在经营种类上也发生显著变化,旧书店在经售古籍、医书、小说同时,还增加了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书出版等内容,使经售业务增添了新的色彩。

北京琉璃厂和上海棋盘街是当时中国旧书业的集中代表。除此,山东省聊城、四川省成都等地,也有着一定规模的旧书业。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又出现了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为代表的新书业,其经营特点是这样的:商务印书馆自 1902 年起由张元济任所长,这是一位学贯中西、有远见、有开拓精神的出版事业家。在他主持下, 商务不仅重视教科书的出版,更重视汉译科技和社会科学名著的出版。其先后编印的《汉译世界名著》和《自然科学小丛书》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对沟通中西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是位精明强干、刚毅果断的人,局长、总经理、编译所所长、发行所所长等职一人独兼。在其主持下,主要从事教科书的出版,后又从事印刷,其彩印居全国之冠。

世界书局的创办人是沈知方,其主要出版通俗小说,如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春明外史》、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程小青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霍桑探案》等,都是风行国内外,畅销几十年的作品。

书市的繁荣,书业的发展是图书出版业兴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中国对书市、书业的注重,是其近代图书出版业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出版法令的制订来看,亚洲国家中最早制订并颁布国内版权法的是日本。明治政府在 1889 年颁布日本第一部宪法的同时,制订了国内版权法。

中国清朝政府于 1910 年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但不久,爆发了武昌起义,清朝统治被推翻,其颁布的出版法令也随之失去法律效力。不过它对后来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出版法令曾产生过一定影响。

1914 年,袁世凯政府为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制订了《出版法》,1915 年又制订颁布了《著作权法》。这两个法令对著作人、出版者及出版物都规定了苛刻的条令,其实袁世凯的实际迫害,远远超越了法令的规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