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言对社会结构的反作用

目前对语言学的研究语言能否改变人的长相传说使原始人产生了认祖行为原始人怎样认出父亲父亲的“出现”改变了原始社会的结构传说促进了大社会的形成非洲的格里奥不同语言导致的社会鸿沟语言对认知思维的影响我们靠我们大脑的质量生活整体与个体

一般来说，人类发明的任何东西，都将对人类产生某种意想不到的反作用，从而也在改造人类自己。不过，在研究中人们往往注意这些新东西的直接作用，而忽略了它们的间接作用、潜作用或反作用，对于人类两项最伟大的发明，即语言和文字，亦不例外。

几年前新出版了一本《语言学概要》，用于大学文科的教学，内容共分八章，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章语言的本质，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语言是符号体系。

第二章语音，语音的生理和物理属性，音位，语音的分类、结合、选择与调整，及其变化。

第三章语义，语义的类型，词义的类型，义素分析与语义场，句子的结构与意义，语义在使用中的变化，词义的历史演变。

第四章词汇，词汇单位，词的结构及民族特点，词的音义结合关系，词汇的组成及发展变化，词语的运用。

第五章语法，语法及其单位，语法的内容和形式，句法结构，句式的选择与语序变换，语法的历史演变。

第六章文字，文字的性质与作用，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文字的借用与传播，文字的创制与改革。

第七章语言与社会，语言同社会的依存关系（语言依赖于社会，社会的分化与统一影响语言的发展，语言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语言的变化反映社会的变迁（语言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变化，“语言遗迹”所反映的古代经济生活，语言演变所反映的文化变革），语言的社会变体（语言的全民性和社会变体，语言社会变体的形成和运用，消除语言污染。注：变体指不同职业、身份、宗教的群体使用不同的词汇或行话、黑话。例如，小偷称上衣兜为“天窗”，下兜为“中仓”、裤兜为“底仓”，上火车为“登轮子”；旧时商人将数字一至十称为旦底、挖工、横川、侧目、缺丑、断大、皂底、公头、未丸、田心。实际上这是一套谜字，用谜面来代替谜底）。

第八章语言与思维，语言怎样帮助我们思维，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思维的语言表现，语言与表象思维，内部语言（沉思默想时，发音器官仍在微弱地按照说话的模式运动着）。

从上述内容，人们可以粗浅地了解语言学家整天在忙些什么。不过，对老百姓来说，有没有语言学家，并不妨碍他们熟练地使用语言去交流信息、说俏皮话、讲故事、骂大街、挖苦人、侃大山。

有人可能会注意到，某个小地方的人的长相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即俗话所说一方水土一方人。这种长相的相似性，可能与地理、气候、水质、食物、风俗、职业有关。有趣的是，外乡人长住某处，他的长相或气质可能会逐渐与当地人趋同。我们怀疑这种现象还与语言有关，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即每个小区域的人们的语言，在语音、语气、语调、语色上都

有其特殊性。这种差异造成他们在说话时的神态、表情、面部肌肉动作与其他区域的人有所不同。也就是说，语言的差异可以造成面部结构的差异，即面貌、长相的不同。事实上，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有其特色，人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声音来识别出他。这种说话声音不同主要与内在发音器官（嗓子）有关，但也与外部发音器官（嘴型及改变嘴型的面部肌肉）有关。因此，当一个人改变原来的语言或说话语气时，其面部形状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说语言可以反作用于人的面貌，可惜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没有在《语言学概要》之类的专著中找到。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走下去，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语言对人类社会结构存在的反作用。

当原始人处于群居群婚状态时，他们使用着丰富的体态语言来交流信息。后来他们又创造发明出了语言，可以彼此交谈，也可以通过第三者交谈

（我们称之为“传话”，这是使用语言的一项重大进步）。这时，他们不仅能记住某个成员的音容笑貌，还能记住他曾说过的话和故事，即使他已经逝世。如果一个年老的成员，能够将已故的朋友的话或故事转告给年幼的成员，即实现了隔代的信息传递，他们便发现并实际使用了一项划时代的新工具：传说（对传说的解释和夸张则形成神话）。

传说是一种记录和传输信息的工具，这是它的直接功能或作用。但是它的出现却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结构，这是当初的原始人所始料未及的，也是现代的人们才刚刚开始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人类对自己行为的主观记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有记载的历史，我们只能追溯到传说产生的那个时期。

第一，传说使原始人产生了认祖行为。他们除了认识自己的母亲（许多动物都有这种能力），也能够认识自己的祖母，或者说是听说过这个祖母的存在。通过传说，他们终于知道自己有个始祖母或老祖母。这种认祖行为，导致了氏族与部落的形成，有着共同祖母的群体形成了氏族，有着共同老祖母的若干群体形成了部落，有着共同始祖母的更多群体便形成了民族。也就是说，传说促进了原始人对血缘亲疏的分辨和区分，使他们产生了小集团、大集团、亲近集团、疏远集团、敌对集团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血缘亲疏的分别，还由于服饰、风俗、语音语调的不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而其原动力则在于认祖行为，而认祖行为的最可靠依据则是传说。

第二，传说使原始人认出了父亲。许多动物都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人类的早期也是如此。那么，人类是如何认出自己的父亲来呢？还是由于传说。我们推测，当初的原始人群落成员总数并不多，群落与群落之间的交往也少。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那时的遗传基因比较纯洁（现代人的遗传基因，可能流入了远在千里、万里之遥的人的基因），因此子女的长相和性情要比现代人更像他们的父母（而且子女长大以后，其“职业”也与父母相同，使他们更加相似）。

对于女儿像母亲，原始人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某些男孩像某个成年男子，或许还同时像某个老年男子（似乎存在着隔代遗传的现象，即后代子孙中会出现酷似先辈祖宗的状况），原始人便会困惑不解或不予理会。终于有一天，原始人中的一位老妇人发现自己的成年儿子，几乎与当年和自己相好的某个男子（原始人的寿命较短，男子的寿命可能更短）长得一模一样，而另一个儿子，则与另一个当年相好的男子长得极为相似，而她还很清楚地记

忆着当年相好的浪漫史，她开始察觉到某个儿子与某个当年相好的男子存在着某种联系。于是，在漫漫的长夜，在黑乎乎的山洞里，在篝火的照耀下，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孩子们（小孩子、大孩子、成年孩子）听。

这些孩子（首先是男孩儿）大眼瞪小眼，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寻找分辨着彼此的相似性，开始了子认父、父认子的过程。当这种相似性被母亲或相好的女人所证实的时候，子与父之间便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关系，从此他们便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再以后女儿也认出了父亲。通过传说，原始人开始认识了或知道了自己的男性祖先。

第三，父亲的“出现”改变了原始社会的结构。首先男子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如果子女只知其母，而不承认父亲在血缘上的作用，那么男子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只能凭借体力（如动物一样）来获得，而无法获得天然的血缘的帮助，他们随时会被别的男子所取代。当子女承认了父亲的血缘作用之后，他的地位便得到了儿子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之前则是挑战，实际上从挑战到支持或服从，经历了漫长的甚至是血腥的过程）。

其次，父亲的“出现”导致了家庭的形成。由于父亲与子女的血缘关系得到承认，父子之间逐渐形成了更多的相互责任与义务。这使他们更经常地生活在一起，父亲和母亲开始共同地讨论协商与子女有关的事情。这时家庭的基础已经形成，只差一间共同居住的房子了。同时，男子在血缘关系中的作用，以及作为父亲的责任和义务，使原始人逐渐产生对女子保持贞操的要求（这实际上也是对男子的约束，但后来社会比较宽容男子的犯规，而对女子的犯规则很严厉。其中一个因素便是女人对女人的犯规产生的是嫉妒和气愤，男人对男人的犯规则表示同情和羡慕，当然更重要的因素是长期的夫权统治）。这样便约束了女子和男子的开放型配偶关系（群婚），使他们的配偶范围越来越小，直至减少到一男一女的程度。这时便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并有了婚礼风俗（向世人宣告他们建立了配偶关系，使其他男子女子绝了相好的念头）。

家庭的出现，导致了原始社会的解体，群居群婚群采群食的生活方式，逐渐被一夫一妻几个孩子的共同劳动生活方式所取代（当然他们还经常与其他人一起参加集体活动）。家庭私有财产也越来越多，不同家庭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商品交换也开始出现了。

第四，传说促进了大社会的形成。由于父亲在血缘关系上的作用日益被社会所尊重，因此不同部落之间的成员的通婚，往往承担着“婚姻符号”的作用。它能够使两个部落之间的血缘关系更加紧密或者建立起新的血缘关系。这种方法一直推广到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家与国家之间（通常由贵族子女或皇族女儿承担）。

同时，传说记录着不同部落不同区域之间的恩恩怨怨，随着人类使用传说的时间越长，传说记录的这种信息也越来越多。因此，居住在某一地区的原始人，可以通过传说了解到远方的人的生活和历史。当他们真的与那些远方人打交道时，便不是从零开始，而是老相识。这使他们产生了认同感，或者至少接受了对方的存在。这样有助于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从而有助于大社会的出现。

任何大社会能够形成的基础，首先在于该大社会的各部分成员存在着足够多的信息交流。原始社会交通不便，相隔遥远的人们的信息交流，是通过传说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

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我国丰富的远古传说中记录的远古信息，至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种原因是“空口无凭”的观念作祟。其实这只是有了文字以后才产生的观念，把它用于远古的祖先并不公平（那时没有录音技术，无法将耳听为“虚”转变为耳听为实）。另一种原因则是传说所记录的信息，有可能被后世人加以改造增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父亲的“出现”，使得远古传说中的母系祖先体系遭到了破坏。我们的远古祖先显然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而父亲的“出现”又要求建立父系祖先体系。这种混乱后来又受到部落联姻的火上加油，从而使远古传说所记录的信息变得难以相信，因为它已经矛盾百出。

另外，由于现在的人们经常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他们想当然地也把古人想象成自己的样子。其实，我国古代非常重视言必信、言必真、言必诚的行为规则，所谓一言即出、驷马难追，泼出的水收不回来，都是对这种行为规则的补充。因此，把远古传说视为远古人的欺骗或开玩笑，实在是不肖子孙对老祖宗的不敬不孝。另外，人们还怀疑远古人是否有能力记忆那么多的信息，这是一个难以证实的问题。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一万年前的古人，其智力与今人并无什么差别（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一万年的时间实在不足以使人的肉体结构产生什么可以察觉的变化）。

在古老的非洲大地上，有一种被称为格里奥的人，他们是口头传说的主要传播者，即乐师兼说书人。马里著名的学者阿马杜·哈姆巴特·巴对非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据说格里奥一般要经过 21 年的潜心学习和研究，才能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事情记诵下来，并可以补充一些新发生的重要事情。因此，他认为，无论怎样强调非洲口头传说的重要性，其实都不过分。当老人一旦去世，整个知识宝库亦随之而去。在只有口头传说而没有书面记载的社会，通过集体知识保护人的口传，才能把故事、传说和诗歌、社会道德的价值观念和宗教、对神秘力量的驾驭，各种工艺起源的奥秘，以及对过去和现在各种事件的详细情况，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让我们听一听格里奥吟诵的最初的创世经过：“除神以外，一无所有，神是活的净空，可能在思考着那应首先存在之物。无始无终的时间是神的住所。神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马阿·恩加拉。马阿·恩加拉希望有人知道他。于是他创造了崇拜者，一个分为九格的奇妙的蛋（使我们想起九宫格和洛书），并在蛋中引入了九个基本生存状态。”后来，从蛋中诞生 20 种不可思

议的东西组成了天地万物，马阿·恩加拉从 20 种东西中各取一点，并混合起来，然后向它喷了一口火，于是创造了人。

许多古老民族都曾有过类似格里奥的专职人员，社会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就是记忆并传诵本部落本民族的历史。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至今仍在用口头传说来吟诵本民族的历史源流，构成一部部壮丽的史诗。可惜，在中原地区的汉族，这种专职人员似乎过早地消失了（许多老人仍在讲远古神话、传说故事，但他们不是专职人员，而专职的说书人亦不大讲远古的传说）。他们吟诵的远古传说只被片断零星地用文字记录下来（或许曾有长篇完整的文字记录，只是已失传了或毁于焚书之类的浩劫），即使如此，其内容仍是极其丰富的。

第五，不同语言使不同民族之间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事实上，不同民族之间的最大差异，除了风俗、服饰、历史渊源之外，最主要的是语言不同。语言不同，使他们彼此之间产生隔阂或不信任，甚至导致纷争和敌

忾；而语言相同或相近，则容易产生认同感和亲近感。在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都曾成功地入主中原并融合于汉族之中。通常认为这是中原文化优越或者说是胃口好能够消化异族文化。其实重要的原因在于语言的融合，即人口相对很少的民族进入一个庞大的语言区，他们只有放弃自己的语言才能被当地人接受或容纳；如果他们想让当地人改变原来的语言，那只能是徒劳无功并使自己陷入孤立之中。因此，可以说，人类的社会之所以形成目前的格局，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类使用着不同的语言。

第六，语言影响人类对事物的认知。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工具的好坏、特点可以影响思维的质量和思维的角度，从而间接地对社会结构发生作用。据说，在阿拉伯语中大约有 6000 个词是用来表示骆驼的，涉及它们的性别、年龄、种类及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显然，骆驼对阿拉伯人的生活极为重要。他们对它的观察极为细致，从而产生了这么多的专用词汇，而这些专用词汇又帮助他们更仔细入微地描述骆驼的信息。或者说，阿拉伯人使用了 6000

个彼此有着不同范畴的词汇，将“骆驼”这个整体事物分割成 6000 个小框架结构，从而把它看“透”了。

不同民族或不同人的思维的目光，可能关注于不同的事物上。将思维目光聚焦于感情之上的民族，他们的语言中必将有丰富的描述细微感情之差异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又使他们的感情更加细微起来。将思维目光聚焦于抽象事物之上的民族，他们的语言必然有丰富的描述抽象概念的词汇；而这些词汇有助于使他们的抽象思维更加精密起来。因此，不同民族由于使用不同的语言，有可能更多地培育出某种类型的天才或杰出人物。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德语富有思辩的精神，具有非常强的抽象表现力，特别有利于抽象型认知结构的确立。这种观点可能是对的，因为德国人似乎更多地崇尚哲理，对待生活和工作始终保持着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并培养出黑格尔、马克思、爱因斯坦这样的世界级伟人。因此，有人建议（参阅 1987

年 3 期《思维科学》的有关文章），一个人要想保持认知结构的合理性、开放性，就应该多掌握几种语言框架，以弥补单一语言对认知结构的负效应。有意思的是，德国人非常谦虚。他们常说，当我们的祖先还穴居在树林

里时，中国人民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看来，我们也有必要谦虚地了解一下德国人现在是怎样做的。西德的一位政府官员里森胡贝尔曾说：“从长远看，只有我们成为一个科学大国，我们才能在国际上同别人竞争。我们靠我们大脑的质量生活，而不是靠别的什么东西生活。”因此，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国宝不是大熊猫，而是有杰出智慧的学者，即高质量的大脑。如果一个民族总是歧视拥有高质量大脑的人才，总是要到他们受尽磨难之后才承认他们的成绩，那么这个民族是无法与德国那样的民族进行竞争的。因为许多优秀的大脑由于肉体的折磨而无法有效地工作或丧失了工作能力。

我们简单地介绍了语言对社会结构的反作用，毋庸讳言，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知之甚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及在某些政策制定时（例如，前几年的顶替政策，原意是解决青年待业问题，实施后却导致企业员工的素质下降等许多新矛盾），常常只注意某种事物或行为的直接作用，而对它们的潜作用、反作用考虑得较少。显然，这是一种思维局限性。至于这种思维的局限性，是否与汉语的结构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有趣的是，在汉语中，人的姓名总是姓（代表祖先）在前，名（代表本人）在后，我们描述时间的顺序为年、月，日、时，描述地点的次序是国家、

城市（省）、区、街道、住宅门牌号；而西方人恰恰与我们相反。这种语言习惯，使我们总是将个体埋藏在整体之中，而西方人则总是把个体置于首要和特殊的位置上。我们是通过整体来了解个体（确定个体在整体中的位置），他们则是通过个体来了解整体（确定整体是怎样由个体所组成的）。显然，这种语言差异，导致了行为上的差异，并影响着社会结构的框架。中国文人喜尚玄谈、空谈，习惯了综合性思维，往往从整体上考虑事物，而忽视对具体事物的深入研究。在大学讲授社会学的教授，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世界社会”、“中国社会”的情况，但对他们学校所在的城市情况却一无所知。因此，毛泽东提倡“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确实有着重要意义。

不过，中国人喜欢思考大问题、远问题，并不一定全是语言的作用，因为社会结构对人的思维和语言亦有作用。当“麻雀”有后台或关系网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还愿意去“解剖”它。总之，语言与思维的相互作用，语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极其复杂，我们也只是泛泛而谈、空空而论，比古人也高明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