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符号的法律问题

符号与信息的联姻(群婚，一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 符号与使用者(朕与曌，使用权与享用权，请皇帝为小行星命名，知道权与管辖权) 假符号和误符号(黑猩猩“马伊克”，动物行骗，“雍正无头”，梦话与酒话，草木皆兵与疑人偷斧，耳鸣) 隐符号和反符号(缺衣少食，媒人的话和老汉的遗嘱，“机”不可失，《红楼梦》的隐符号，逢凶化吉法和扫晴娘，反符号与零符号)

我们多次提到符号的法律问题，好像多么郑重其事，其实，这是因为我们一时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来描述符号使用过程中的某些现象。这类现象相当庞杂，似乎还找不到比较清晰或现成的方式来描述它们，只能择其重点分别叙述之。

符号与信息的联姻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符号的初始意义或原本作用，是用来承载信息的。因此，每一个符号都对应着一定的信息，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即符号形式与符号内容通常具有排他性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这种情况的最理想形式，就好像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时的对号入座，每个座位都为一个人并只为一个人服务，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并只有一个座位。

换句话说，符号与信息的关系，其搭配的过程可能很复杂，正如男女青年找对象一样，某种符号需要表示一个合适的信息内容，某种信息也需要找一个适当的符号形式，有情人终成眷属。符号与信息建立了联姻关系，并且是一妻一夫制的婚姻，白头到老，永不变心。

据说，人类的婚姻形式最初是群婚，即一个男子或女子，都可以在群体中与任何一个男子或女子建立配偶关系。我们推测，符号与信息之间也曾经历过“群婚”阶段，即一种符号今天可以表示这个信息，明天则又用来表示那个信息。也就是说，符号与内容之间只存在短暂的临时的联系，它们几乎是完全自由的。

人类经过漫长的群婚阶段，逐渐出现了有某种程度约束的婚姻形式，即一个男子或女子只能与群体中有限的男子或女子建立配偶关系。其中一种主要的形式便是“约束”婚（某一小团体的男子只可以与另一小团体的女子建立配偶关系，反之亦然）。我们推测，符号与信息之间也曾经历过“约束婚” 阶段。那时，某个符号可以表示并只可以表示某类信息，某个信息可以用并只可以用某类符号来表示。这时，符号与信息之间已有了某种稳定的联系，当然它们也就丧失了部分的自由。

接下来，不知怎么搞的，人类的婚姻出现了一妻多夫制，即一个女子可与多个男子建立配偶关系，而一个男子只能与一个女子建立配偶关系（通常认为是由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提高了，也可能由于男女比例失调，如成年男子死亡率高，或女子性成熟较早）。我们相信，符号与信息之间也曾出现过“一妻多夫制”的关系。那时人类发明创造出来的符号数量较少，而需要表达的信息内容较多。这可以从伏羲发明八卦符号用以表示万事万物的情况得到证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易经·说卦传》，乾这个符号被用来表示天、圜、君、父、云、金、寒、冰、大赤、良马、老马、瘠马、驳马、木果等多种信息。目前，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妻多夫制的婚姻形式已被法律禁止，但在实际生活中，仍存在着某种“面首”现象；而在符号与信息的关系

中，则普遍存在着一个符号可以表示多种信息的情况，我们只能根据上下文或特定环境来判断它所表示的确切内容。这是因为符号与信息的关系被古人确定后，它们便被流传了下来。

接下来，不知怎么搞的，人类的婚姻又出现了一夫多妻制，即一个男子可与多个女子建立配偶关系，而一个女子只能与一个男子建立配偶关系。我们相信，符号与信息之间也出现“一夫多妻制”的关系。到这个阶段，人类似乎兴起了创造符号热，人们为了创造符号而去创造符号。另外，人类的团体结构也越聚越大，原来某团体用这个符号表示一个信息，另一个团体则用那个符号表示同一个信息。当两个团体变成一个大团体时，这两个符号都被继承下来。于是同一个信息至少有了两个符号，如此演变下去，符号与信息的“一夫多妻制”现象便得到了发扬光大。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形式已被目前的法律所禁止，当然暗地里仍有其残留。但是，符号与信息的“一夫多妻制” 则堂而皇之地通行于天下。这是因为人不是机器，而是有着丰富感情的有着各自爱好的活生生的“灵物”，他们天生讨厌单调与复杂，天生具有幽默感或恶作剧的爱好。一个信息用多种符号来表示，可使生活变得丰富有趣。事实上，从信息传输效率角度来说，这是对符号形式的浪费，也是对思维能力的浪费。不过，看来人类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并不太在乎这种浪费，因为还有无数人的大脑，由于种种原因，是被当成动物的大脑来使用的。

目前，人类通行的是一夫一妻制，社会习俗或道德约定，都鼓励夫妻白头偕老，一旦结合便终身不变，尽管在找对象时从理论上说还保留着相当的自由。符号与信息的关系，最普遍的形式也是“一夫一妻制”，对于历史上遗留的其他形式，今人无法改变古人的行为，但是对于新的信息，人们则力求赋予它一个专用的符号，尽管并不总是如愿以偿。

在婚姻生活中，存在着离婚、丧偶、再婚等现象（重婚属于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现象），在符号与信息的关系中，亦有类似的现象。所谓名存实亡，即相当于“丧偶”；废除繁体字，则相当于解除繁体字在现代与该字义的“婚姻”（这里用废除某些简体字为例更恰当些）；起用某些早已不用的符号来表示新的意义，则相当于“再婚”。

我们说，人们在找对象时从理论上说还保留着相当的自由，即所谓的自由恋爱。其实，找对象的自由度相当有限，除了近亲限制、年龄限制、病状限制之外，还受到父母观点、社会观念及地域限制、国籍限制、时间限制、经济限制、身体限制、文化限制、民族限制、政治限制等等。事实上，某种符号与某种信息的结合，也不全是“自由恋爱”，而是出于种种考虑而确定的。显然，在符号与信息的联姻过程中，人或者说符号的使用者，在发挥着真正的作用，正是在这里产生了法律问题。

符号与使用者

据说，在巴布亚人那里，每个部族团体都有本部落特有的文身图案。如果别的部落的人胆敢在身上也刺出同样的图案，则将被视为挑衅行为，如同今日文明世界侵犯了版权或商标权一样，有时甚至会导致战争。

显然，这涉及到符号的专用权问题。我国古代皇帝用“朕”这个字来称呼自己，臣子百姓是不能用的，否则必将被皇帝“格杀勿论”。女皇武则天自己创造了一个“曌”字，来作为自己的名字，这个表示日月当空的字，其他人也是不能用的。更有甚者是“避讳”习俗，凡新皇帝登基，他的名字中所用的字，别人便不能再用，只能改用同义字；实在没有办法时（找不着合

适的同义字），只好将该字在书写时增一笔或减一笔。这种习俗有时也用到子女对父母或朋友之间。《红楼梦》中，贾雨村教林黛玉读书时，发现林黛玉凡“敏”字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后听冷子兴说黛玉母亲名叫贾敏，方解心中疑惑。这说明，不同人对符号的使用权限不同。

新西兰的毛利人，面部刺满繁花是高贵的象征。加洛林群岛的土著人，贵族才有权在背部、臂部、腿部刺上繁多华丽的花纹，非自由人则只允许在手上、脚上刺一些简单的线条。非洲的一些部落，富人可以用牛油、牛尿、牛粪涂身，穷人则只能用木炭灰来涂抹身体。类似的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仍然存在，例如，我们可以从小轿车的等级中，判断乘车人的等级高低。其实，符号的使用权不同，还涉及到其他因素。例如，不懂音乐的人无

法使用音乐符号，文化层次低的人无法使用高档次的符号。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名义上的使用权，而不具有实质的享用权。也就是说，我们对某种东西的权利，可分为许多层次，大体上有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享用权这四个层次，而真正起作用的是享用权。以物质财富为例，如果有人宣称他对月亮拥有所有权，并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如果他能够亲自到月球上，他便可以宣称对月亮拥有占有权，但月亮对他却一无所用。这时他知道月球上有一些东西有使用价值，但却没有能力去使用这些东西，他便只有名义上的使用权。如果他有能力使用月球上的东西来为自己服务，这时他才对月亮拥有了享用权。因此，假若只是宣布某种东西每个人都有所有权，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使用这个东西并享用其服务的话。

对于符号来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可以用商标符号来说明。你可以设计一个商标符号，并宣称对这个符号拥有所有权，但这并没有实际上的意义。如果你将这个商标符号拿到商标管理局登记注册，通过这种手段你获得了对这个商标的占有权，但这时它还没有给你带来任何价值。如果你懂得如何使用这个商标（在自己生产的产品上贴上这个商标，或者出高价转让这个商标的使用权）并从中获得利益，你对这个商标的使用权才能转化为享用权。

至于其他符号，由于没有像商标法那样的明确法规，情况则较混乱。例如姓名，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姓名（也有例外，如皇帝赐名，便不得不遵从），但都无权禁止别人使用相同的姓名，活着无权、死后更无权这样做

（这里涉及到人死后的权利问题，如果要制定姓名法，便涉及到能否与古人或逝者同名的问题，或者说我们是否有权要求子孙不准与我们同名）。

除了使用权之类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命名权的问题。清朝末年，有一位西方天文学家，他在中国游历期间，发现了一颗新的小行星，入乡随俗，他便奏请中国皇帝为这个小行星命名。他离开中国后，又发现了新的小行星，这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自己为这颗小行垦命名。显然，在不同国度或不同文化圈内，命名权的享用也有所不同。我国的年轻夫妇往往要请自己的父母来为自己的孩子起名（现在则多半只是听取意见），这种风俗显示祖父、祖母享有着对孙子、孙女的命名权。

一般来说，命名权属于尊贵者、发明者或发现者，当然有时也由投票来表决。对同一事物的命名，也可能产生争执，如物理学上的焦耳定律，俄国称为楞茨定律，我国则称为焦耳—楞茨定律，透露着中国人的中庸之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涌现，大多数事物的命名，实际上是由少数人或一两个人说了算。他们起的名称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一夜之间便

传遍全球，不管其他人愿意不愿意，都只能接受，只能认可，过去的那种约定俗成的缓慢而又民主的过程或命名方式，已不大再起作用了。其实，无论是约定俗成的命名，还是少数人强加于多数人的命名，在实质上都是一种契约，即对名称与内容之间建立一种约定，或者说安排一个位置，使人类的信息结构与外界的事物结构对应起来。

由于符号与信息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符号的法律问题必然与信息的法律问题紧密相联。例如，知道权，即民众有权知道他们想要知道的信息，因此也有权知道某个符号代表着什么信息；保密权，即出于某种整体利益考虑，使一部分人不知道某些与他们相关的信息，为了实施保密权有可能使用某些特殊的符号（密码、隐语之类），但是滥用保密权有可能损害民众的根本利益，甚至出现杀人灭口、知情获罪的悲剧；管辖权，有关国际或国家机关，有权对符号的使用进行管理，如废除某些符号的流通，起用某些新符号，对符号进行标准化，并享有对某符号所代表的信息的解释权，以及对符号的实施权（如推广普通话、简化字）。

总之，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极为复杂，我们在这里谈的仅是正常情况，即使用符号是为了让对方明确、方便地顺顺利利获得信息。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总是如此，出于某种考虑，人们往往不愿意说大实话，有时也不愿意说明白话，有时甚至用不说话的方式来说话。为了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人们在符号的使用上又翻出了许多新花佯。

假符号和误符号

通常认为，人类发明并使用符号，是为了传递真实的信息。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人类发明符号的目的之一，其实是为了传递假信息（假信息也是一种信息，若从根本意义上说，无所谓真假信息，或者说都是“真”信息，只是接收者发生了误会）。当人类高举火把将自己装扮成凶猛无比的动物时，实际上是向所有动物发出了一个假信息。由于其他动物信以为真，从而丧失了与人类一争高低的勇气，结果弄假成真。英国女学者珍尼·古多尔在非洲密林中观察黑猩猩的生活，记录了一件有趣的案例：一只名叫马伊克的青年公黑猩猩，在群体中原属于地位最低卑的一员，但是它找到了一项新式武器

——废弃的空煤油桶，它多次拿着空油桶来到成年黑猩猩近旁，然后狂乱地敲击空油桶，并毛发直竖、尖声厉叫。它用这种方法慑服了所有的黑猩猩，登上了首领的宝座。显然，人类的火把与马伊克的空油桶并不具有（至少是一开始时）实质上的威力，但是假符号发挥了真作用（当然，仅凭假符号并不能使人类永远处于领先地位，幸而他们及时地又发展出来了真本领，否则结果将与黔之驴一样）。

事实上，原始人在自己身上的装饰符号都是假符号，目的是将自己装扮成某种动物或某种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水浒》里景阳岗的猎户要披上虎皮装成老虎，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人却满口仁义道德，都少不了使用假符号，以期达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效果。

其实，作假或使用假符号的本领，是人类从动物那里继承下来的。许多动物都有伪装色或保护色，变色龙的本领更是独树一帜，但这仍属于本能或遗传。近年，动物学家观察到的事例表明，动物可能也会有意识地“行骗”。在美国纽约长岛东南一带的沙丘中（以及其他地方），鸻鸟在养育幼鸟时，一旦敌人来临，它便装扮成受伤的样子，耷拉着一只或两只翅膀（仿佛折断了的样子），故意发出受伤后的咯咯鸣叫声，笨拙地在敌人前面行走，待将

敌人引离到远离巢穴的地方，然后再伺机逃掉。某些雌性的已怀孕的哺乳动物，当它们的“丈夫”被另外的一只雄性动物取代时，它们多半会进入所谓的伪装动情的状态，表现出发情的样子，诱引新丈夫与它们交配。这样幼仔出生后，新丈夫便不会伤害甚至杀死那些前任丈夫的后代。显然，这些动物都有意地使用了假符号，以传达出假信息。

人类使用假符号传达假信息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诸如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编造谣言、传送假情报、诬告、栽赃、陷害、伪证、说谎，以及曲解、断章取义、捡好的说、文过饰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类的行为，几乎可以说无时无地不存在。这种行为，导致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或悲剧。不过也有许多人因此而获利，并且一旦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便神不知鬼不晓地变成“真实”。

应当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假符号，其实都是真正的符号，只是它们传递了假信息。如《雍正皇帝》中，隆科多把“传位十四子”的密诏改为“传位于四子”。“十”与“于”都是真正的符号，并表示着它们原来的信息内容。但是，在这个戏中，雍正大兴文字狱，将有人写的“维止”二字曲解为“雍正无头”，并据此认为他攻击了皇帝而处以死刑。那么“维止”二字便成为一种地道的假符号，或者也可以称为是一种误符号。

在使用符号传递信息的过程中，经常会产生误解，诸如误笔、误听、误说、误看之类的现象屡见不鲜。除了传输技术上的故障或失真等情况之外，这种误解常常与人的心理活动有关。

据说，挪威（一说是法国）有一位年近花甲的妇女，她 10 岁时发过一次高烧，从此便得了一种特殊的病，被称为“说话不能停止”症。她说话时从不理会别人是否在听，可以口若悬河地从政治谈到宗教、天气、家庭、宠物等等问题，只有在呼吸喘气或回答问题时才能停顿一下。显然，如果有人想用她说过的话来对她进行迫害，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她说的话未必代表她的真实意愿，或者说她使用符号并不是在传递真实的信息。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某些妄言型的精神病人身上。他们使用符号传递的信息，人们并不当真；如果有人当真，必将产生误解。但是，对于有些人说的梦话或酒话，问题则比较复杂。在这种状况里，人处于一种半醒半睡、半自觉、半有意识的状态。梦话中可能传递着他们的某种真实意愿，也可能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意愿；酒后则更复杂，可以是酒后胡言，也可以是借酒撒疯，还可能是酒后吐真言，将平日里逢人只说三分话变成对人全抛一片心，而不顾祸从口出或恶语伤人、真话气人的后果。对这类情况，别人既可当真亦可当假。

在十年浩劫中，曾出现过这类现象，许多红卫兵或对文化革命怀着热情的群众，在报纸的某些插图中，发现或找到了所谓的反动标语。其实那不过是一些“类似”文字或变形文字（确实有人喜欢用变形文字组成图画的游戏）的线条而已，然而绘画插图的作者却因此成为或几乎成为反革命分子。显然，这是假符号或误符号在发生作用。当人们处于某种狂热的状态，理性便被抑制，假符号或非符号便被当做了真符号。有的人只是随意地写几个字或乱画几笔，或者偶然地将猫头鹰画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均被“警惕性”高的人视为“反动信号”，这实在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我们都熟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或疑人偷斧的故事，当一个人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和崩溃前夕时，真符号会变成假符号，假符号会变成真符号；即将灭顶的人会把稻草当成救生

圈，虔诚绝望的信徒会把庸人当做救世主，狂热的红卫兵会把无辜的人当成革命造反对象（我们并不想否定其中有许多人是怀着善良美好的愿望去干愚蠢荒唐甚至残酷的事）。

但是，无论人们如何痛恨假符号，它们仍然与人类共存，人类在现阶段只能设法减少假符号的数量和作用。主要方法是建立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尽量避免使人们处于精神亢奋状态，要强调理性对人的行为的指导作用。或许，瓜田不提鞋、李下不摘帽的古训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那些容易引起嫌疑的动作或符号尽量少用，因为不作亏心事也有鬼叫门的时候。假符号之所以能够起作用，是因为还存在着一类隐符号，真真假假让人难辨。对于患有耳鸣病的人来说，他听到的声音，只是他的耳膜处于自主振动状态或大脑听觉细胞发生了病变的结果，而不是外界的客观声响。如果不明白这点，非要去环境中寻找声响的来源，他将一无所获。如果客观环境也发出类似耳鸣的音响，他将处于半信半疑的状态中，很难分辨出是外界的声响还是自己的病态。

隐符号和反符号

俗语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是一种“话中有话”的现象，涉及到隐符号的问题。密码或黑话，是一种最常见的隐符号，也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我们这里不再多说。

所谓隐符号，通常是指使用正常的符号传递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信息，其表面上的意思是不重要的或者是假的，而其内含的意思则是重要的或真的并被他人认可的。有时候，隐符号甚至可以不使用符号或使用不存在的符号来传达信息。例如，穷秀才写对联，上联为“二三四五”，下联为“六七八九”，那是在诉说自己缺衣（一）少食（十）。某些文章或谈话，写出来的或说出来的话固然重要，但是有意回避的内容或该说而不说的话，则可以传递出更重要的信息（有意的或无意的）。正应了老子的一句话：“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还有的时候，隐符号是用比喻、暗示、影射、寓言的形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信息。

过去，我国文人写文章不用标点符号，人们便利用断句不同来隐藏真实的信息。例如，有人作媒，形容女方“麻子无，头发黑，脸大脚不大，好看”。成亲后男方埋怨媒人说假话，媒人则解释女方长相为“麻子，无头发，黑脸大脚，不大好看”，让男方吃了一个哑吧亏。又如，一老汉老年得子，耽心死后女婿抢夺儿子的家产，留下遗嘱：“老汉八十生一子，人云非是我子也，家产事业均属于予女婿，外人不得争执。”待儿子长大后，他按照老汉临终前的嘱咐，到官府告状说遗嘱原意为：“老汉八十生一子，人云非，是我子也；家产事业均属于予，女婿外人不得争执。”由于县官认可了后一种解释，老汉的儿子终于要回了应由自己继承的遗产。

隐符号大量地出现于文学作品和日常生活中，村姑泼妇大抵都会指桑骂槐，文人墨客则擅长借古讽今、借此讽彼，算命先生更是故弄玄虚地利用双关语来暗示人的命运。据说，曾有一位将军问算命先生战事如何，答曰“机不可失”。后来战争一败涂地，失利的重要因素是刚开战飞机便被消灭，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算命先生已经告诉他“飞机不可失也”。可惜他不识得“机” 这个符号的隐蔽含意（至于算命先生是否把“机”当做“飞机”的隐符号，则不得而知）。

曹雪芹的《红楼梦》，许多人都相信它是一部隐符号的巨著。事实上，

《红楼梦》至少可称得上是一部集隐符号之大成的文学作品。不过，人们在探寻其中隐符号的含意时，很可能会走过头，即将一些不是隐符号的文字当成了隐符号文字，牵强附会或以己之心度曹雪芹之腹；甚至否定曹雪芹的存在（认为是“抄写勤”的谐音）。但是，由于隐符号本身就容易让人误会，出现上述情况亦不值得大惊小怪。

《红楼梦》中的隐符号常常表现在人物的姓名上。作者在第一回开篇便指出甄士隐即将真事隐去，贾雨村即借用假语村言。并作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明白地告诉读者，书中使用了许多隐符号，可能有难言之隐，需要细心品味才能了解其中的真实含意。

可惜，笔者未曾深入研究《红楼梦》中的隐符号，不敢妄加评说。不过，曹雪芹很喜欢用双关语或影射比喻，如贾宝玉看戏听宝钗讲解《山门》（鲁智深醉打山门的故事）的艺术价值，喜得情不自禁，林黛玉见状便说：“安静些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就《装疯》（尉迟敬德装疯的故事）了。” 又如宝玉看到宝钗雪白的胳膊，肌肤丰泽，不由得呆了。黛玉见了立即编出个呆雁的故事来，用以讽刺宝玉。

许多隐符号，常常隐蔽得让人几乎看不出其来历。例如，今日仍以占卜为生的甘肃永登县薛家湾人，他们有一种逢凶化吉的禳解巫法。若犯青龙星宿，便在房中摆两桶水，两桶水中间再放一盆火，用红布将被禳解者的头蒙起来，然后令其从火盆上跨过，大灾跨七次，小灾跨三次。其实，这里暗用的是八卦符号，两桶水中间放一盆火，象征坎卦的符号■（上下为阴爻，用水来表示；中间为阳爻，用火来表示），跨过去便表示“过了坎”，当然也就逢凶化吉了。又如，我国南方若遇久雨不晴的天气，要用纸剪一个女子形象，倒挂在屋檐下，名曰扫晴娘。其暗用的也是八卦符号，八卦符号兑（■）表示少女，这个符号颠倒过来便变成巽（■），表示风。因此，扫晴娘的用意，是祈求把云吹散变成晴天。

还有许多隐符号，用得多了，一眼便知其意，则变成了显符号或常用的普通符号。例如，吃醋、百年之后、见喜（旧时称天花症为出痘）、有喜（又称有了，指妇女怀孕）之类，人们都知道其含意。

另外一些符号则半隐半现，懂得的人知道其暗含的意思，不知道的人甚至不把它们当做符号。例如，古建筑的砖雕、木雕、石雕和彩画之中，常出现扇、渔鼓、花篮、葫芦、阴阳板、宝剑、荷花、笛子这八件物品的造型。其实它们代表着八位神仙，即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何仙姑、韩湘子（即用八仙所持之物来表示他们，被称为暗八仙）。

事实上，隐符号以各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只要留心便可随时随处发现它们。我们后面还将在神秘数字、神秘符号中谈到它们，这里就不再多谈了。

最后，我们再简单地谈一下反符号的问题。小孩子拌嘴，常常会捂着耳朵并连续大声说“不听不听就不听”，或干脆发出没有内容的叫声。我们称这类符号为反符号，它的作用就是要消除或破坏正常符号发出的信息。最常见的是广播电台的干扰台信号。本来这类信号可以归入噪音之类，但由于它们是有意发出的而且对正常的信息传输发生了作用，因此我们将这类信号称为反符号。

其实，任何符号形式都建立在一个背景之上，如在白纸上写黑字，没有

白纸这个背景便无法显出黑字来。这个背景亦可以称之为零符号或初始状态，如面部没有表情便是零符号，如有人天生一副笑模样，人们便无法分辨出他是否在笑。所谓反符号，实际上破坏了零符号状态，使正常符号失去了必要的背景衬托。现代军事战争中，电子干扰技术得到极大的重视，利用的便是反符号原理。

我们在命名学这一章里，谈到了符号的种种现象及其相应的法律问题。应当承认，这只是一种现象的罗列，我们感觉到了或意识到了，对符号的这些现象，似乎有必要考虑设立某种相应的法律条文或法规，来约束或统一符号的使用，以便更准确地传递信息。但是，如果人类还认为有必要经常地传递假信息或经常需要不明确地传递信息（以便留有余地，或试探对方），那么法律便是多余的，或者是多此一举。显然，这个问题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你，总之我们不必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