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身外的符号

景颇小伙子的树叶信 火是人类最旱最有价值的符号 舞火猫 所有权标记 刻木记事 结绳记事 贝珠带 图画语言的宣战书 鸡毛火炭信 鼓声语言 神三鬼四

南非苏路兰姑娘的项链情书送到情人手中之后,已不是身上的装饰物, 而属于身外的符号了。无独有偶,我国景颇族亦流行着类似的古老的树叶信。

易学钟和惠松生等同志曾深入到云南滇西德宏州的景颇山寨,去调查证集树叶信的实物(可惜尚未听说我国有邮政博物馆,若有,其展品理应是世界同类博物馆中最丰富的)。我们在 1981 年第 3 期的《化石》杂志上读到他们的文章,其中介绍了一位男青年用树叶信给女友“写”的情书,以及姑娘用树叶信“写”的断交书,饶有趣味。

男青年的树叶信使用了多达 23 种植物的茎、叶、根、花、果,并用细竹蔑丝按顺序束扎在一起。这封树叶信是这样“写”的:蒜瓣两个(我打算让你做我的妻子),树根一块(我深深地爱着你),姜一块(现在我跟你谈), 青冈树叶一片(我非常急切要和你谈谈),白花树叶一片(我心上只想着你), 红饭豆两颗(你不要不理睬我),数粒黄豆(我们还是耐心地再谈谈吧), 数枚果(我们见面谈吧,你来吧),茅草和恨(我想你),小黑果树(我一心只想着你),竹子一段(让我们开始具体地谈吧),竹叶(悄悄地),冬草(捏你一下,你心里知道就是了),蕨叶(来玩吧),酸团叶(我到老地方等你),化桃树叶(不变了,让我的想法实现吧),椎栗树叶(我们成婚不再分离),羊羶草(这不是开玩笑),黄花(我承担结婚的开销),麻艾

(恳求你一定同意),爬蔓菜(这是确实的),螃蟹果(一言为定),圪挞树(就等你的回信了)。

男青年虽然多情,无奈姑娘没有看上他,她是这样回答的:酸杷叶两片

(你说了这么多),野批杷叶(也是白搭),白叶树(算了),柏枝叶(你走你的),香菜(呸!臭了),芋头叶黑碳(说得多了),麻杆树(干脆算了)。

景颇族的树叶信,是用植物的部件(根、叶等)来记录语言,其作用与文字是一样的。具体方法是用该植物部件的谐音来寓意、会意或引申出某种约定俗成的涵义。例如景颇语中冬草发音为“层”,其谐音的寓意即“捏”, 在情书中是一种亲昵的表示。苏路兰姑娘的项链情书是如何表达意思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猜测她们与远在万里之遥的景颇族姑娘可能使用着同一种方法。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看来小小环球,人心人情人智都是相通的。

树叶信已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符号体系,在此之前,人类在寻找身外的符号过程中,一步一步地留下了许多的足迹。其实,足迹或脚印,正是原始的符号之一。那时人们根据鸟兽足迹的形状、深浅、新旧、间距,获得了何时何种鸟兽以何种方式经过此处的信息。我们已经说过,这属于痕迹学。但是当原始人用某种方式,如用语言描述、用手来模拟、在地上刻划重现出某种足迹时,该足迹便成为了符号,因为它代替着某种动物。正如每个人的指纹, 只是一种天生的肉体结构形状,但是当杨白劳被迫在契约上按下手印时,它便成了符号。与此类似,在有些原始部落中,人的影子也是一种符号,它代表着本人;每个人都竭力避免自己的影子被别人踩上。

如果继续向前追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及纹的谐音,这种谐音有着

深层意义上的联系,它可以追溯到商代灼烧龟甲占卜,即根据龟甲的裂纹来询问天意。我们今天所谓的文明、文化,即将纹理(符号)所代表的问题(信息)表明出来的意思。这样的例子极多,如孝与肖同音,不孝即不肖,用大实话说就是不像自己的父母,即遗传性状的硬件(基因)和软件(品行)没有被改变的人应为孝子。这说明在语言文字符号甚至所有的符号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隐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人类最早使用的最有价值的身外符号是火。

通常,人们相信在洪荒时代,火是古人类捕猎的工具、取暖的物品、照明的东西、熟食的能源、御敌的武器。其实,火还是一种符号。长话短说, 动物的眼睛具有神秘的力量。星星是天上的眼睛,太阳是最亮的眼睛,火也是眼睛而且是最活跃最具有威慑力的眼睛。人的眼睛与动物相比并不占优势,人天生并没有胆量去向凶猛的动物挑战,更不要说去梦想使所有的动物臣服了。原始人手中的木棒石块亦不能使他们见到狮虎时腿不发抖(武松之所以能打虎,是因为多少万年来,虎已知道人更可怕)。但是,人发现了火的符号意义,手持火把便可使自己变得威风无比,并使任何动物见而生畏丧失与自己一争高低的勇气和意志(幸运的是,火的这种符号意义对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相通的,只有少数的飞蛾例外。据说亚马逊河畔的火蛇会主动去救火,则更属罕例)。从此人类才有了战胜一切动物的信心,这种信心鼓励人类用智巧战胜跳得快、飞得高、力气大的各种动物,这时工具才开始发挥真正的作用。

我国广西贺县南乡的壮族同胞,喜爱“舞火猫”的活动。他们用禾草编结成六寸围的粗绳,长可达数百丈,绳头扎成猫形,两只电筒作为猫眼,猫身遍插点燃的香火,每隔数米插一竹竿由人持舞(另一种形式是用禾草将人装扮成“火猫”起舞)。另有数名机灵敏捷的儿童扮成老鼠窜跃,“火猫” 则左右扑腾或弯腰捉鼠,有时还用禾草扎成牛马豕羊鸡鸭等动物并舞,夜幕下十分壮观。据说这是以猫为吉祥物或图腾,并用猫捉老鼠来预兆丰年。

其实,此风俗源于对火这种符号的应用。火就是我(两字谐音亦非偶然), 我有了火,众兽便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的害怕(猫在这里可能代表着兽中之王老虎,人舞火猫,则人便成为众兽之王)。因此,火把节时,人们手持火把成群结队穿行于山林田野之中,不断发出我哦我哦的欢呼声,无异于在向所有的动物举行示威,告诉它们“人”是最厉害的动物,任何时候见了人都要迴避或臣服,因为人就是火。广而言之,我国元宵灯节,节日里的鞭炮烟火,都渊源于对火这种符号的应用(拜火教则把火进一步神圣化),只不过是在技术形式上有所提高罢了。

火的符号意义还有许多形式。原始社会中,部落氏族之火绝不能熄灭, 否则大不吉利;火葬,人回归于火焰之中;袅袅炊烟,象征着百姓过着平静美好的生活;长明灯,意味着人的灵魂不死;西方人过生日吹灭蜡烛,据说此时心中的祝愿能够实现(与我国传统观念相反,吹灯拔蜡通常预示不吉)。不过,按通常定义,火成为符号,一般应用在点火为号的形式中。古代夜战, 多以火光为行动信号,近代则发展出各种信号灯和信号弹,并应用在除了战争之外的许多领域,如自动控制中的信号灯,航行的航道灯和灯塔,各种报警灯之类。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则是烽火台,利用烽火烟色及其组合,可以将若干种军情迅速传给指挥中心,特别适用于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

种种迹象表明,人类在数十万年前(以北京猿人为最早)便开始了对火

的使用。但是,我们尚不清楚人类是从何时起才将火作为符号来使用的(即用火把自己装扮成为一种最强大的动物,火成为人身上的一种装饰物;后世巫师表演口中吐火,从意识形态上与原始人并无什么不同)。不过,生活在18000 年前的山顶洞人,其尸骨旁撒有赭红色的粉未,显然这是一种起着符号作用的装饰物。据说,它象征着红色的血液、红色的火焰和生命,表达着生者对死者重生的祝愿(红色可以象征太阳,太阳落下后都会再升起来)。因此,火成为符号,大约在四五十万年到数万年前。不知是否巧合,人类的语言亦形成于此期间(约在七万年前),火与说亦为谐音(忽略古音变化)。

不知从何年月起,人类开始埋葬死者,埋葬地点要用石头堆成一堆,或用土堆出坟头。再以后又竖起了墓碑,建造起巨大的陵墓(《山海经》中的众帝之台,埃及的金字塔,美洲的金字塔),它们也是一种实物符号,表示着死者的永存。至于墓葬中的随葬物,它们表示着死者的性别、地位、财富状况、生前的生活事迹,也具有实物符号的作用。后世人们烧纸钱、烧冥钞、烧纸扎制的冰箱、彩电,这些东西便成为象征实物的符号(古代则有陶俑、陶灶之类)。其他如祖宗牌位、遗物亦具有符号作用,即所谓的“见物如见人”。

上述行为,涉及到人类的私有观念。通常认为,在有了剩余财富之后, 人类才萌发了私有观念,并导致了符号领域的一项伟大发明。我们指的是货币,当人们用五尤十色的贝壳交换牛羊、谷物、工具等各种物品时,贝壳便成为万能的财产替代物。显然它符合用一种事物代替另一种事物的符号基本特性。

其实,私有观念形成的时期要早得多。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直接从动物那里承继下来的。首先,许多动物都有领土概念,它们各自占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不容许其他动物特别是同类动物的侵犯。其次,许多动物特别是雄性动物都有对配偶的占有意识,近年动物学家观察到如下事实:一个篡位的雄性动物,常常会弄死或吃掉那被打败的父亲的无依无靠的幼仔;雄的野马甚至不允许雌马生育她前任配偶的后代,它非常残酷地折磨雌马直至她流产。显然,雄性动物对配偶的占有欲,扩展到对子女的占有排斥(排斥也是一种私有观念)。当然,更重要或更普遍的私有观念,表现在动物对自己的巢穴和食物的占有上,园丁鸟甚至将自己的装饰物当做私有财产,它们守卫着自己的亭巢,以防备其他园丁鸟来偷窃这些装饰物。

显然,人类承继并发展了动物的这些本能或“思想”。当一群原始人从另一群原始人那里抢夺食物或工具(财产)时,他们已经有了集团私有意识, 尽管在集团内部他们可能还实行着“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或者稍后一些, 集团内部的每个成员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财物,即自己身上的装饰物,以及经常使用的工具或用具。为了表示某件工具或用具属于自己,他们开始在这些东西上刻划出某种记号或附着上某种标记从而创造出了所有权符号或使用权符号。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器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刻划符号,它们可能正是当初主人的所有权标志。当然,陶器上的图案符号,可能还有族徽标志、生产者的记号(有如今日的商标)以及其他某种寓意。

在狩猎地区,某个猎人捕到一只猎物而又无法搬运回去时,他可以在猎物上放几块石头或在旁边插上一枝树枝。其他猎人见了便知道这只猎物非自然死亡并已有所属了。显然,在这种场合,石头或树枝变成了所有权符号。旧时,百般无奈的父母出卖自己的儿女,或孤儿自己卖身葬父,在集市上,

这些儿童的身上要插一草标。这一草标便成为出售活人的标志,或者说是转让所有权的标志。这类非常简单而又实用的标记符号,其发明权似乎也可以追溯到原始人那里。

不知从何年月起,原始人发现在木棒上刻出的道痕,不仅可以表示所有权,还可以表示其他的意思。其中一种需要便是记数日子,每过一天便在木棒上刻下一道。这种方法导致了最早的天文仪器圭表的诞生(这两个字上的横线,便是刻痕的夸张),同时也促成了刻木记事的广泛应用。

我国独龙族人、日本爱奴人以及爱斯基摩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都曾使用过刻木记事。澳大利亚土著的部落之间,传信使者都携带着一种通信木条, 上面的刻痕是一种助记符,使者根据这些刻痕可以准确地回忆起要传递的内容,有一点类似今日的速记符号或重点标记(在文章中的重要段落划上线或其他自己爱用的符号,以便提示自己)。

与刻木记事相似的另一种更广泛使用的方法是结绳记事,几乎所有古老的民族都曾经使用过。台湾高山族曾使用结绳记录赴约的日期,每过一夜便解开一个结,绳结解完即表示赴约的日子到了。看来表示数字的符号在人类文明早期有着重要的作用。古代波斯人使用一种叫做“圭布斯”的结绳,表示各种信息的长短、粗细和颜色不同的小绳子都系到一根大绳子上,越靠近大绳子一端的小绳子表示的事情越重要或越急迫。我们有理由相信,结绳记事与网的发明和使用紧密相关。按照古书记载,其发明权是伏羲,我们后面还将谈到这位符号学鼻祖,因为是他最早创造了严密的、高度抽象的八卦符号体系,功冠全球。

其实,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项链语和树叶信,都可以看作为结绳记事的发展或演变。著名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描述了易洛魁人的“史册”贝珠带或贝珠绳:“他们把紫贝珠串和白贝珠串合股编成一条绳,或者用各种颜色不同的贝珠织成有图案的带子,其运用的原则就是把某一件特殊的事情同某一串特殊的贝珠或某一个特殊的图案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对事件作出有系统的排列,也能记得准确了。”每个部落都有专职的“贝珠带守护者”,他们是巫师或首领,凭着贝珠带可以把本部落的历史一一叙述出来。

随着人类的双手变得越来越灵巧,他们终于有一天能够把眼睛看到的场景用手再现出来。大约在数万年前,人类便在山崖上、山洞内绘画出各种动物的形象,以及天上的星星和太阳月亮,当然也有人类自己,还有一些今天看来莫名其妙的图案符号,从而创造了图画语言,并预示着象形文字即将诞生。

古代波斯帝王曾收到斯基泰人送来的一份宣战书,上面画着一只鸟、一只土拨鼠、一只青蛙,并有五支箭射向它们。意思是:你们如果不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像土拨鼠一样钻入地下,像青蛙一样跃入水中,那么就休想抵挡我们的弓箭,因此不如趁早投降。

类似的图画语言,可能盛行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据说,我国古书《山海经》,原本都是图画,后来才被人们用文字记录下来。如其不谬,则“古图画山海经”可称为图画语言的集大成之巨著。直到现代,图画语言仍得到应用,如公共厕所上的男人像与女人像,不准吸烟的标志,以及许多漫画。有趣的是,在中国绘画里,某些动物、植物造型已经被赋予了固定的符号信息, 如松柏、仙鹤寓意长寿,蝙蝠为福,梅花鹿为禄,鱼象征丰年有余,猴骑马上寓意“马上封侯”,大猴上有小猴寓意辈辈封侯,以及牡丹富贵、兰花典

雅、竹为君子、菊为傲骨(西方以菊为丧花,与中国观念不同的还有,以仙鹤为淫荡之男子,等等)之类。

我国云南地区少数民族曾流行过鸡毛信,用于召开紧急会议时的通知凭信;拉祜族的鸡毛信,是一长约一尺宽一寸的竹片或木片,上面刻有三条刀痕,竹片上拴着三根鸡毛,以示紧急,如十万火急,还要加上一小块木炭, 成为鸡毛火炭信;佤族的鸡毛信大同小异,只是不用木炭而用辣椒来表示十分紧急的情况。这种实物符号,即古代所谓的羽书或羽檄。《汉书》载:“以羽檄征天下兵。”颜师古注称:“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时至今日,仍有小伙子寄情书时, 在信封上贴着几根鸡毛,只恐怕邮递员不再认帐了。

在军事上应用的各类符号极多,如令旗、令箭、虎符(调兵的契约凭证), 以及击鼓进军、鸣金收兵、鸣枪示警等等。在许多情况下非语言的声音信号十分有用,如小商贩的叫卖声(这里指旧时理发匠、磨刀师用的行业器具声之类),打更敲梆子,钟鼓楼的报时信号,礼炮二十一响,欢呼胜利的“呕呕”声,县太爷的惊堂木,西方大法官的小铃,拍卖行的小锤,以及击鼓鸣冤、鸣锣开道(现在是按汽车喇叭或警车开道),举不胜举。

我们很容易从电话里的声音信号分辨出线路是否接通,电报员则可以迅速地将嘀嘀嗒嗒的电报信号记录下来并同时已知晓其内容,就如我们听人说话一样。原始人也有同样的本领。西非、南美的土著部落,创造出了信号鼓, 那是由整根树杆雕凿成的,击鼓人可以打击出不同高度与频率的声音,从而传输复杂丰富的信息。在加泽半岛的居民,每户都有一个信号鼓,用以传送信息,从而不用出门便构成了信息网络,有如今日的电话一般。著名的非洲人口学家乔治·尼亚科朗·布亚从 1970 年起就开始研究非洲各部族的鼓声, 他认为鼓声语言表达的意思要比出土文物丰富得多。他把鼓声代表的意义翻译出来,写成一部专著《鼓声语言导论》。

近几年,我国兴起的庞大的民间击鼓乐队,陕西的、山西的、北京的各种鼓队,踏着黄土、激起黄尘,跳跃着、挥舞着、击打着,鼓声粗犷,仿佛在倾诉着什么。可惜,不知我国有否鼓声语言专家,能否将这鼓声传达的信息翻译出来。不过,这些鼓声如果只是与舞蹈“击鼓退金兵”(梁红玉的故事)一样,恐怕是翻译不出什么信息的。

我国怒族在丧礼时,则以吹竹号传消息。竹号的数目与死者的身份有关, 如未婚者吹一个,已婚者吹两个,老人或首领去世,则要吹五至六个。部落成员听到竹号时,便会立刻携带鸡蛋来吊唁,如同汉族地区听到丧钟一样。

《红楼梦》中,曹雪芹写凤姐梦见秦可卿来道别: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出云板,连叩四下,正是丧音(旧时习俗,祭神或一般“吉礼”叩头次数,祭品数目常用“三”,丧礼则常用“四”,有“神三鬼四”之说),将凤姐惊醒,人回“东府蓉大奶奶没了”。看来,利用声音传递信息时,常常与声音的重复次数有关,而这又涉及到数字的神秘意义,容后再叙。

写到这里,真有点发怵。因为身外的符号简直太多了,诸如地界、国界的标志,代表某城市的典型建筑,以及代表地球上智慧生物存在的长城(从航天飞机上唯一能够分辨出来的智慧作品),都涉及或起到了符号的作用, 如不割爱则将无法收场。至此,我们已经叙述了符号的来龙去脉。在叙述过程中,同是个“符号”二字,其含义却不尽相同:既有广义的符号,也有狭义的符号。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否则便只有杜撰个新词来,这似乎更不妥,

看来符号虽多,仍有不尽人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