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字对社会结构的反作用

象形字的局限东方智者选择了拼形文字西方智者选择了拼音文字英文字母的象形含意拼音文字的优点和缺点拼形文字(方块汉字)的优点和缺点中国与欧洲的历史对比汉字帮助中国人超前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汉初皇帝喜爱不同的学术思想欧洲的长期分裂及其影响人类采用的符号体系可能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结构

当中国人忙着创造文字的时候，外国人也没有闲着。他们也不满足于只是说说而已，同样要用手写出点什么，于是说过的话被记录下来，没有说出的话也被写了出来，从此文字成为支撑人类的又一个强有力的支柱。

我们知道，文字是由图画的提炼和规范化而来，因此无论中外、不分种族，最古老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但是，发明创造象形文字的古代智者，也许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会发现，许多事物是无法用“字”来象形的。一个最简单也是最迫切的例子是怎样来表示数字，可以用 1 道线来表示数目一，2 道线表示数目二，3 道线表示三，4 道线表示四，显然这种象形方法不能永远用下去。

因此，创造文字的古代智者，很快便会放弃单一的象形造字法（也许最早的文字并不都是从图画而来，有的是对一些简洁明快的几何形状线条人为地赋予某种意义），另觅他途。

有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东方人和西方人找到了或采取了不同的途径。东方的智者坚持“方块”（一个字为一个整体单位）字的传统，其内部结构或组成方式可以称之为拼形文字，即文字内的小部件有时象形，有时表声，有时会意，有时又被指定为或假借为或引申为特定的含意，并且一个字只用一个音节来表示（目前只有少数连绵字，其中的单位并无特定意义，这类字多为外来语的汉化表示）。这种方法居然获得了成功，并成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

西方的智者则放弃了“方块”字的传统，也回避了象形的困难，天晓得他们居然会找到另一种极为简单的造字方法。即用一些有限的字符及其单向组合（即文字的小部件只能线性地顺序自左向右排列，而不是像汉字那样各种小部件可以处在方块内的各个位置上，这是两者的一项根本性区别）来表示语言中的各种音节，从而用文字来直接记录语言，而其意义则已由语言规定好了。

据一位中国人的研究（宋宜昌，参阅 1989 年 12 月 5 日《现代人报》），英文字母也是由象形而来，字母 O 源自太阳的象形，字母 I 则源自树的象形， W 的原始含义为扭缠，i 为水，F 为工具，V 表示生命，等等。我们不大清楚英国的语言学家是否接受这种观点，不过世界上许多种文字，差不多都只使用二三十个字母（这与我国古代 10 天干和 12 地支的合数相当，或者与 28 星宿的数目相当）。这些最基本的字符，在被当作音符之前，完全可能已被用于表示某些重要的或基本的意义。

事实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字，很早便从象形文字中分化出专用的音节符号（类似我国古文字的声符）。其音节符号的数目达到数百个之多（与我国古文字的声符数目也很相近）。但是，真正的分水岭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5 世纪或更早（相当我国的夏末商初），受埃及文字影响的塞姆人创造了 26 个字母，即后来人们在西奈半岛发现的古代铭刻中所使用的字母，又过了一

二百年，腓尼基的毕布勒城出现了用 22 个辅音字母书写的文字，学者相信这是在西奈字母的影响下发展形成的真正的字母文字。这种腓尼基字母对世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贡献。希腊字母、阿拉米亚字母直接脱胎于它，现代大多数文字的字母都受到它的影响；不少中国人还想请它的后代来帮助或取代方块汉字（即汉语拼音和汉语拼音文字），这多少有点要中国人补上 3500 年前的一课的意思（这种观点约兴盛于五四运动之后，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是汉字的落后才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我们很欣赏这种“文字可以反作用于社会” 的观点，但并不同意这种简单的未经深思熟虑的见解）。

似乎没有学者能够说得清，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明或不肯使用拼音文字？为什么西方人没有坚持或不肯坚持使用拼形文字？（从广义上说，拼音文字也是一种拼形文字，而且现在流通的许多拼音文字如英文，其中有许多不符合拼音规则或根本不表音的现象。至于英文中的缩写名称，则纯粹是“拼形”文字。）可能是偶然的不同，也可能是机遇的不同，或许东方人注重视觉思维，而西方人注重听觉思维，所以西方人迟早要找到拼音的方法来记录语言（在语言学上，语言和言语有着不同的概念，我们没有区分它们）；而东方人则满足于或有能力处理那些越来越多的“汉字”（从一画到二三十画的字体，以及上万种不同的字），而且不惜用语言来就合文字（汉语也是单音节的，显然与文字有关）。

拼音文字的优点和缺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它的全部文字只使用了数十个字母（相当于汉字的偏旁、部首、形体部件及某些不可分解的单体字），造字的材料相当规范化和标准化，便于记忆和书写文字，更适于自动信息处理（电报、电传、电子计算机）。第二，它的造字原则非常明确，即用这数十个字母及其组合来表示语音，一旦确定了拼音规则以及使用的字母，记录一种语言的文字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诞生，并迅速普及，说同一种话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学会写这种文字。第三，拼音文字对语言的反作用很小，它一经产生，便可以迅速被用来记录口头流传的各种信息，而不会产生某种文化断层或信息大量流失的现象。因此，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地区，能够保存长篇的完整的远古神话传说及英雄史诗，如古希腊神话之类（没有拼音文字，亦不依赖拼形文字，某些民族的口头文化也得到了保存）。第四，由于拼音文字几乎完全依赖于语言，因此当同一种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变化时，该文字也随之改变，也就是说，文字在时间上的稳定性较差。由于同一民族可能会迁徙到不同地区，这种地理上的间隔以及水土环境的影响，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原本同一民族的人，他们的语言会产生变化，文字亦随之改变，使他们看起来好像分化成了不同的民族（古代没有高速交流信息的技术及快速交通工具，这种作用特别明显），也就是说，文字在空间上的稳定性较差。不同民族由于语言不同，文字也不相同，使他们彼此之间较容易保持各自的独立性或独特性，难以融合成为一个民族。

拼形文字（以汉字为例）的优点和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它的全部文字使用了数百个形体部件，造字的材料不够规范化和标准化，不便于记忆和书写文字，也不适于自动信息处理（只得增加“汉字编码”的技术处理过程）。第二，它的造字原则比较复杂，除了通常所说的“六书”造字法，其使用的造字形体部件在字体中的位置也是千变万化，如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等等（拼音文字则只有左右结构一种，另外只要对字母建立排序标准，如 ABCDEFG 的顺序，那么所有的文字便自然地得到了一个唯一的排

列次序；对比之下，汉字的形体部件既没有数量形状上的规范，也谈不上排序，因此汉字便没有自然的唯一的序列，使得字典的编排及检索查字相当困难），难记难写难排序。第三，拼形文字采取“方块”原则，一字一音一义，它的形成与完善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它较多地改造了口头语言，并且丧失了大量的信息。因为它不是记录语言，而是翻译语言（将口头语言翻译成书面语言）。其标志便是远古的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只被部分地摘要翻译记录下来。

这个变化形成过程，我们至今并不大清楚。我们知道人类的语言能力直接承继于动物的呼叫声，而动物的呼叫声具有单音节、多音节、长音节、短音节等多种形式。人类的发音器官经过数十万年或更多时间的锻炼，能够发出更复杂的音节及其组合。我们相信，生活在不同地区的远古人的语言尽管不同，但都是单音节、多音节并用。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在谈论狗、猪、羊、牛等事物时，并不都是用一个音节表示一种动物或什么东西，而可能采用多音节来指称某一事物。

因此，早期的象形文字，不一定是一字一音节，而可能存在一字多音节，如我们使用的“瓩”字，念为“千瓦”（不久前已废除使用，显然仍是在维护一字一音节的原则）。不过，我们很难证明这种推测，《淮南子·天文训》记有一套古怪的 12 岁阴名称，《尔雅·释天》中亦有一套古怪的 10 岁阳（十天干）名称；《山海经》中有不少古怪的国名、人名，它们可能是翻译的少数民族语言，也可能是古象形字的多音节被单音节的文字所代替的注音。

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仓颉或黄帝本人确定了一字一个音节的原则。这样一来，汉字便与原来的口头语言脱节，成为一种专用的书面语言。它对口头语言产生的反作用，是形成了一种当时只有少数人使用的“文字”语言，随着识字（在这时要修正原来的口语）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文字”语言（即单音节语言）也得到了普及和推广。我们之所以将这种变化归之于仓颉和黄帝，是因为这种变化需要强有力的“行政命令”，而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

（如人类有这种单音节化的自然趋势，那么其他民族的语言也就早该单音节化了）。第四，由于汉字可以与语言有较大的脱节，而汉字的字形及字义远比语言有更大的稳定性，因此汉字具有时间上的超稳定性。我们现在还能够较容易地看懂两千年前的文字，而英国人现在已没有几个人能看懂莎士比亚的原文了。同样，不同地域的人尽管语言有所不同，甚至有较大不同，但是却可以使用同一套汉字交流信息，尽管他们对这些汉字有着不同的发音，也就是说汉字可以跨越较大的空间区域。因此，汉字的流通使用，有助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产生认同感和趋同意识，从而有助于不同民族的融合，以及不同地区的聚合。

我们可以说，汉字这个符号体系的建立过程，是对文字重新定义的过程。它不但改变了中国人的语言，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对比之下，拼音文字的建立过程，则不需要重新对文字进行定义，而是直接将语言的含意接受下来。

关于拼音文字和拼形文字的差异及其各自的优缺点，语言学家可能有着更详尽的分析和研究。不过，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于这两种符号体系的表面上的差异，而是在于这种差异对使用者的社会生产及社会结构究竟造成了何种影响。

有趣的是，这种差异确实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是极其明显极其重大

的影响。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使用汉字的中国与使用拼音文字的欧洲（两者的面积相当）的历史演变过程，几乎立即便可以发现，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并颁布“书同文”的法令之后（实际上中国的统一过程可以追溯到黄帝战胜炎帝、蚩尤，并命仓颉造字时），中国便只有短暂的分裂时期，更多的则是一个个统一的王朝的兴起。如果不是地理屏障的阻隔（海洋、沙漠、青藏高原和喜玛拉雅山脉），中国的大一统版图似乎还可能更大一些。而与此同时期的欧洲，则只有短暂的统一时期，更多的则是一个个小国家并存的分裂时期。罗马大帝、拿破仑，甚至还可以包括希特勒，他们统一欧洲的理想或梦想或野心，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终归泡影。直到现在，欧洲人还在商讨通过建立欧洲共同体的方式来逐步实现欧洲的统一。

对于上述两种恰成对比的历史发展事实，学者可以提出许许多多的解释，诸如人种的不同、民族的性格风俗及心理状态，地理环境的影响，等等。但是，我们觉得，文字的不同是造成两者社会发展进程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与此同时的欧洲，学术界也异常活跃，这时东西方的文明与文化差不多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如何统治或管理这样庞大的国土，便成为他反复思考的问题。按照当时的通信技术（快马接力传递信息）和交通工具（车马之类），如果各地区居民没有对国家的认同感或归属感，几乎不可能长期有效地进行统治或管理，也就是说国家版图的大小，与能否进行有效的管理存在着密切关系。秦始皇找到的办法之一，就是统一全国的文字，从而加强各地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所谓焚书坑儒，除了用消灭肉体的方式消除不同的思想和政治见解之外，也可能是出于统一文字的考虑，即消毁其他文字的书籍并消灭掌握这些文字的学者。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大量知识文化，便被这种愚蠢短见的政策毁灭了）。

由于统一文字需要一个过程，而秦始皇的好大喜功又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结果秦王朝二世而亡。但是，令人惊奇的是，秦始皇的理想——大一统的中国，被刘邦接受了并完善起来，从此中国人便接受了“天无二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模式。其内在的因素之一便是文字已经被统一起来。

正是由于在中国统一使用了方块字，使各地区居民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也是中国的“真龙天子”们能够克服通信技术和交通工具的限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稳固的庞大国家的因素之一。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结构的一种超前发展。

但是，这种超前发展，使中国培育并完善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即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其权力是天赋的，各地各级行政官员都向上级从而也是向皇帝负责，管理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因此人治大于法治（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法，也没有地方与地方的关系法），几乎从未出现自下而上的民主思想及上下的自由对话

（古时只有采风制度，即由官方派人收集老百姓用歌谣形式表达的感想和意见。所谓自由的民主的对话，对于庞大的国家，只能建立在通信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否则即使有民主的意愿也不可能有民主的实施）。

同时，这种超前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陷入一种怪圈之中。一个王朝兴起、繁荣、衰败，另一个王朝又兴起、繁荣、衰败，皇帝轮流坐（一个王朝的灭亡，是由于天灾人祸的发生，使人们相信“天”要选择新的“真龙天子”

来取代不合格的“天子”），但管理方法或手段却大同小异，两千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有趣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旧王朝并建立新王朝，其人其事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扬；而通过和平方式改变皇室姓氏，如王莽、武则天，则受到贬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亦成为奸臣。这是因为和平方式政变是人意所为，而暴力方式（由农民起义开始）政变则是天意所属。

另外，皇权的传子制度，使最高统治者的人选受到极大的限制，许多不喜欢或无能力担此重任的皇子皇孙勉强坐在龙椅上，听任皇亲国戚、妃子太监、文臣武将管理或干扰国政，直到整个管理阶层腐败崩溃为止。其实，处于这种管理结构的所有人，实际上都是一种管理工具。他们的独立人格往往被深深地埋藏起来，而代之以某种与身份地位相称的行为规范，从而通过这些人构造出一个管理大厦，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大一统的国家体制，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从而也限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事实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够得上思想家的人才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这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唯一新的思想内容是佛教的引入，以及桃花源式的梦想（均属于逃避现实的思想）。这是因为，在这种管理制度下，一个人的思想如不能被管理者接受或默许，他不但不能宣传或讨论新的思想，而且他的肉体生命也将丧失存在的基础。

《史记·儒林外传）记载：“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这段话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学术思想的使用方式：武装夺取政权要用武力有功之臣，初平天下则要正名严刑，故而皇帝好“刑名之言”；恢复战乱后的生产，用得上“无为而治”

（实际上是放权给地方及百姓）的黄老思想；待大局已定之后如欲求长治久安，则要请出儒家来。因为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为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确立一个固定的位置，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谋其利，彼此互不相扰相夺，也不会出现犯上作乱的举动，全都认命。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指导下，汉武帝终于借助了当时的大知识分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宣布结束了学术自由讨论的时代。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再去探讨研究新的观点，而是去反复释解古人前人已有的观点。

同时，这种社会结构的超前发展，以及文字在相当广阔的地域和时代中的持续作用，终于造就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民族，即汉族。在大一统的国家管理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或避免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长期纷争（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有可能集中更多的社会力量从事巨大的建设工程项目，如长城、大运河、遍布全国的交通干线等等（这种国办或官办工程事业，还表现在官办盐业、铁业、丝绸业、陶瓷业、兵器业上）。当最高统治者属于“开明君主”时，这种大一统的国家可以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明与文化。

对比之下，欧洲由于使用的是拼音文字，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影响着不同民族融合在一起。因此，无论何等精明的统治者，不论他的“大棒”如何残暴、“胡萝卜”如何可口，他都无法使自己用武力夺取或建立的统一政权，和平地传给继位人并长久地统治下去。因为，说不同话写不同字的居民对“外来”统治者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不可能长期忍耐“异

族”的统治。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统治者实际上也无法有效地进行社会管理。于是大一统的欧洲国家始终是一种罕见的现象（欧洲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比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大；他们之所以显得相当不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使用着不同的语言文字）。

但是，欧洲的长期分裂为许多小的国家，也产生了一些有利的影响。其一，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学会了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独立又能够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这培养出和平的谈判技巧和妥协精神、宽容精神。其二，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没有“天无二日”的绝对思想，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可以很容易地逃离“祖国”来到附近一个国家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马克思受到本国政权的迫害，便逃到英国继续进行“资本论”的研究）。

因此，欧洲人一旦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文艺复兴时期，约在蒙古大军西征之后。这次西征将中国文明介绍到欧洲，可能是促使欧洲人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清醒过来的重要因素。正如西方列强的门户开放政策，将西方文明介绍到中国，从而促使中国从封建社会的怪圈中走了出来），社会科学便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或迟或早都将产生对新的社会管理方式的研究。同时社会科学的发展打开了人们的思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刺激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社会发展的正反馈现象，在社会结构上便是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取代了封建的管理方式。

有意思的是，由于近代人类取得了通信技术和交通工具的突破性发展，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类似中国那样的庞大国家，如美国、苏联、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也许还应加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是否能够稳固地存在下去，关键在于这些国家的不同地区的居民是否能够形成统一的文字，或者他们的文化修养能否达到西欧人的水平（欧洲人建立欧洲共同体，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试验，即能否用理性的和平的方式构造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应当指出，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只是提供了实施民主管理结构的可能（我们所说的民主，是指自上而下的管理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管理力量处于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相互合作的状态），而并不能够立即直接地实现民主。事实上，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完全可以被独裁者用来加强或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当然随着文化的普及，专制统治方式迟早要遭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抛弃。

总之，在通信技术和交通工具尚未发达的时候（这两项技术制约着国家军队的控制能力），是方块汉字帮助中国人超前地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不同地区的居民有认同感，国家的管理信息能够不受阻碍地传达到各个地区）。为了维护这一成果，中国人被迫选择并接受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的管理方式，只有在非常时期才采取暴力方式更换管理者的姓氏（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换，多发生在连续多年的天灾之后），但管理方式却继续保留下来。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王朝的存在状况。

人类采用的符号体系可能制约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或至少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当人类尚处于使用呼叫、手势之类的符号时，他们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相差不多。当人类开始使用语言时，他们的社会结构方式是群居状态。当人类有了传说这种工具时，也正好是原始的氏族公社时期。当人类广泛使用宗教巫术的文字符号时，原始公社便开始向奴隶制过渡。书面文字的出现促进了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的形成。当电报、电话、电视、电传、电子计算机、无线电广播等新技术出现的时候，也正是人类开始谈论民主制度

的时候。

当然，一种社会管理结构的形式，可能要受到许多种因素的制约。我们的讨论，只是想强调人类使用的符号也是一种重要的制约因素。因为，符号是思维的工具，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至少不比劳动的工具（石器、青铜器、铁器之类）所起的作用更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还不多见，可能还有更多的更深的规律性内容未被人们认识到（梁启超先生在《志语言文字》中早已指出，欧洲千余年分为十数国而不能同化，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者，均为“文字之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