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姓名趣谈

百名陈真看《陈真》姓名起源姓名对人类发展的作用《路史》记载的最早人名避免重名谱牒学奇名怪姓外国人的姓姓名的神秘意义出售星星美国的命名公司日本的年号美国有个广东市

1985 年 2 月 12 日，笔者在西安《法制周报》上发表了《姓名与法》一文，当时的观点认为：随着交通、文化、信息传输技术的发展，姓名已不再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社会问题，理应得到科学的管理，在条件成熟时还需要法律的保护。

香港演员梁小龙主演的电视片《陈真》上演时，梁小龙曾招待全港所有叫陈真的人免费看《陈真》，结果有 103 位陈真应邀前往，这是带有喜剧色彩的重名问题。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重名问题是很令人烦恼而又几乎无法避免的。“文革”中，许多人因同姓同名蒙受不白之冤就是证明。因此，我们需要姓名专用的法律保护。

我的一位朋友离婚，唯一的孩子判由女方抚养。他在法院提出“孩子在任何时候不得更改姓氏”的要求。这便涉及到选取姓名的权利问题。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在选择姓氏上出现了一些纠纷，有的甚至演变成悲剧。我国长期流行的是子女随父姓，但法律并不排除随母姓。一般来说，未成年人的姓名，是由其父母或抚养人确定的，当他们成年以后，可以更改自己的姓名。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子女随父姓或随母姓之争并没有什么价值。当然，公民更改姓名的次数要有限制。姓名管理机构应向公民提供相应的服务，如重名查询等等，对重名者可以以序号区分或征收重名赔偿费。广而言之，企业、事业单位名称与人的姓名一样，也需要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相应的管理规则，不应放任自流，免得给自己或他人以及后人造成许多无谓的麻烦。

同年 9 月，笔者在山西《科学之友》杂志又发表一短文：《关于姓名法之我见》，提出了姓名法的几项基本内容，其中一条为：姓名使用字符的种类和数量，考虑到避免重名的要求，至少应有一万种字符；每个姓名最多可用五个字符（以汉族为例）；从长远考虑，非传统汉字字符也可以使用（鲁迅的《阿 Q 正传》便使用了非传统汉字的字符，来给书中的主角命名）。

几年过后，与孩子聊天时偶然发现，一个班的同学之中出现同名的情况亦非罕见，老师只好用大某某、小某某，男某某、女某某，胖某某、瘦某某来加以区分。随便翻阅报纸，诸如《北京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亦不时有讨论如何起名、怎样避免重名的议论或呼吁，眼见着姓名“撞车”日见增多。不过，包括笔者在内，这类文章都属于马后炮、事后诸葛亮之列，忘掉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好在古语中还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说，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综观各种议论，均首先肯定姓名是一个人的符号，或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的称谓符号。古代小说中，武将出阵时总要说：“来者报上姓名，本将不杀无名之卒！”绿林好汉则有口头禅：“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人做事一人当！”文人学士初次见面必言：“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显然一个人的姓名，已成为这个人的符号；有关这个人的所有信息，都汇集在这个符号之下，而这个符号又在大脑的索引区占有一席之地，大脑指挥中心只需在索引区找到某个姓名，便可以提取到该姓名所代表的那个人的所有信息（当然是指已

经被输入的信息，我们对某个人了解得越多，输入到大脑中的信息也就越多）。

因此，对大脑来说，一个人只有一个姓名，或者说一个姓名只代表一个人，那是最理想的状况，工作起来的效率也最高。但是，大脑并不是人设计出来的机器，它有时讲究效率，有时却为了感情或游戏而牺牲效率。并且，不同人的大脑对同一事物的感知存在着差异，这导致他们用不同符号来代替同一事物。

在联欢会上，主持人邀请不知姓名的观众参加游戏，主持人常说“那个高个子的男同志”、“那位穿花格衣的女同志”、“后排中间的那位”、“手上拿着报纸的”之类的话。其实，这也是一种命名现象，即用一句显示某人特征的话来指称某个人。类似的现象，更常见于一群人之间互相起外号的游戏中。起初，一个人可能会得到好几个外号，用不了多久，通常便会有一个外号流行开来，甚至超过他的正式姓名的作用（刚开始时有好几个外号，表明不同人对他的感知重点不同）。

人类的姓名，最初并不是自己为自己起的，也不是父母为子女起的，而是一群人彼此互相起的，其方法与我们今天的主持人类似，或者与同学问、同事间起外号相近。在这个时期，实际上还称不上是姓名，而只是一个指称符号，因为“姓”含有血缘承继信息，为某个成员起名，并获得公认，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因为在起名的过程中，需要抓住某个人与其他人有所区别的特征，从而促进了分析能力。或者需要将某个人与某个事件联系起来（诸如曾抓住了一只奔跑的兔子，会学鸟叫并曾引来一群鸟），从而促进了事实记忆力的增强。同时，彼此之间还要达成妥协，从而使每个人都有一个公认的称谓符号（妥协能力是人类得以团聚并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一，“民主”的各持己见将导致分裂，民众的妥协共识才能实施“民主”的意愿）。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为每个人起一个称谓符号，有助于大脑记忆那个人的更多的信息，并且能够记忆更多人的信息，甚至能够记忆已去世人的信息。从此，他人的经验，前人的经验，通过他们的称谓符号，能够更多地汇集到每一个人的大脑之中，使他在行动之前便能在大脑中找到类似的参照物，从而能够预期到该行动的可能的结果，显然还将有助于他的行动获得成功。在这里，能够记忆已去世人的信息，是极其重要的，也是关键所在，否则文明将自生自灭，而无法积累起来。人已去世，但他的称谓符号却代表着他，使他成为永存，使他继续发挥作用，可见姓名对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确实不可低估。

随着群体中成员人数的增加，用某个人的特征或与他有关的事件来称呼他的命名方法，逐渐变得不太适应了。因为，某人的特征，也可能出现在其他人身上（例如长大脖子）；某人的事件，也可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赤手空拳抓住一只狼），这样便会产生混淆。大约与此同时，母亲对自己的子女产生了更多的关注，并有了更多的发言权，这是因为人类的幼儿需要长达数年甚至十数年的照顾，才能获得独立生存的本领（这个时期是逐渐延长的，持续的时间越长，母亲以后还有父亲的作用也就越大）。于是，母亲开始为自己的子女起名（人类最初可能先是成年人有名字，婴儿、幼儿则无名，一是幼儿死亡率高，二皇幼儿的作用小）。这对她来说，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权力，同时也是一种责任，当然也是一种需要（用以区分自己的不同子

女）。

起初，母亲可能会沿袭通常的方法给自己的子女起名，再以后她可能将子女的名字与自己的名字联系起来（其他人也会这样联想）。后来她又把自己的意愿或期待寄托在子女身上，并用相应的词汇来给子女起名。这种状况可能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直至人类开始明白了父亲的作用，并形成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父亲的作用逐渐占了上风，这时子女的名字，便与父亲的名字联系起来。这种血缘关系导致了姓氏的产生，再以后，女子的地位继续下降，当她们出嫁之后，自己的姓名也随之改变，诸如马赵氏、陈张氏之类（以夫姓和父姓为名）。再以后，子女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他们长大以后要为自己重新取名，一个不够就两个，两个不够就三个，随他们便。于是有人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还有人叫孙中山，又自称或被称为：逸仙、孙文、帝象、石头仔、洪秀全第二、孙日新、通天晓、四大冠、帝朱、陈文、陈载之、高野长雄、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中山樵、翠溪、杠嘉诺、明德、广东香山来、公武、高达生、高野方山丹、肃大江、张宣、吴仲、无恙生、艾斯高野、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包括乳名、绰号、混名、誉称、教名、化名、笔名、字、号、本名、真名）。

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或者说起始于第一个有名称的人。而且还可以说，从许许多多的姓名中可以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不过，第一个有名称的人，他的名称未必流传了下来。事实上，流传下来的只是那些有过特殊事迹的人的名字，如发明住房的有巢氏，最早用火的燧人氏（可能是最早创造出人工取火方法），以及补天的女蜗，治水的大禹，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我们现在能够了解的早期人类文明史，是通过数百代甚至上干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而获得的。这种口耳相传的可靠性当然不如文字记载，但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而且是其他方法所无法代替的（用其他诸如考古方法，无法获得后羿射日神话所记录的远古信息）。这些神话传说之所以久传不息，是因为其中的主角都有自己的名称，正是通过这些名称才能够将时代区分开来。

当然，神话传说确实不够可靠，因为后世的人会出于各种动机而对其加以改造。宋代学者罗泌撰写了一部巨著《路史》，他描述的中国远古历史，若以人物名称为序，则为：初天皇、初地皇、初人皇、天皇氏、地皇氏、泰皇氏、矩灵氏、句疆氏、谯明氏、涿光氏、钓阵氏、黄神氏、■神氏、犁灵氏、大騩氏、鬼騩氏、弇兹氏、泰逢氏、冉相氏、盖盈氏、大敦氏、云阳氏、巫常氏、泰壹氏、空桑氏、神民氏、倚帝氏、次民氏、辰放氏、蜀山氏、豗傀氏、浑沌氏、东户氏、皇罩氏、后统氏、吉夷氏、几蘧氏、豨■氏、有巢氏、燧人氏、庸成氏、史皇氏、栢皇氏、中皇氏、中黄氏、大庭氏、栗陆氏、昆连氏、轩辕氏⋯⋯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在有巢氏之前还有那么多的人名（这些名称可能是氏族、部落的名称，而且可能是其他部落对该部落的称呼，而不全是他们的自称，在《山海经》中这样的例子极多，如凿齿族之类），也许这是真的，但无法证实。至于以天皇、地皇、人皇为源头，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后人的编排。

据研究，我国的人名姓氏，姓起始于母系社会，以女方先祖为源，氏则表示男性先祖。后来父系社会建立，姓则表示男性先祖，氏则表示女性先祖。

到汉代司马迁著《史记》时，已将姓与氏混为一谈。《中国古今姓氏辞典》

（慕容翊）称，中华民族古今姓氏总数有 6300 多个（其中有一些因文字变化而重复者）。它们的产生、演变、发展极其复杂，诸如有以国名、爵位、官名、谥号、邑里、族系等为姓氏，到目前常用姓氏约四五百个，号称《百家姓》。据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在汉族中，有 87.5%的人即 9.5 亿多人仅用100 多个常用姓氏；其中王、李、张这三个“超级大姓”，占汉族人口五分

之一多，约有 2.5 亿人使用。

姓氏无法选择或不易更改，但人名用字则可任意选择。由于常常出现“英雄所见略同”的现象，如女孩子多选用“兰、秀、芳、英、玉、珍”之类的字，因此重名率极高。据说，上海市名叫王小妹的达 13000 人之多，沈阳市

叫王伟、李杰的亦有 3000 人以上；一个 800 人的小村庄，亦有数十人重名，以至常因误投信件、误报丧、误讨债发生纷扰。难怪许多人要诉之报端、大声疾呼了。

但是，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目前保有 12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要想避免重名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一咬牙下决心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却需要相当可观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的投入，同时还要伤许多人的感情并引起大量的法律纠纷（强迫同名者改名的必然结果）。因此，比较可行的办法是，①鼓励取名时尽量避免产生重名（这涉及到文化水平问题、信息通畅问题）；②对已发现的重名的人用序号加以区别，至少是在比较重要或正式的场合加以区别（这需要有相应的管理机构）；③允许或鼓励对已发现重名的儿童改用新名；④每个省市应定期公布重名的名字（包括重名数量）；⑤有关部门提供重名查询服务，可考虑适当收费。

听说书的人着急，纯粹是替古人担忧；普通百姓也犯不上为重名问题烦恼。我们之所以涉及这个问题，是因为它有关符号与符号所代表的信息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从中了解到实现符号的专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况且，姓名本身也是一门挺有趣味的学问。

王姓相传是周文王之后，曾有 21 个望族，遍布全国。用和平方式改变皇位由皇子继承的传统的王莽，成功地坐上了皇帝龙椅。无奈世人承受不了这种改革，遂使卖草鞋的刘备之流凭着姓刘而占据了三足鼎立之一足。

据史书载，黄帝之子青阳氏的第五个儿子，被赐姓为“张”，曾有 43 个望族（即有名望的家族）。唐朝为李家天下，唐初追随李渊父子打天下的将领，都被赐姓为李（原姓徐、邴、安、杜等，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这种赐姓现象亦发生在王姓、张姓等姓氏中。《史记》称秦始皇姓赵氏，宋朝为赵家天下，当时盛行对姓氏的研究（包括族谱、家谱），并有一位姓名不详的老儒生编出一部《百家姓》来，流传至今。

我国对姓名的研究称之为谱牒学。历代名门望族都要编修家谱，记录本家族父系亲属的全部人口的姓名及生卒年月日时，并对其中的显赫人物的生平事迹加以介绍。每部家谱还记有始祖来源、分支繁衍、世代迁徙以及风俗、契约、艺文等内容，对于研究历史风俗及血缘遗传均有重要价值。据说，近年许多地区又恢复了续家谱的习俗，似乎亦无不可，只是一要客观，二不要变成关系网，不过这也不是外姓人管得着的事。国外学者也很重视我国的家谱资料，美国的家谱学会便收集到近 5000 种我国的家谱。

我国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家谱，可能要算孔子家族了。孔子的第 54

代孙孔思晦（公元 1312—1320 年间，即元代仁宗时）规定，凡 54 代孙均以

思字为派，思字下为克字，克字以下依次为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十派，再次则为光、毓、传、继、广、昭、宪、庄、繁、祥十派，又次则为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十派。从此，凡孔子嫡传子孙不论世居曲阜还是迁居外地，同辈人的命名皆按同一字派。有趣的是，后来，孟子的嫡传子孙，亦按孔氏字派命名，真称得上是孔孟一家。

除了大姓和常用姓之外，我国还有许多千奇百怪的姓。诸如一、三、五、七、九、个、拾、百、于、万，均可为姓，甚至还有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的。金、木、水、火、土亦为姓，铅、铁、锡也是姓。还有姓“真”的、姓“假”的、姓“悲”的、姓“乐”的、姓“丧” 的、姓“福”的、姓“神”的、姓“鬼”的、姓“精”的、姓“怪”的、姓

“黑”的、姓“白”的，另外还有姓“猫”的、姓“狗”的、姓“蛇”的、姓“鸡”的、姓“猪”的、姓“象”的。汉代山东临淄有一个千万富翁，他姓“姓”名伟，似乎姓氏奇特的人，才干也高。

有趣的是，建国以来，钱姓人氏在科技界颇为醒目，如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人元、钱临照等等，对比之下，约有一亿人数的王姓大军，出类拔萃之辈，似乎一时也列不出几个人来。若按“平均所得”（同姓优秀人才与同姓总人口之比）计算，情况似乎更不妙。这是一个有兴味的问题，即不同姓氏的人是否存在着某种整体性的差异？如某些姓氏多出科学家，某些姓氏多出政治家、军事家，某些姓氏多出文艺家，某些姓氏多出商人，某些姓氏寿命长或子女多。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不应该提出或提错了的问题，还是趁早把它扔到爪哇国去罢。

中国人的姓名有趣，外国人也不逊色，他们的姓氏含意也是五彩缤纷，如以大力士、美人、长矛、金嗓子、星期一、狮子、兔子、鸡、鸭、乌鸦、黄瓜、白菜、大圆面包、皮袄、大车、哨子、斧头、鞋匠、织布工之类为姓。铁器出现以后，铁匠受到人们的崇拜，甚至认为神明，“铁匠”这个姓氏广为流传。苏联的“库兹涅佐夫”、美国的“史密斯”、匈牙利的“科瓦奇”、加纳的“阿福奥列”等姓氏的含意均是“铁匠”。

印度有一位医生，原名马诺吉·索尼。我们谈到他，倒不是因为他的医术如何高明，而是因为他的名字有 1612 个字母，并以最长姓名被载入《吉尼

斯世界记录大全》。不过平常他只使用 68 个字母的缩写名字，要念完他的全

名需要 4 分钟，若写出全名则需 10 分钟。显然，这样的姓名已不是一般意义的人称符号了。

事实上，人的姓名往往含有称谓符号之外的含意。诸如冯文革、汪鸣放、张援朝、陈解放之类的名字，显然记录着时代事件的信息；法院布告栏上的名字被打上红叉，报纸上的名字加上黑框，那是即将死亡或刚刚去世的标记。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类现象：美洲的印第安人，无论你怎样询问，他们都不肯告诉你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名字看成是身体的一部分，而且是最神圣的一部分，不允许别人称呼，否则将会发生不幸。这使我们想起《封神演义》里的情节：叫一个人的名字，他只要答应了，魔法便将对他发生作用，也许印第安人亦有同样的顾忌。因此，他们（其他民族如澳大利亚的阿龙达人亦有此俗）通常除了公开的对外的姓名外，还有一个对内的秘密名字，只有自己的近亲或本族最有威望的人才能用这个秘密的名字称呼他。甚至共同生活一辈子的妻子，也需年到花甲才能询问丈夫的隐名。显然，姓名除了称谓作用、时代特征作用、自我爱好作用、父母期待作用之外，还

具有某种神秘的意义。其实，许多符号都如此，除了它的表面意义之外，还暗含着或引申出许多其他的涵义。

例如，在英语、德语、法语中，“星”这个词暗含着“命运”的意思。所谓“你生活在幸福之星下”，即“你交了好运”，“星星里就是那么写的”，即“命中注定”，“他的星暗淡无光”，即是说“他的命运不济”。我国亦有同俗，诸如吉星高照、命星不佳、灾星降临、福星、寿星之类。这说明符号对应的信息，与意识形态有关。星本来是天上的发光体，由于古人将人的命运与天上的星星联系起来，于是“星”这个符号，便增添了新的含意。

我们在这里咬文嚼字，侈谈“星”的什么其它含意，有的人却在发“星星”的财。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都有人创办了“出售星星”的公司，只要你肯付 10 美元（价钱不等），便可以在浩渺无垠的宇宙中买到一颗星星。尽管你既不能占有它，也无法使用它，但你却可以凭自己的爱好给它起一个名字，并过一过拥有××星的所有权的瘾。这实在令我们对西方人刮目相看，在佩服他们的经商头脑的同时，也为我们思考命名学中的法律问题增添了案例。不过，中国人切不可书生气太足，像这样的无本买卖，没有必要拱手全让给外国人。

遗憾的是，不知怎么搞，我们总有点一步慢步步慢。几年前美国又兴起了命名公司，为顾客取一个名字便可赚 10 万美元。而我们年年在春节联欢会上被人家反复送上“恭喜发财”的厚礼，却见不到有几多人光明正大地发过一笔横财。

近年来爱滋病流行引起世人的恐慌。据说有一家美国公司的名称的发音与“爱滋”相近，这家老牌公司可倒了血霉，不但产品卖不出去，而且该公司的汽车一上街，便有人朝它扔臭鸡蛋，几乎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见名称的谐音意思亦不可忽视。对比之下，美国的饮料 Coca Colo 被翻译成中文的可口可乐，一听这名便带有几分喜气。我国的众多产品尤其是化妆品，起的名都带有几分洋气，那也是在吊消费者的胃口。至于用汉语拼音字母来冒充洋货，更是屡见不鲜。只是也有弄巧成拙的时候，即商品的汉语拼音名称，因为用的是拉丁字母，外国人看来便成了英文，其含意要么不知所云，要么则不大雅观，甚至令人倒胃口。

也许正是上述原因，美国出现了专业的命名公司。他们聘请专业的写作人士以及爱玩拼字游戏的人，深入广泛调查消费者的爱好，研究名称与公司形象和商品能否吸引消费者之类的问题，以便为要求更改公司名称、命名新产品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这项服务已得到企业界的欢迎， 1987 年上半年便有近千家公司要求命名公司为其服务，一家汽车零件公司甚至投资数百万美元，把自己公司的名字改得更具现代感，而且念起来也更顺口。台湾的一家电脑公司也推出了类似的服务项目，重点为当地企业将产品的中文名称选择一个合适的并与欧美产品不重名的英文名称，以便更好地促进出口。

中国的烹饪技术誉满全球，不但色香味俱佳，而且名称也很有特色。可惜在向外国人推销时，常常忽略了如何将中文菜名翻译成适当的英文菜名。例如，四川有名的风味小吃“麻婆豆腐”，被翻译成“麻脸的老祖母做的豆腐”，或者干脆译成“Mapo Tofu”，丧失了原来的传神风韵。当然，这也怨不到大师傅，那些学富五车的才子自然也不屑于将学问用于这类问题上，只好留下一个空白。在我国这样的“空白”，天知道有多少。

我们已经介绍了人的姓名，以及公司企业和产品的名称在命名过程中的

种种现象。事实上命名行为广泛地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诸如书名、戏名、电影名、地名、国名、山名、水名、树名、花名、草名、动物名、化学元素名称、数学公式名称、物理定律名称，举不胜举。其中很多事物的命名都很有趣，完全可以编一部《命名典故》之类的书。

例如，北京的胡同名，有柴棒胡同、米市大街、油坊胡同、盐店大院、酱坊胡同、醋章胡同、茶叶胡同。开门七样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不缺。还有金顶街、木樨地、水道子、火器营、土城沟，金木水火土应有尽有。

1989 年 1 月 7 日，日本天皇明仁登基，改年号为“平成”，此名出自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史记·五帝本纪》称赞帝舜起用八元、八恺等贤士，天下“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遂成盛世；《书经·大禹谟》则记有舜帝称赞大禹的话：“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日本历代天皇共用年号 200 多个，命名中使用的中国典籍达 77

种，其中使用过 20 次以上的有《书经》、《易经》、《文选》、《汉书》等。美国的城市地名也很热闹，诸如肺病城、瘟疫市、现金城、金钱市、墨

水城、为什么不市、咖啡市、墓碑镇，还有一个广东市。当年取名时，因有人认为从该地向下直挖可达中国的广东省，该人有钱有识，他提议的这个名称一举获得通过。由于美国是个新国家，建国初期随便命名的人太多，造成美国地名大混乱，叫曼彻斯特的城镇达 20 多个，叫罗彻斯特的约 30 个之多。

但是，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于命名典故，而是要想通过这些事例来说明事物名称所涉及的某种规律及其法律问题，并进而讨论符号的法律问题。因为任何符号都有其指称的或代表的某种意义，符号与意义的关系，或名与实的关系，是符号学中重要内容，搞不清楚两者的复杂关系，也就无法正确地使用符号进行信息交流。

例如，不同国家的青年对自己热恋的情人都有专用的爱称。维也纳人称心上人为“我的小蜗牛”，布列塔尼人则称之为“我的小青蛙”，塞尔维亚人称之为“小蟋蟀”，希腊人称为“黄瓜虫”，阿拉伯人称为“我的黄瓜”，法国人称为“小卷心菜”，芬兰人称为“温柔的小树叶”，日本人称为“美丽的山花”，立陶宛人称为“啤酒”，波兰人称为“饼干”，美国人称为“蜜糖”，我国过去则称相好的为“心肝儿”、“肉尖儿”。如果不清楚这些爱称，难免要发生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