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事业

与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相联系，隋唐宋元时期的图书收藏和管理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有鉴于长期战乱造成国家图书大量损毁的情况，于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下诏“购求遗书于天下”（《隋书·高祖纪》），并“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此举受到社会各阶层积极响应，纷纷献出自己珍藏的图书，因而使隋政府的图书量大增，短期内使藏书量从 1 万多

册增加到 37 万多册，收藏于西京嘉则殿，又从中挑选、补配出标准版本即正

御本 3.7 万册，存放于东都皇宫，专供皇帝阅览。对于从民间购求上来的图书以及新刻图书，皇帝都命人严格按质量分类，按内容分放。同时，为了便于保管、检索、使用，隋政府先后组织编定了《隋开皇四年书目》四卷、《开皇八年四部书目录》四卷、《隋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香厨四部目录》四卷、《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大隋众经目录》七卷、《历代三宝记》十五卷等。

为了提高人们对图书事业的重视，隋政府还于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改革官制，将主管图书事业的秘书省与殿内省、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并列为五省，又普遍提高该省官员官阶。秘书监由正三品改为从二品，秘书少监为从四品，秘书郎由正七品改为从五品，著作郎由从五品升为正五品，并大幅度增加了秘书省的工作人员。

正是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才使得隋朝在其短短三、四十年的统治时期，使图书事业获得了很大发展。

隋亡唐兴，隋代建立起来的大规模图书事业虽遭战乱，损失很大，但仍有一部分图书被保存下来。著名学者令孤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皆备”（《旧唐书·令孤德棻传》。

公元 626 年，李世民即位，“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两年后迁魏征为秘书监，负责领导整理图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烂然毕备。魏征的工作以后由著名学者虞世南和颜师古接替，成绩较魏征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宫廷藏书规模宏大，“太守于后苑作别馆，贮儒、释、道书数千万万（卷）”（《玉海》卷一六五）。

李世民去世后，继任的高宗、中宗、睿宗等对图书的搜求和整理都曾做过一定工作，但成效不甚明显。唐代图书事业真正的兴盛时期是唐中期的开元、天宝年间（公元 713—755 年），其标志是集贤殿书院的建立和大规模校书活动的展开。

开元初，唐玄宗李隆基以“国之载籍，政之本源”，“三五以还，皆率兹道也”（《唐大诏令集》卷五一），接受名儒马怀素、褚无量的建议，发

动了中唐规模宏大的校书活动。在马怀素、褚无量及元行冲、张说等人的先后主持下，秘书省、乾元殿、丽正殿、集贤院等图书机构先后进行了图书整理、编目和校对工作，尤以集贤院成绩卓著。在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等人先后主持下，集贤院进行了系图的搜书、编目、校写工作。至开元十九年（公元 731 年）冬，玄宗入集贤院观书，善本已达 8 万余卷（不计复本）。此后，搜求图书和编校工作持续到天宝末年，使集贤书院藏书又有较大增长。由于玄宗的提倡和一批著名学者的主持，中唐图书量增长快，史称“唐之藏书，开元最盛。”

与国家图书事业发展的同时，私人藏书也十分可观。终唐一代，见诸记载的藏过万卷的私人藏书家有十几人，藏书达数千册的藏书家更不可胜数。如高祖李渊的第十一子李元嘉。“聚书至万卷”（《归唐书·高祖二十二子》），吴兢“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卷”（《郡斋读书志》卷九》，韦述“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旧唐书·韦述传》），李泌藏书达三万余卷，是唐代最大的私人藏书家。

安史之乱后，连续不断的战乱给中唐以后建立起来的图书事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公私藏书遭到严重破坏。至唐末，秘书省、集贤院等中央图书机构的藏书量已下降至不足万卷，“平时载籍，世莫得闻”（《旧唐书·经籍志序》）。

宋代，主持国家图书事业的机构主要是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秘阁、崇文院和秘书省，其主要职能是藏书、编篡官书、整理典籍、编修书目、出版等多项。

宋初，三馆得周藏书 1.3 万卷，后来，三馆、秘阁不断增加。图书来源主要是宋太祖在统一过程中籍没了各国的图籍，其精华部分均入馆阁。其次，太祖、太宗、仁宗、徽宗在位期间均曾下诏求书，并规定优厚的奖励办法，献好书者可以得官给价。另外，官修和新刻图书都要上交样本，贮藏馆阁。由于广泛求书，藏书量增加较快。据统计，北宋馆阁藏书总数是 6705 部，共

73877 卷（《宋史·艺文志》），且都是经过反复校勘的善本。在搜求整理图书的过程中，几部颇具影响的国家书目也陆续问世，包括乾德六年编的《史馆新定目录》、景德四年编的《太清楼书目》以及景祐元年开始编的《崇文总目》，尤以《崇文书目》影响最大，由欧阳修等奉命编撰，共著录图书 3669 卷，分部、类、目录等排列，大受后人称道。

宋代私人藏书也很兴盛，如李昉、王溥、宋绶、欧阳修等都是著名的藏家，其藏书少则数千，多则数万。由于这些人多是官僚兼学者，且分布范围广，互相之间又互通有无，成为宋代图书和学术事业中一股重要力量。

靖康之乱使宋朝 160 余年积累起来的图书毁于一旦，公私藏书“悉为无有”，江南地区的图书事业也大受打击。

宋室南渡后，为恢复国家藏书，做出了巨大努力，除不断下诏求书、组织刻书外，还直接从著名的藏书家、故执政家、旧秘书省长官、出书业发达地区的士大夫家、寺庙等处直接购求图书。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不断努力，终于使南宋的国家图书事业得到恢复。同时，由于出版业的发展，图书购求更为容易，民间藏书更盛，如叶石林一人藏书达 10 余万卷，晁武公藏书 2.45 万卷。

元代藏书较盛，初期图书主要来源于宋、辽、金，从南宋得到的图书尤多，基本上完整地接收了南宋国家图书宫及内府图书馆所藏书籍及书版，又

从南方出版发达地区收购了大批图书，加上后期元朝政府自己翻译、刻印的书籍，使元代的图书收藏量比前代为盛。但由于种种原因，元代图书整理编目水平远逊于宋代，只有《文献通考·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及私人撰修的《录鬼簿》较为著名。

总之，隋、唐、宋、元四朝图书事业的发展，使手抄和印刷的大量书籍得以完善保存，经过系统整理编目，更便于政府官员和文人学士们参考使用，对四朝政治和学术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相当一部分图书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流通到日本、鲜鲜、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为中世纪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