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自隋唐以至明清实行的一种选士制度。它既不同于以德取人的两汉察举制，又不同于以门第取人的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而是依据考试成绩来选拔人才。因设立科目，考试以举士，所以称为“科举”，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 1300 多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隋文帝立国之初，即明令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以荐举为主的选士方式。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隋文帝下诏举贤良之士， “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隋书·高祖纪上》卷 1）隋炀帝即位后，选士制逐步向科举制迈进。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正式设置进士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卷 119）大业三年，隋炀帝又下诏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和膂力骁壮等十科举人。据《通典》考证，十科中文才秀美一科就是进士科的开始。进士科的设立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产生。

科举制度在唐朝完善起来。唐朝统治者规定了考试的程序，增加了考试科目，扩大了考试内容，从而使科举制正式取代了以荐举为主的选士制度。以后历代的科举制度虽有改革，但其根本办法，却从未改变。现将唐代科举制度的有关内容作一简介。

①考生的来源与考试的程序。考生的来源有二个方面，“由学馆者曰生徒，山州县者曰乡同”。而“生徒”之中，又有中央六学二馆的生徒与地方学校的生徒两种。中央的生徒，每年由国子监祭酒挑选送至礼部应省试；地方性的生徒，则由长史挑选，亦送礼部应试。“乡贡”则不限于学校内的学生，凡各地方读书的士子皆可应试。应试乡贡之前，须先在本县报名，由县

令考选后送州，再由州刺史复核。乡试完毕后，长官召集地方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与考中者见面，届时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然后将考中者随贡物一同送到中央，参加应试。到了尚书省后，生徒乡贡皆须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填写三代履历，经过户部审查后，再将名册送往礼部，然后由礼部定期举行命题考试。

唐朝对报考的资格有严格的规定，凡曾触犯唐朝律令，或有缺孝悌之行，资朋党之势，行为不轨，言论出格者，不得报考；工商子弟不得报考；州县衙门小吏不得报考。为保证考生质量，对推荐贡举者也作了严格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考校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减一等。”（《古今唐律疏议》卷 9）

唐朝后来对考生的来源的规定有一些变化。唐初规定，凡地方士子应常贡，只问学力，不限于学校内的学生。但在文宗太和七年（公元 833 年）规定，“凡公卿士族子弟，明年以后，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明经’、‘进士’之限。”（《册府元龟》）在武帝会昌年间，又规定公卿以下子弟及畿内士人寄客者，一切必须在官学隶名，方准应试。也就是说，凡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必须经过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学习。

省试那一天，考生经检查后进入考场。考场外，“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焉”。考试以一日为限。至晚仍未完卷，允许点蜡烛答卷，以三条为限，三条烛尽便要交卷。即所谓“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省试通过后，还要参加吏部试，亦称“释褐试”。所考为“身、言、书、判”四项，只有通过此项考试，才能授予官职。此外还有殿试，即皇帝亲自考问。武则天载初元年（公元 689 年）二月十四日，“试贡举人于

洛城殿前。数日方毕。”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 721 年）四月，“亲策试应举人于含元殿。谓曰：‘古有三道，今减从一道。近无甲科，联将存其上第。务收贤俊，用宁军国，仍令有司设食’。”（《册府无龟》卷 643）不过，殿试始终未成定制。

②考试的科目与内容。科举考试分为两种，一种是常科，每年定期举行；一种是制科，也称特科，由皇帝根据需要下诏举行。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三传、开元礼、道举、童子科、弘文崇文生科等。其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为常设科目。根据《选举志》所载，各科考试的内容如下：

秀才科：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

明经科：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进士科：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

以上为乙第。

明法科：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

明书科：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明算科：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说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

不失义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

《张丘建》、《夏候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

《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辑古》三条，十通六，《记

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

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

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谷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义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为第。

开元礼科：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试官能通者，依正员。

道举科：举送课试，与明经同。所习经书为《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后加习《周易》。

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弘文崇文生科：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中二经，或《史记》、《前后汉书》、

《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二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学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

制科没有固定的科目，往往根据皇帝一时的喜好而设。其中最著名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军谋宏达、详明政术等。制科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如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 年），“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宠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罢。取辞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旧唐书》卷 119）试毕，皇帝根据成绩，把应试者分为几等，并分别予以官职或出身。不过， “制科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封氏闻见记》）

除了常科和制科外，还有武举制。武举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 702 年），“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翘关者，长一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

（《文献通考》卷 34）考试由兵部主持。“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取其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若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长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武夫求为文选，取书判精通，有理人之才，而无殿犯者。”（《文献通考》卷 34）中武举者也分类授以官职。

③考试的方法。科举考试方法有五种，即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所谓口试，就是让考生当场回答问题，所谓帖经，就是“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一行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为通。”（《通典》）所谓墨义，就是以经义试士，令其笔答；所谓策问，即就人事政治设题作文，有方略策和时务策之分。答策问的文体，在初唐时大多重骈体，其后渐用散文。所谓诗赋，即要求考生当场作诗赋各一篇。唐初考试，都以策问为重，直至开耀元年（公元 681 年）以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才、乃下诏加试杂文二篇。所谓杂文即一诗一赋。

为了防止考试出现舞弊现象，唐朝制定了有关防范与处罚条例。防范条例主要有二：一是避亲。如开元二十九年（公元 741 年）十一月十九日，礼部侍郎韦陟奏：“准旧例，掌举官亲族，皆于本司差郎中一人考试，有及第者，尚收覆定，然后附奏。臣本司今阙尚书，纵差郎官，是臣麾下，事在嫌疑。所望厘革，优望天恩，许臣移送吏部，差考功员外郎试拣，待郎覆定，任所在闻奏。即望浮议止息。”二是糊名考试。即考试之日，自糊其名，暗

考以定等第。如开元十五年（公元 727 年）九月，皇帝敕令吏部选人，“宜依例糊名试判，临时考第奏闻。”（《唐会要》卷 75）对考试作弊者，给予处罚，据《唐会要》记载，大中元年（公元 847 年）二月，“吏部宏辞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劾，待郎裴稔，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夏，罚两月俸料。考试官刑郎中唐抉出为虔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罚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并落下。”又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 720 年）“考功员外郎李纳，以举人不实，贬沁州司马。时北军勋臣葛福顺，有举弟明经。帝闻之故试其子，墙面不知所对。由是坐贬。”（《册府元龟》卷 651）此类记载还有很多。考生考官作弊，均受处罚。

五代时期，学校衰落，但科举基本上没有中断。不过，所取的以明经科为多。“五代自晋汉以来，明经诸科中选者，动以百人计”（《文献通考》卷 30）。至于在制度、规章方面，则率由旧章，并未有所创新。

宋代的科举制度，大体沿用唐制，但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与唐代稍有不同，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殿试成为定制。殿试在唐武则天时已经存在。宋以后乃成定制。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 975 年），正式以殿试取代吏部试，采用皇帝亲自策问的录取形式来体现皇恩浩荡。殿试的内容，宋初为诗、赋、论三篇，熙宁以后，考试策一道，以一千字为限。

二是考试内容有所增加。宋时科举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以进士科最为兴盛，各科考试内容较唐时有所变化。“凡进士，就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对墨义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

《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宋史》卷 155）

三是考试规制更加完备。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 年）确立了“三岁一贡举”的制度。此后的科举均依此例。又宋太祖开宝二年（公元 969 年），设“特奏进士”。“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选试所不录者，科学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经许附试，故曰特奏名。”

（《宋史》卷 155）即是说，多次参加考试而不录者，根据情形由皇帝“恩例”特赐“出身”。

四是考试方式更加细密。除原来的糊名等方式外，又采取锁院、验照、复试、别试、誊录等方式，以防作弊。锁院是指主考官接受任命之日，即得移居贡院，不许外出或接待访客，以免泄题。验照就是考生在进入贡院时须交验写有姓名，籍贯、保官及相貌特征的“给帖”，以免冒名顶替。复试是指京官子弟通过会试后还须参加在中书省特设的考试，别试是指主考官的五亲六戚应考，不参加统一命题的考试，而是参加由他人命题、监考和阅的专门考试。誊录是指将所有试卷请人重新抄写一遍之后，再予以评定，以防认笔迹，作暗号的舞弊。

元代对于科举制度相对轻视，至仁宗皇庆二年（1313 年）始诏行科举条制。大体上与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相同，但也发生了二大变化，一是考试内容以朱熹注《四书》为准，二是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据史料记载：元代科举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词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浩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钦定续文献通考》卷 34）

科举制度在元之后还延续了几百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影响至深且巨。应该承认，科举制度本身是进步的产物，它本身的平民化，不分等级，人人都有机会由布衣而为公卿，有利于文化教育的普及和传播。在唐宋时期对学校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科举制度的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首先，科举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历代统治者都用科举作为统治知识分子的工具，并规定考试的内容，使思想不能自由发展，其次，科举养成空疏无用的学问。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学子都偏重于文章形式的学习，真实的学问，则置之不问。导致“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第三，科举制导致学校的衰落。由于统治者选拔人士，不尽出于学校，致使学校教育的功能日渐低落。最后，科举导致学风败坏。政府以科举制诱灭天下学子。宋真宗

《劝学诗》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即是说，只要中举，即可富贵。致使养成追名逐利之风。可见，科举制度，流毒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