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和图书事业

罗马帝国时代曾于公元前 1 世纪开始发行官报《每日纪闻》，公布于罗马和各省公共场所，内容多系公民投票、官吏任免、政府命令、对外条约、战争和宗教新闻等。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每日纪闻》随之终刊。中世纪初期，随着各蛮族入主欧洲，文化衰微，新闻传播也大受打击，

不仅没有正式发行的官报来继承罗马帝国的《每日纪闻》，传播方式也由以往的定期以书面文字发布化为以不定期的口头传播为主，传播新闻的主角也由过去的政府变成了教会。

如前所述，基督教会在中世纪初期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起了独特的作用，教会的主教、牧师、修士、修女等既是能对政府和基督徒施加决定性影响，又是社会上能够读书写字的唯一的一群人。在成千上万的城乡教区中，特别在乡村教区中，牧师充当了教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中间人。所有外界的各种观念和消息，如战争、赋税等，都由牧师带入教区；教区内的各种消息也由他们带出教区，通过其他牧师传播开来。同时，布道也不失为传播观念的有效手段，牧师通过布道讲演，把自己的观点和知识传授给听众，从而对社会舆论和风气产生重大影响。但较之此前古罗马等地的官极和后来的近代报纸，这种新闻传播方式无疑都是十分原始的。

中世纪初期也是欧洲图书事业大衰退的时期。

制作图书的主要方式仍然是手抄，几乎所有的修道院都设抄写室，有很多修士负责抄书。抄书所用的材料一般是羊皮纸，纸草纸已废而不用，中国的造纸术尚未传到西欧。书抄好后，一般还要在抄写室给书的封面加色或绘画，然后装订成册。一册书大致等于 10—20 卷纸草卷。

与古代罗马图书馆或中世纪前期拜占庭、阿拉伯、中国等地的图书事业相比，欧洲的图书事业是十分可怜的，不仅图书制作手段和材料落后，而且图书的收藏、管理和利用也十分落后。

首先，图书馆的数量极为有限，且藏量小得惊人。在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等地的那种图书馆林立，一个城市就有几座、十几座甚至几十座图书馆且藏书量超过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情况，在欧洲绝对没有。据估计，一般基督教修道院图书馆的平均藏书量在二三百册左右，较大的图书馆，如瑞士的圣加仑修道院图书馆的总藏书量仅 300 册，德国赖赫瑙修道院图书馆只有

413 册图书，意大利的博比奥修道院图书馆经过 3 个多世纪的积累，共有藏

书 650 册，令当时的欧洲人惊叹不已！即使 12—13 世纪前后建立的罗马教廷

图书馆、大教堂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藏书量亦少得可怜，如 1309—1377

年建立起来的教廷图书馆共有藏书 2000 册；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图书馆规模

最大，1300 年时有藏书约 5000 册；巴黎大学图书馆 1338 年时藏书量仅 1722 册。

其次，中世纪欧洲图书馆的目录也十分落后，一般只有财产登记簿之类的东西。有的图书馆随着藏书量的增加，对自己的藏书粗分为宗教书和非宗教书。有的则按文种分开，将拉丁文书和其他文种分别搁放。

最后，由于藏书太少，又加上补充极为困难，迫使各图书馆严格限制阅览和借阅范围。有的图书馆规定，借阅的书只能白天在书橱附近阅读，不得携出馆外；有的规定，外借需付相当数量的押金。管理人员因管理不妥而丢失图书的，除照市价赔钱外，还要交纳相当数量的罚金。

图书事业的这种不景气现状既是欧洲中世纪文化衰退造成的，同时，这种不景气的现状又反过来限制了中世纪文化的复苏和复兴。直到公元 11—12 世纪以后大学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大量兴起、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