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出版事业的普及

公元 7 世纪初，当阿拉伯、拜占庭等地的大批学者以及西方基督教会中人士忙于用羊皮纸或中国纸抄写书籍时，先进的雕版印刷术却已在中国问世，并开始印刷佛教经典、纳税凭证、历书、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字书小学等书籍。现存唐印本较早的是 1966 年在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

大陀罗尼经》，系公元 690 年武则天制字后刻印，而为新罗僧携回，刊印年

代约在公元 704—751 年间，即唐朝武后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年之间。而在

敦煌发现的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著名。五代期间，尽管中国社会因唐朝的灭亡而陷入分裂状态，但刻书事业仍

相当流行。影响最大的是后唐宰相冯道发起，从长兴三年（公元 932 年）开

始在国子监雕印儒家经典《九经》。后蜀宰相毋昭裔明德二年（公元 935 年） 起在成都雇工雕印《文选》、《初学记》、及《九经》诸书。

到宋代时，雕版印刷进入了鼎盛时期，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刻书事业受到中央政府和地万高度重视；刻书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刻本内容丰富；印本字体纸墨装褙精美。

宋代开国后，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对刻书尤其关心。京城开封府设有与出版有关的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国史院、编敕所等机构，南迁后又在杭州设立了类似的出版机构，负责有关图书编篡、出版事务。

除开封和杭州外，宋代著名的刻书地区还有成都、福州、湖州、建宁等处。其中，成都于宋初创刊了第一部佛教大藏经《开宝大藏经》共 5048 卷，

为后来各佛藏之祖本；福州先后刊刻佛藏《崇宁藏》和《毗卢藏》各 6000 余卷及道藏《飞天法藏》5481 卷，成为佛道经典出版中心；湖州雕刻《大藏经》5480 卷，又刻《唐书》、《五代史》5940 卷，外刊佛经 5940 卷。

宋代所刊书籍内容丰富，既有《十七史》及古史、当代史、总志、地方志等史志类书，又有古代诸子及新刊印的《算经十书》等科技书等子类书。政府重视医书，一再校正刊行中医典著，并颁布太宗《太平圣惠方》、徽守

《圣济总录》等。集部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诗文都有多种版本刊行，《苏东坡集》的版本达 20 余种。纸币、票据、契约、版画等印刷品也大量出现。

与宋朝对峙的辽、金、夏政权也积极刊印典籍。辽朝的出版中心在燕京

（今北京），设有印经院，各大寺庙也印造经籍，曾在房山刻有佛藏石经， 又木刻了两部《大藏经》，一部是 5048 卷的大字卷轴本，一部是不满千册的密集型小字本，另刻有《肘后方》、《蒙求》等普通书籍。金代印书规模庞大，除从宋朝京城开封索取国子监印版、释道经版印行《六经》、《十七史》等图书外，又新刻《苏东坡奏议》、《金藏》等书籍，中都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还根据宋代《道藏》经版，另加新访求来的遗经千余卷，刻成《大金玄都宝藏》6455 卷。金代《道藏》经版众多，仅京城一地就有六、七副之多，成为道教出版史上的盛事。西夏统治者曾于建国之初分数次用马匹向宋朝换得《大藏经》及国子监所印之书。西夏仁宗赵仁孝一次散施佛教即达 5

万卷或 10 万卷，皇后也印书散施。西夏还用国书翻译了《孙子兵法》、《六韬》、《孝经》、《尔雅》等，并编印了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

至元代，京城大都（今北京）设编修所、广成局、兴文署等中央出版机构，刻写经史书籍。国子监、太医院、民间书坊也分别刻印《伤寒论》、《圣济总汇》及元杂剧剧本。除大都外，平阳、杭州、建宁、吐鲁番等地也是元代和重要的出版中心，其中，吐鲁番曾发现有 6 种文字印刷的经典。所印书籍中，《大藏经》有多种文本，除《普宁藏》、《碛砂藏》外，还有《高丽藏》、《蒙文大藏》、《藏文大藏》、《西夏文大藏》等，从汉文翻译为蒙文的著作有《孝经》、《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此外，印刷品中还有大量的盐茶引、纸币等。

雕版印书比手抄书要快得多，准确性也高得多，是图书出版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但每印一页书，就必须雕一块版，一部大书要多人合作雕刻数年，版片汗牛充栋。若要印别的书，又得从头雕起，诸多不便。北宋庆历年

间，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其后，又有人仿造泥活字，造成了瓷活字。元代开始使用木活字和锡活字。元代农学家王祯是印刷术的改进者。他延请工匠制造了木活字，设计转轮排字架，按韵旋转活字，制定取字排版，印刷方法，于 1298 年印刷了《大德旌德县志》，并撰成《造活字印书法》，附于

《农书》卷后出版。但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未能大规模推广，占主导地位的图书出版方式仍然是雕版印刷。

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出版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传统的一次一人只能抄一部书的制书方式向一次雕版后无需再抄就能千百次重复印制书籍的作业方式的转变，不仅出书速度大幅度提高，而且质量也有了更好的保障，避免了图书传抄过程中极易出现的讹误。同时，出版图书所用的成本也较过去有较大幅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