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来了男老师

浙江杭州二中杜釜

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动又开始了。班上联系商场、工厂和幼儿园等三个单位。这所幼儿园恰是我的“母园”，曾教过我的老师还专门捎来口信， 让我上那儿“实践”。班主任欣然首肯，于是我带着给长期以来一直为女性统治的幼儿园送去一丝阳刚之气的雄心壮志，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实践” 之途。

一直以为小孩子很容易逗，事到临头才发现并非如此。宣老师向“小朋友”们介绍时，我好不得意，尤其是听到自己姓氏后面缀有“老师”两字时， 我故意板起脸，一副为人师表的姿势。然而“小朋友”们不买我的帐，该玩的玩，该闹的闹，旁若无人的样子，不得已，我只好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端架子的却不是我。一个小朋友玩的皮球滚到我脚边，我捡起来讨好地想还给他，他却躲之不及地去玩布飞盘；宣老师把一个布飞盘抛向一个“小朋友”，她没接住，便急忙跑去捡起来。我模仿着也把一个布飞盘抛向一个“小朋友”，他却一溜烟跑了，我只得灰溜溜地自己去捡回来。见自己恐龙般笨拙而无奈地“矗立”在“花骨朵

儿”中间，差点生出自卑感来。

大约快有半个小时了，小不点儿们开始和我进行一些带

有一定防范性的接触了。一个小女孩跑来，把一块积木交给傻乎乎发愣的我。我受宠若惊，正欲“请教芳名”，她却又跑了。大概是觉得没有危险， 过了一会儿，那小女孩又领来了一群“小朋友”。他们一字排开站在我面前嘿嘿地笑，我顿时也笑开了。

不久，他们就看出我是个软柿子，于是便团团地围住我，这个拉拉我的衣袖，那个摸摸我的眼镜。拉了摸了之后便尖叫一声逃到一边，直到看清我确实没有生气的表示，才溜回我的身旁，但还是不放心地一面察颜观色，一面做出随时要逃的样子。那模样仿佛一群围着一只熟睡的老猫提心吊胆地探险的小老鼠。

一个小男孩跑来问我：“你是不是叫猪脑子？”我听了差点气歪鼻子。再仔细一想才明白，原来小孩子口齿不清，所谓“猪脑子”其实是“杜老师”。于是转怒为喜：“啊，是是。来，再叫我一声。”“猪脑子！”“哎！”我笑歪了鼻子，答应得一点儿不含糊。

既然是“老师”了，就自然得做老师该做的事。听了两天课后，我开始介入课堂。先是一节体育课，我担任赛跑时的发令员，在每声“预备，跑” 之后，便会有两个小小身影冲出去，到了终点后一蹦一跳地踏着孩子特有的颠连步回来。女孩子们都很文气，跑完之后，便绽着笑脸静静地望着你，那热切的眼光似乎在等待你的一句表扬；男孩子则很爽气，揩揩鼻子，拉拉裤子，然后激动地抬起头结结巴巴地问道：“猪、猪脑子，我跑得快不快？” “嗯，跑得真快。”我拍拍他们的头。

这时宣老师提议：“让杜老师和我们比比看谁跑得快，好不好？”“好

——”合唱般地应和把那个尾音拖得老长老长。几个较活泼的小男孩立即踊跃报名：“猪脑子，我和你跑！”“我跟你跑，猪脑子！”⋯⋯伴着那阵阵的稚嫩的“加油”声，我那装着太多世故的心竟使我觉得自己跑不过那些纯洁的生命。

在社会实践的最后两天，我才开始上语文课和数学课。所谓语文课，其

实就是讲故事。因为讲的故事是《小猫钓鱼》，所以我上起来得心应手，课堂效果也不错。可算术课却上得焦头烂额。我上幼儿园时最头疼的就是算术课，常常在这门课上受老师批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想有朝一日竟能给别人上算术课，我颇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之感。课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教“五比四多一，四比五少一”。我从“天上有四只小鸟，又飞来一只” 讲起，直说到“地上有四棵树，再种上一棵”，然后教小不点们念“五比四多一，四比五少一”。这些小不点儿们显然有逆反心理，一个劲儿念“五比四少一，四比五多一”。那么好吧，咱们一句句来。“五比四多一。”我念。“五比四多一。”小不点儿们跟。“四比五少一。”我念。“四比五少一”。小不点儿们跟。很好。下面我们连起来说。“五比四多一，四比五少一。” 我念。“四比五多一，五比四少一。”小不点儿们执著地加以篡改。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扳着手指教口诀，企图给小不点儿们最形象的感受，结果仍是大败。误人子弟的“杜老师”只好屈服于小不点儿们的顽固，懵懵懂懂地跟着“小朋友们”念“四比五多一，五

比四少一。”

实践在一个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中结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果然给“花骨朵儿”们带去了阳刚之气；我只知道自己在那些小机灵鬼们的熏陶下差点“蜕变”成“老天真”。时至今日，不知那群可亲可爱的小不点儿们是否还记得，他们曾有一个傻乎乎的“猪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