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缘

陈早春

解放前，我高小毕业就因家贫辍学，在家里当后备农民。在农民堆中， 比起大多数文盲和半文盲来，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谁家死了人，谁家后生结婚，姑娘出嫁，老人做寿，新屋上梁，少不了要求我写副对联，以示哀挽或庆贺，本来这些是私塾先生的专利，但农民付不起报酬或欠不起人情， 便转而求助于我。而我是学徒工，有活操练不付师傅钱就不错了，何计报酬！ 所以我对农民的要求，往往是有求必应，免费供应。因此，事业颇兴隆，久而久之，凡一切文学应酬的事，如写契约，写家神牌位和写信等等，好像非我莫属了，连偷情少妇向插足者写情书，也要我到僻静地去笔录，还叮嘱我要编几句动情的句子。我为了应付这类事，开始是在《礼文汇》、《尺牍类编》、《秋水轩尺牍》之类的乡党应酬书中照抄照搬，或东拚西凑。好在求索者大部不识字，好糊弄，但也免不了碰上咬文嚼字、吹毛求疵者，当场指出我的疏漏或错误，这使好胜心强的少年难以承受。于是我便在劳动之余， 伴着一盏桐油灯，夜夜苦读苦学，读古文，学对仗，记典故，连《龙文鞭影》中那些僵死典故，也在死记硬背。久而久之，乡党应酬之类的文字，也能自出心裁，颇能切时、切事，符合所写的具体对象。有一次代人哭丧，用诗经式的四言体写了一篇祭文，弄得位“学富五车”的冬烘先生都念不下去。他出了洋相，而我却踌躇满志，自认为这是最大的学问，乐此不疲。

当了 3 年后备农民，也就做了 3 年未领束脩的冬烘先生。 然而乐此不疲的事业，临到解放后一上学就闹出了大笑话。

1951 年初中入学考试，数学顺利过关了，一篇自己很得意的作文却差点使我落了榜。

当时，我已不会也不屑于写白话文，一下笔，就挂匾，写的都是四六句， 外加之乎者也矣焉哉。临到前途攸关的升学考试，更得奋力一搏，纹尽脑汁， 搜索枯肠除了注意立旨谋篇，起承转合外，还得尽量堆砌辞藻以显华丽，嵌入典故以显深奥，推敲平仄以求铿锵。交卷之后，深为这样的“力作”而骄傲。可是万万没料到，阅卷的老师并不“识货”，在是否让它及格的问题上不得不进行“会诊”。据我事后知道，“会诊”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文章写得陈腐酸臭，个别老师还认为这是封建余孽所为，对我的家庭出身和年龄产生了怀疑；另一派认为，该生的确是一农家少年，此系亲眼所见，这样的怀疑不能成立，而且一位没有家传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古文，实属不易，录取与否，应该慎之又慎。慎之又慎的结果是：文章可以给 60 分，准予录取， 但入学第一课就应加强教育，限制改正写古文的毛病。

果然，在入学语文课开讲前，语文老师就找我训话了。他神色俱厉地指责我文章的悖谬。我不服气，但又不好抗颜争辩，弄得头发尖在冒汗，而手心却不发凉。好在老师这一阵炸雷之后，洒下的是一阵润物无声的细雨。他好言开导我，叫我今后要多读鲁迅的著作，鲁迅是国学大师，古文底子好， 但他能化腐朽为神奇，白话文写得很漂亮；赵树理的白话文也值得学习，他的文章没有古文的痕迹，用的纯粹是群众的口头语言。临末，这位老师又为我开出处方：每日坚持用白话写日记，至少坚持一年，把写古文的习惯彻底改变过来。

老师一席话，使我汗流浃背，无地自容，但并未令我心服口服，直到我

多读了几篇鲁迅和赵树理的作品，并旁及其他一些文学大师的白话杰作之后，才深深领悟到，老师的确是为我指点了迷津，引入了正道。古文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但迷恋骸骨是不能使语言起到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作用的。从此，我那专记典故的笔记本变成了专记群众鲜活语言和成语、俚谚的案头学习本，现买现卖，每天用这样的语言写一篇日记，每周写一篇周记，从未间断。这办法果然奏效，很快，我的作文卷就可以吃到老师朱笔点下的一串串瓜子，受到“传观”的殊荣；第二学期开始时举行全校作文比赛，我用农民的鲜活语言，写了一位翻身农妇的命运，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这就更加坚定了我“改邪归正”的决心和信心。

通过向文学大师学习语言，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的文学感受能力，这是意外的收获，对我后来从事的文学工作大有裨益。

陈早春湖南隆回县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研究学会理事。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业余从事学术论著、散文写作及文学古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