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兴趣的缘起

姜贻斌

我之所以喜欢上写作，肯定是受了我二哥的影响。我读小学的时候，读初中的二哥就开始写电影剧本了。他那种勃勃雄心和拼命写作的情景至今仍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想这写作肯定极有意思，不然二哥为什么那样入迷呢？

初中毕业后，我便到农村插队去了。其时，我尚无写作的想法，我只是天天写点日记。那个时候，除了白天的劳动之外，根本看不到什么书，生活十分枯燥而单调。

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个农民家的楼上翻出一本书来，这是一本外国小说，叫《活着的姑娘》。我至今也没有查出这是哪个国家的作家写的，作家的名字也记不清了，但书名和其中的一些细节我还能够清楚地记得。那本书大约有 30 万字，我一口气把它看完了，书的内容深深地震撼了我

的心灵。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震撼。它让一个远离父母的 17 岁的青年读完后半天仍沉浸在小说之中，回味不已。我想这大约就是艺术的魅力吧？

面对贫瘠而苦涩的生活，面对单调而默默流逝的时间，我捧着这本《活着的姑娘》，突然想到，我为什么不提起笔来写作呢？于是我真的开始学着写东西了。

我住在队长的楼上，房子较大。我别出心裁地牵着一根麻绳，然后用铁丝做几个小钩子勾着一迭纸，分门别类地写上小说、散文、言论、诗歌。我把写好的东西挂在麻绳上面，像晒着的一排白色的尿片。我在给自己营造一个丰富心灵的氛围，我也尝到了我二哥写作的那种入迷的快感。如果说我的写作从小受到了我二哥的影响，那么《活着的姑娘》便是我写作的激发点。我那时候的写作完全是自娱自乐的，我只是让自己在艰苦的劳作之余有

一点心灵上的安慰而已，我没有向什么报刊投稿。村子里的后生们看见我写了一串一串的稿子，都说我今后肯定会成为一个作家。我只是笑笑而已。我有这个想法，但不敢说出来，我知道当一个真正的作家谈何容易。我看见我二哥从初中写起，写到中专，再写到工厂，那么多年了”也不见一个剧本被搬上银幕。我行么？

但有一点，我对当不当得成作家这个问题，考虑得不多，我只是孤独地坐在昏黄如豆的油灯下，默默伏在桌子写着。白天劳动，若是车水，我也趁着半个小时的休息回楼上去写。

我家那时经济很紧张，父亲被批斗，关进了“牛棚”，每月工资只发 35

元。可这 35 元钱要养活一家子人。我所在的生产队，由于缺水，常年干旱，

收成很差，每个工只值 8 分钱。我当时只有 7 分工，干一天，只有 5 分 6 厘

钱。每个月，母亲都给我两块钱，可我不忍心要这么多，每次只收下 5 毛钱。我每夜写作，要点油灯，可我买不起煤油，但没有灯又怎么写呢？我的两个同学插队离我不远，大约 4 里路。我每次碾米都要上他们那里去。他们住在楼上，楼下是碾米机房，他们上下楼都要经过机房，一到夜里，机房无人， 只有他俩在楼上，桌上的油灯很大，冒出一股股浓浓的黑烟。我问他们，你们烧的什么油？怎么这么大的烟？他们指指楼下，轻轻地说，偷的柴油。我说，我也偷点好吗？他们点点头。于是，我像个贼似地下楼去了，用空酒瓶在柴油桶里灌柴油。我悄悄地提着油瓶回家，我很兴奋。我可以省下钱不去

买煤油了，有柴油陪伴我在桌子旁度过一个又一个寂静的夜晚。柴油的烟很大，呛人，我常常呛得大声咳嗽，蚊帐也被熏得黑黑的，可一想它是用不着花钱的，心里对柴油的诅咒又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我就是这样不停地写呀写呀。离开农村时，我写了一大堆稿纸，什么稿纸都有，除了四方稿纸，还有信纸，烟盒纸，各色没有格子的纸。我呆呆地望着它们，那上面有我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写上的密密麻麻的文字。我本来想带着它们走进我挖煤的矿山，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划燃火柴，一把大火将它们焚烧了。它们在大火中痛苦地缩蜷着，呻吟着，在向我哭诉着什么。望着这些由我亲手写满了文字的稿纸渐渐地化为一片灰烬，我心里涌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

我后来才知道在我那个年代里写了一堆毫无意义的文字，它对我的写作毫无用处。它仅仅起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那就是我虽然写了那么多干巴的文字，但培养了我写作的兴趣和毅力，我写作兴趣的缘起应该属于那些文字。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个弯路未免走得太大了。但是，在那 10 年浩

劫的年代里，百花凋零，我一个 10 多岁的青年，谁又指望能写出什么有意义的文字呢？

姜贻斌 1954 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初中毕业后，下过乡，做过矿工、教师、新闻干事，现在《文化时报》任编辑宣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作家协会理事。发表小说、散文 150 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窑祭》、《女人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