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牛虻》

张守仁

我走上文学之路，是受了长篇小说《牛虻》的影响。

50 年代初，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便迫

不及待地想看《牛虻》。后来买到一本 1953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李良民翻译的《牛虻》，一口气看了四五遍。每看一遍，读到牛虻被处死、琼玛读他的遗书的情节，总是十分感动。

那个译本的第一页上下天地、左右空白处写满了我的批注和感想，每一章第一页上都写着该章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出场人物、展开的情节。每一页上，在精彩的对话、细节、人物的冲突旁边，划满了着重线和圈圈点点。

我这辈子看了许多小说，但没有哪部作品像《牛虻》那样让我读得那么仔细、认真。解剖了一只麻雀，也就懂得了所有的麻雀。详读评析《牛虻》， 我对小说的结构、冲突、写作技巧，有了相当的了解。

我年轻时在外专学过俄语，在大学里学过英语。后来我买到了前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俄译精装本《牛虻》（《OBOД》）。对于那本书的装帧、插图、题图、尾花爱不释手。每次翻阅，都是一次艺术享受。再后来又看到了艾·伏尼契的原著《The Gadfly》。能看到原著，更增加了我的阅读兴趣。从此，《牛虻》成了我生活中的亲密伴侣。《牛虻》使我懂得，文学是假丑恶的坟墓、真善美的摇篮。

我萌生了从事文学工作的梦想。

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当文学编辑。“文革”开始，“四人帮”拿《北京晚报》开刀，说它是“三家村”开办的黑店。不久

《北京晚报》被迫停刊，我被赶到北郊区门头沟深山里种田、养猪、挖煤、采石、烧石灰去了。

白天，我和社员们在山坡上抡锤、把钎、放炮、崩石头，夜里就住在山顶简陋的小石屋里。因为无书可读、无事可做，便早早地躺下睡觉了。睡不着，我就靠回忆度过漫漫的长夜。我想起了《牛虻》，想起了牛虻被放逐到南美后那段屈辱的岁月；想起牛虻在秘鲁利马码头上赌窟里当仆人，被歹徒打得致残的情景；想起他成瘸予以后在甘蔗地里靠给人打零工度日。他当过跑腿，给人补过锅。和我一样，干过矿工的活，打扫过猪圈。他扮过戏班子里的驼背小丑，供人扔桔子皮、香蕉皮取乐。一个曾经在粉红世界里娇生惯养的青年人，如今陷入恐怖的地狱之中，他心灵中的痛楚可以想见。但是为了他的理想，他坚强地活了下来。牛虻那种坚毅、那种忍受痛苦和考验的意志，永远是我的榜样。

在山顶石屋里这样想着，孤独和迷惘，也就像山沟里的泉水那样，慢慢地流走了。我也变得坚强起来，心想，只要活着，总是有希望的。

我现在感到惊讶的是：年轻时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反复读同一部作品呢？我常常想，新时期以来，我编发了那么多的获奖小说，这要归功于《牛虻》的启蒙。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写的这首诗，恰当地概括了牛虻的一生。《牛虻》曾被保尔和卓娅、张志新和遇罗克一代又一代革命青年热爱。《牛虻》也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并使我几十年来不管遇上多大的坎坷曲折，始终对美好的文学事业矢

志不渝。

一部好书，犹如生活中的一盏明灯，照耀你的人生道路上坚毅地向前跋涉。

张守仁 1933 年 9 月生于上海市崇明县。从 60 年代初开始写作。至今已

出版《废墟上的春天》、《你就是爱》、《寻找勿忘我》等 4 部散文集；翻

译出版过《屠格涅夫散文选》、《魏列萨那夫中短篇小说集》等 3 部译文集。现为《十月》编审，北京作协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