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我

洪丽玉

我最早接触写作是在小学，那时，书法和作文是我最风光的本事，每学期的学艺竞赛，我拿回一张张奖状，同学们羡慕的眼光，让我神气活现极了。

六年级时，有一次县府派督学来视察，正巧我们在上国语课。督学笑容面满地踏进教室来，告诉我们，国语能力的重点，不应该只是会背会念，而是要能够学以致用，并且贴切地表达心中的感受。说完后，要我们以一句话来形容“冷的样子”，同学们都非常错愕，因为除了有多位县府人员在场外， 校长也在旁陪随，使我们有“如临大敌”的压迫感。大家正不知所措时，老师要我们上台，把写好的句子抄在黑板上，让大家互相比较欣赏。有人写“北风怒吼”，有人写“大风呼呼地吹”，而我写的是“冷得我的牙齿上下不停地打架”。他逐句解说，对我的句子赞誉有加，认为我才是真正表达出“冷的样子”。离去前还特地走到我的座位旁，摸摸我的头，很和蔼地说：“不错！好好努力，将来在写作上会很有成就。”这句话给我很大鼓励，提升我对写作兴趣。可惜至今我还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可言，真是愧对他的赏识。

进入国中，每学期的学艺竞赛，仍然是我表现的机会。高中却因为升学压力，这些功课以外的兴趣，就被视为“不务正业”。直到毕业前，教我三年国文的涂老师，特地叫我去“个别谈话”，说我的写作能力很好，要继续努力。这份特别的关怀，使我倍感珍惜。然而进了大学后，逍遥自在的生活， 将日子点缀得多彩多姿，已经将“写作”忘得一干二净了。

接着，生活步调紧凑，写作一事，似乎离得好远好远。直到 1991 年，那是我生命中最特殊的一年，在得知左眼球后方长瘤，却找不到医院有这个开刀病例时，我在万念俱灰下，想到距家最近的海总医院，于是写信向眼科朱主任“求救”。他深受文字感动，毅然答应暂以针药抑制。两个月后，帮我找到三总医院的陈医师，陈医师有过一次类似病例的开刀经验，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交给了他。

经过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后，我重获生命的喜悦，才猛然惊醒，生命是如此无常，岁月是如此有限，如果我再不把握现在，将会愧对重新赐给我生命的两位恩人。于是，在无限感恩的心情下，我以《杏林温情》一文参加台湾区征文获奖，和首奖只是两分之差，带给我无比振奋；加上每次见面，朱主任总是亲切的一句：“最近写作了没有？”如暮敲晨钟般，敲醒我久沉的写作兴趣，于是勤快动笔，在几次侥幸得奖后，又拾回昔日对写作的热爱。

事实上，很多人的写作兴趣和我一样，是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萌芽，然而长大后，能够持续下去者，为数并不多。以台湾来说，因为功利观念盛行， 写作又是极为无法“获利”的事，所以几乎没有人愿意以写作为正业。除了屈指可算的少数作家，因为名声响亮，书籍畅销，能够以写作为生外，其他作家几乎都有工作，写作纯粹是“副产品”而已。然而，从事业余写作的人仍然如过江之鲫，而且乐此不疲，因为写作的乐趣无穷究，透过文字流露， 纾洩内心感受，使人看到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另一面；还可以反映时下万象， 虽然不能说是“社会见证”，但至少记录下自己的生命历程，为来日储藏无尽的回忆。

写作的路子很漫长，不能一蹴而就，它是经验的累积，也是耐心和毅力

的磨炼。在学习阶段里，唯有透过“多看”与“多写”，才能摸索出属于自己的方面，虽然这是耳熟能详的陈腔旧调，却是写作的不二法门。对有意写作的人来说，学习，是必修的课业；谦虚，是必须的涵养，两者相辅相成， 因为“谦虚”的人才会永续“学习”，透过不断学习，内涵更见丰富，这才是读者的福气。

至于“成名”两字，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有人写一辈子，仍然“名不见经传”，这是稀松平常的事，不必为之丧志，如果写作是为了成名，就如给自己加上千斤重担，压力的沉重，会使写作成为负荷，那就毫无乐趣可言。我见过有些人为了迅速成名，不惜找关系，自我膨胀，甚至落到“掌声”变成“嘘声”，使人耻与为伍，这是很可悲的。为了成名，丧失应有的格调， 我常讥其为——用“无格”稿纸写作。东汉崔瑗“座右铭”内有“无使名过实”，不但是做人原则，写作者也应引为惕，如果一味追求虚名，写作的意义就荡然无存。

无论将写作当成职业也好，视为兴趣也罢，所发表的作品都应该要能激动人心“向上”及“向善”，我们不敢以肩负“文学使命”自居，但是如果能够引导读者走向良善之路，哪怕只有一句话救了一个人，那也是可喜的， 何况西谚有句：“这世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丽；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丑恶。”多一篇美丽的文章，这世界就多一分可爱。

虽然，我常因俗事缠身而疏于写作，也曾因为懒散而停笔，但是，写作带给我许多乐趣，也是我精神寄托，我相信，我会持续下去。

洪丽玉 1956 年生于台湾彰化，静宜大学中文系毕业，从事儿童作文教学

近 10 年。写作以散文为主，曾获文艺散文奖，台湾地区征文散文奖，青溪文艺散文奖，省新闻处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