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那扇大门

吕雷

从初中到高中，整整一个中学时代，我就喜欢在那扇大门外转悠，伸头探脑，在门里像有块强大的磁石，吸住了我青春的憧憬、年轻的梦。

我知道，那大门里面就是文学殿堂。

为什么会喜欢文学？三两句话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记得我在中大附小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墙报上“发表”了我第一首“侍”。我不时在那块大墙报下闲逛，悄悄注意有没有人看我的“诗”。有一天，看见有个高年级的大哥哥抬头在看我的诗，我走过去说：“这是我写的。”

“你写的？”他似乎不相信。 “就是我写的呀！你看——我的名字写在上面。” “哦，这就是你呀？”他像记住了我的名字。

我得意了半天，上课老师说了些什么全没听进去。

我从小体弱多病，在男孩子里，跑、跳、踢足球、打弹弓乃至打架，事事不如人，在班上只有两件事能引人注目：一是请病假，二是早上迟到。我的“诗”发表后，我马上意识到，有一条我比班上所有人都强：我的“诗” 能上学校的墙报！从那时起，我偏爱文科，暗下功夫要“拔尖”，我喜欢作文，每逢作文课，我总会升腾起一股“露一手”的兴奋。我家里有不少书， 生病的时候，就躺在家里看书。小学二、三年级，我就读了不少大部头中外古典名著。那时的小学生，有“比看书”的风气，谁读的书多，谁脸上有光

——

“《牛虻》看过了吗？” “⋯⋯还没有。” “我看完了。”于是，又可能得意半天。

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就在这悠悠岁月里滋长着。

少年是多梦的季节，梦幻的变化会不时产生兴趣的萌发和转移。我 9 岁时，除了喜欢文学，还迷上了装矿石收音机，进而学装电子管收音机。陶醉在装机成功的同时，也陶醉在电波传来的抒情、散文和长篇小说的朗诵里。我的数学成绩不行，但会弄无线电却使同学们刮目相看。上中学以后，我又找到一条摆脱“病猫”形象的捷劲，我着魔似的学打乒乓球，连在走路、吃饭时也来几个抽杀手形动作！我体质差，但我灵活，反应快，加上勤学苦练， 会动脑筋，很快成为学校和业余体校的主力，还和队友一道夺得全市团体冠军。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专业运动员，对文学依然一往情深，而且开始梦想当记者或作家了。打乒乓球的成功激发了我的自信。我相信，文学殿堂并非高不可攀，凭自幼培养而成的兴趣加上不懈的努力，我一定能推开那扇大门。我已不满足在墙报上发表诗歌和文章了，开始给报刊投稿，尽管屡投屡退，心中的劲却憋得很足，就像输球了老想赢回来一样。终有一日，我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话剧上演成功，那自信更加强烈了。高中毕业，我踌躇满志地报考了人民大学新闻系，老师同学都料定我能考上，不料，祸起萧墙，一场天塌地陷的灾难降临。“文革”开始，高考取消，我一夜之间成了“小邓拓”、“小黑帮”、“黑五类”，成了满墙大字报炮轰的目标，我写的文章和话剧，成了“三反”罪证，最赏识我的语文科组长被迫自杀。我绝望至极， 文学梦破灭了，心如死灰。接着就是大串联、打派仗，浑浑噩噩打发两年时

光，几乎与小说诗歌绝缘。我不相信这个世界还需要文学了，但长着一个脑瓜、两只眼睛，机械惯性似的仍需要读点什么，只好读历史，读哲学。几年下来，我啃完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哲学史，还认真做了笔记。后来， 我才发现，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几年较系统地读历史对我的笔墨生涯大有裨益，不了解历史，就算能推开文学大门，你也没有后劲走下去，了解历史是搞文学的基本功。

对文学的热情，是在我一生中最艰难最灰暗的日子里重新点燃的。1968 年，我上山下乡到了粤西山区的橡胶农场（后来改成了兵团），住在一个四处透水的旧牛棚里，一天重活干下来，满身泥水，全身散了架。深夜，床被漏雨打湿，破被子冷得像冰窟，我突然发现无数大蚂蚁在我身上爬，原来， 我的床铺正架在一个硕大无朋的蚁巢上，而水一浸，蚂蚁都爬出来了。于是不得不发动一场人蚁大战。在那风雨交加的不眠之夜，普希金的不朽诗句蓦地涌上了我的心头：

灾难忠实的姐妹希望， 在幽暗的地下潜行， 她会嗔起勇气和快乐，

盼望的日子就要来临⋯⋯

我被崇高的人格力量震撼了，含着热泪点亮油灯，激奋地写了一首诗， 又写了一封致友人的散文式长信，至今我还记得里面有一句话：“艰难困苦， 是人生的补药。”自那天起，我又开始写作了，我需要用笔来寻觅，来挖掘生存的勇气和激情，追寻生活的希望和真谛！

长路崎岖，我的文学梦没有柔情脉脉，没有春风拂面，它只有火焰、热血和对光明的苦苦追寻。大概从那时起，崇尚悲剧性壮美，崇尚人格力量， 崇尚忧患意识的个性，就悄悄地溶化在我的血液之中。

文学青睐才气，更青睐刻苦。

我出版第一篇小说，一共改了 8 稿，当时把关看稿的是兵团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部队诗人，对我关心备至，但对创作却严格得似乎不近人情。

“这样写怎么行？拿回去再改一稿。” “这里，还有这里，不合情理嘛，再改——”

他严厉，我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一而再，再而三，他不开绿灯放行， 我就一次次推倒重来，直到他点头认可。改了 8 次，也抄了 8 次，稿纸堆起来足可以做一个大枕头，我一直保存到今天，留作纪念。

以后我每发表一篇小说获得了好评，我就不禁想起那位老诗人，想起那个“枕头”，我由衷地感激他的严厉。我想，如果当年我那篇小说一挥而就便能获得出版，我今天恐怕成不了作家。

1979 年，由于我的恩师——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萧殷的推荐，我在《作品》杂志发表了小说《血染的早晨》，一下子引起了文坛的注意。第二年， 我调进省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但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自己有多大能耐， 这完全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可以说，文学的大门，我还没有打开。

巴斯德说：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为这个机遇苦苦准备了十多年， 以后还要准备下去。

1981 年 3 月的一个深夜，我正在茂名石油公司招待所里伏案写作，一阵急促的拍门打断了我的思路，招待所值班员要我去接长途电话。

一个遥远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吕雷吗？你马上出发，到北京领奖，你

的小说《海风轻轻吹》获全国奖了！

我当时懵了，愣了一阵我才意识到文学的大门吱呀一声被我推开了一条缝，我挤进去了。我不由得深深感激秦牧、易巩、黄培亮、欧阳翎等前辈作家，正是他们帮助，《海风轻轻吹》才得以及时发表出来，挤进全国评奖的行列里。可以说，我能推开那道门，前辈们也出了一把力。

后来，我才知道，推开一扇大门并不意味成功，门里面还有无数道门， 要登上文学殿堂着实不易，就像给自己判了个推大门的“无期徒刑”。

你要成功，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断地推开那一扇扇的大门。

吕雷 60 年代读高中时开始文学创作。“文革”中上山下乡，当过农场工

人、工人、文化干部。 1980 年从事专业创作，曾获两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副秘书长、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