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说里用了真名

周健民

我在读书的时候喜欢诗歌，还偷偷地写过一些诗。后来又喜欢写散文， 也迷醉于外国小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喜欢写小说，最早发表的几篇小说，也大都有外国小说的影响。到了 1956 年，才开始有了变化。那年提出“双百方针”，文艺界很活泼，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组织文艺社团，创办同仁刊物。对编辑的限制也放宽了，如果不愿做编辑工作，可以离职，但是有一条，不再发工资，有点像今天停薪留职的办法。我没有参加社团，没有参与办同仁刊物，选择了下乡搞创作的道路。为什么要选择下乡的路子呢？ 因为我去过工厂，去过地质勘查队，也写过几篇反映这类生活的小说，但总觉得很吃力，不像写农村题材那样得心应手。

离职以后，我沿着洞庭湖跑一圈，到过 7 个县。那时合作化运动刚结束， 农村一派兴旺的景象，沿途的大小城镇，真正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剧团的锣鼓，农民的笑脸，使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记得解放初期我进入洞庭湖区，那时有个任务是发放救济粮，当我敲开一幢幢破烂的茅草屋时， 看到的是愁苦的焦黄的脸，还有那一双肿得像提桶的腿，我曾经为此落泪。这次的情形与过去真有天壤之别。

转悠了一圈以后，我在一个叫武圣宫的镇子停下来。这里是三县交界之处，也是个三不管的地方；旧社会称它叫烂武圣宫，可见社会状况的复杂。我曾在这里参加过清匪反霸与建立农会，与当地干部比较熟悉。这回我住在一户农民的茅屋里。户主的名字叫谭少其，一家三代挤在两间卧室里。最初我住堂屋，后来住在厨房里。老谭将柴火移到屋外，替我腾出了一个角落。我在谭家住了将近一年，完成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湖边》。

滨湖的农家住得很集中，茅草屋一幢挨着一幢，几十户人家共一块禾坪， 彼此来往十分频繁。我很快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两位跟我要好。一位名叫卜有，一位名叫贺文远。卜有过去一无所有，直到土改才分了两亩田，他的人生经历很坎坷，还有一段凄婉动人的恋情。他将这些告诉了我，使我激动不已，并把它写进了小说。贺文远和我是紧邻，我们真是朝夕相处，他只读过两年私塾，却一生嗜书如命。他成了农村少见的书呆子，也成了我小说中的人物。我从城里带来了许多书，他都一一借去读了，他能品评作品的优劣，还能识别作家的好坏。我在乡间住了半年便开始写作，每写完一章就念给贺文远听。他常常指出哪些话不像农民说的，哪些描写农民看不懂。我在小说中夹有大段的心里描写，他也建议删去。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打肚官司， 不会口中念念有同，如果痴痴地坐在田头想心事，人们准会以为他中了邪。后来我注意用行为表达人物的心理，常常采用白描的手法，我尽量避免内心独白，还减少冗长的直叙。稿子按照他的意见进行修改，改过后再念给他听， 直到他笑着头点，我才不再改了。

因此他们不仅是我的朋友，而且还是我敬重的老师。我们一块儿谈天说地，也一道打着赤脚下田，湖边的泥土里没有沙砾，踩在它上面感觉柔软， 我喜欢光着脚板走路，整个夏天没有穿鞋袜。谁知钩虫从脚底板钻进皮肤， 我感染了钩虫病，脸色变得越来越黄，夜晚睡着了出冷汗，我便只好离开他们。后来不允许停薪留职了，我又回到原单位上班。直到 1963 年春天，我才又有机会回到武圣宫。我带来一本《湖边》的打印稿，准备再向两位朋友请

教。谁知当我来到熟悉的大院，人们告诉我他们早作古了。

原来我离开不久，大院成立了人民公社，同时又搞大跃进，接着遭遇三年困难。贺文远的身体较弱，他常吃不饱肚子，后来得了水肿病，不久就死了。卜有爷会捕捉青蛙，常以它们补充营养。但青蛙很快被捕光了，他就开始吃癫蛤膜，结果全身发绿，也突然发病死了。

《湖边》正式出版的时候，我又记起了他们，我把他们的真名写进了作品，他们的经历也成了作品里的故事，这种做法不符合写小说的原则，但我是把它当作小小的纪念。

周健民湖南省益阳县人，1931 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南省文学学会会长，湖南省文联名誉委员。出版有民间故事集《巧媳妇》；话剧《验收员》；长篇小说《湖边》、《柳林前传》、《远去的红帆》；中篇小说《星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