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那片山

刘立云

江西西北角的祖国版图上标着“宁冈”二字的地方，是我生长的故乡。著名的罗霄山脉，像一个巨大的句号，把她紧紧地包围在中间。我家世世代代居住过的那个村子，就散落在这片山脉的一条岩石与岩石重叠着的深深的沟缝里，她小得看上去就像一枚圆圆的鹅卵石。这些山给我留下的印象，我在一首诗里诚实地写道：“我是见过山的/也见过无数在山上堆积的/青色与褐色的岩石/其实我就是山的儿子/诞生在山与山相撞的一条夹缝里/我踩着一地的山石长大/几乎每走一步/都碰着那些壁立的悬崖。”事实正是这样，我长到 10 岁，还没有翻过村子前面那座据说只有 5 华里路的大山，进过我们

那个名叫砻市的挺有名的县城。所以，当我 11 岁那年像只土头土脑的蟋蟀那样站在停放在县城电影院门口的一辆卡车面前时，我竟不敢走近它，更不敢伸出手去抚摸它。我当时呼吸急促，感到耸立在我面前的那副庞大的身躯，简直就像一所高高大大的房子正横行霸道地压迫着我。打那以后，我敢说我再也没有见过比这辆汽车更高大更盛气凌人的汽车。真的没有！

在我开始懂得为未来的命运着想的时候，那些山把我折磨得痛不欲生。它们阻隔着我走向山外的路，粗暴地割断了我向远方眺望的视线。我目睹着的祖祖辈辈像一条条可怜而又渺小的爬虫那样终生都蠕动在山沟里。他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最后死了又埋在这里。很少有人到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当时，大概 1967 年，那场红色运动已全面铺开，昔日平静的山村忽然变得不怎么平静了。当我于过三个月乡丁的伯父和做过几天生产队会计的叔叔，分别被关进擅自设立的监狱，我当了几年大队长的父亲又被突然开除党籍，巨大的恐惧已迫使我不敢在任何差不多年龄的孩子们的面前把头抬起来。我知道我的伯父，我的叔叔，还有我的父亲，他们都是老实已交的农民，全都是无辜的。但在这种时候，这样的环境里，尽管我年纪还小，在大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可我却悄悄有了自己的思想。我每当想到要在故乡的山村里和人群中度过自己的这一生时，便感到不寒而栗。我日日夜夜梦想逃离。

如今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就在我感到自己只不过是无数个的命运弃儿的又一个必然的重复时，那种我后来才知道名叫文学的东西，竟然在我贫瘠的脑海沟里神出鬼没地绽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芽，就像山源上信自长出的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野草。

记得最早我特别喜欢作文。此时一所山村小学的课程，竟也设置得五花八门，但在除去学工学农学军外的那几门形同虚设的简陋的功课外，我唯独对语文偏爱得厉害。那时还没有统一的课本，都是老师现炒现卖。语文老师的做法通常是一堂课讲完那点基础知识，就出个题目，布置大家回去作文。我手上有本不知从哪儿获得的杨石散文集《岭南春》，书里全是用清新活泼的文笔写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每次作文，我都翻开《岭南春》，模仿里面的结构，摘抄其中的一些词句，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把老师布置的作文完成得认认真真。正巧我的语文老师是个壮志未酬的文学青年，他每次改完我的作文后，都当着同学的面大加赞赏，还从教务处领来白纸，让我把作文抄出来，供大家欣赏；有时，整整一堂语文课，他只让我朗读自已的作文。还有一次，他在郑重其事地送给我几大本作文参考资料后，又翻箱倒柜地找出

一张发黄的省报，告诉我副刊角落里的那篇散文诗，就是他写的，让我一起带回去看看。接过这几本资料和那张发黄的报纸，我两只细小的手在微微地颤抖。语文老师在我心里忽然成了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巨人。在我们村里，除了一位比我大 10 岁的青年因不小心把墨水洒到毛主席像上而让自己的名字印在布告上外，还没有人的名字被印成铅字。我的语文老师却连文章带上名字，一块被登上了省报！而且他现在竟把这张报纸送到了我的手上，说让我带回去看看。我知道语文老师这样做，是对我满怀期望，因此被激动得不知道说啥好。当我捧着那几本资料和那张报纸走出语文老师的房间的时候，眼里已满是泪水。

从此，我对语文老师虔诚无比，不仅竭尽全力圆满地完成他每次布置的作文，而且常常给自己出题目，把自认为很有意思的一些想法写成散文或者诗歌，再送去向他请教。一个山村孩子的生活内容有许多独到的地方，我写进山烧炭，下河放排，听老人讲古；写村里大红大绿热热闹闹的婚礼，大黄大白呜呜呀呀的葬礼；写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夜晚烧碎瓦塔、放孔明灯⋯⋯这些都是我最真实的经历和见闻，写起来亲切、自然，仿佛翻拍和洗印一张张旧日的照片。临近放寒假，语文老师发下新作文本。让我们回去访问家长，写一篇痛说革命家史的作文。开学时，我的新作文本连最后一页都写满了。语文老师见我一口气写了一本子，兴奋得喜笑颜开，马上又把我叫进了他的房间：“你现在写作文，有没有一种水开要往外冒、泪涌满了要往下流的感受？”语文老师边说边用手比划着，眼睛格外明亮。我猜不透他的用意，只茫然地点了点头。“好！”语文老师突然大喝一声，说道：“这就是由冲动产生的激情！它说明你具备了从事文学创作的素质！”又说：“搞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灵世界的自觉倾泄，到时谁也不会拿着鞭子站在你的身后逼你，但你就是想写，想一吐为快。”听见这些，我还是有些茫然。语文老师最后把我送到门口说：“写文章说易不易，说难不难。决窍嘛，只有 6 个字，这就是应该：多看，多想，多写。剩下的，就要看你的天份和机遇了。”

回到家里，我细细地品味语文老师最后说的那几句话，越想越泄气，他让我“多看，多想”，但我们整个村子里都没有几个人识字，我从哪里去借那么多的书看？没有书看，接触不到新东西，凭着我那自幼长在山里的鼠目寸光的见识，又能“多想”出什么呢？再说“多写”，我感到我所看到的都写过了，再要多写，就只能瞎编乱造；何况我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村孩子，先别说没有那“天份”，就是有那份“天份”，又哪会有什么“机遇”降临到我的头上？这样想过之后，我对写作兴趣虽然丝毫未减，但对写作的前途，却实在不敢抱任何奢望。

第二年，我从读了 7 年的公社小学，转到县城中学读书。

这是我们县唯一的一所中学，地处龙江河边的一个美丽的山窝。学校的正门有一幢古色古香的类似乡村祠堂的建筑，屋檐下悬着一大块搂刻着“龙江书院”四个柳体大字的横匾；书院的最高处，耸起一座雕梁画栋的小楼阁，阁顶龙飞凤舞地镂刻着三个草书：“文星阁”。那已是 1968 年，身宽体胖的校长和许多白花苍苍的老师，天大还被迫挂着黑牌接受高年级学生的批斗。我们低年级的学生虽说仍在上课，但那也是象征性的。照样还没有课本，手中仅有的书，是一本红塑料封面的袖珍本《毛泽东选集》。

记不起是第几天的第几堂课，陌生的中学语文老师让我们翻到《毛泽东选集》第 56 页，学习《井冈山斗争》。先布置我们朗读。我读着，读着，忽

然被以下的一段文字懵住了：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剧⋯⋯

读到这里，我再也读不下去了，啊，“宁冈”？毛主席说的“宁冈”，不是我们县的这个“宁冈”吗？我当时怀着巨大的困惑和巨大的好奇心，在心里这样默默地问着自己。但无法做出回答，只感到有一块陌生而熟悉的山地，忽然从眼前隐隐绰绰地浮凸出来。一下课，我马上捧着《毛泽东选集》，站在了老师面前。

当然，这还要问吗？中学老师既得意又显得轻车熟路地回答了我的疑问。他还说：“这位同学，你别以为被五大哨口环绕着的那一小块地盘才是井冈山，这样肯定错了！其实井冈山大得很呢，她包括永新、莲花、遂川、泰和、宁冈、酃县、茶陵等湘赣边界的许多个县，但当年的井冈山斗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如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是以我们宁冈县为中心的。难道你不知道：从我们学校门前过河，那对面就是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和朱德司令带领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的地方；而我们校园里的‘文星阁’，则举行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第一次会谈。还有你天天出入的‘龙江书院’，那曾是著名的红四军教导队的驻地。”接着又语重心长地叮嘱道： “同学，如果你爱自己的故乡，请千万记住，在我们县的任何一座山头上，都能捡到红军打仗蹦出的弹壳。”

我的这位新结识的中学语文老师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如同站在大街上即席发表演讲，直说得我一愣一愣的，半天傻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后来我才得知，他也曾是位文学青年，而且对井冈山斗争的历史情有独钟。

中学语文老师这一席话，对于一个初进县城校门的少年来说，不啻是一阵雷暴的轰击，一阵狂风的漫卷。我承认我被他的这一席话忽然轰倒了，粉碎了。而我的这位老师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番夸张的幕天席地的轰击，竟让他眼前的那位看上去木讷而且愚钝的 14 岁的中学生在茫茫坠落中蓦然感到抓住了点什么。老师扔下我离开后，教室里空无一人。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在脑海里的一片耀眼的空白中，我蓦然看见自己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眼前金光闪闪，仿佛置身于一座硕大的露天金矿的中央。从此，我惊异地发现，自己已不怎么痛恨每天打开眼睛就能看见的那些阻隔我的道路和割断我的视线的大山了。有几次，我甚至信以为真地跑到好几座红军曾经打过仗的山头，我找到了茅坪八角楼，找到了黄洋界哨口，找到了大垅红色圩场，找到了古城、新城、黄坳、柏露、三湾⋯⋯这个个印刷在《井冈山斗争》里的地名。我还惊愕地发现，我那已死去的外公那幢临街的房子，原来同毛主席当年长期住过的红四军军部，仅仅只相隔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街！

这以后，渐渐的，就好像神使鬼差，我开始情不自禁地校正我的乡音，开始用一种倾注了无限向往的语气，动情地诵读毛主席在这片山里写下的诗句：“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还有：“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还有：“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等等，等等。在无数遍吟颂着这些气势磅礴的诗句的时候，我隐隐感到如鲠在喉，心里陡然升起一阵阵倾吐的欲望。我偷偷把这些欲望抒发出来，发现那一片片涂写在小本上的，竟然是些分行分节的文字！

这年冬天，中学语文老师突然在课堂上欣喜地宣布：省里出版社准备出

版一本《井冈山诗草》，正向广大革命作者征稿。我们地处井冈山中心的有志青年，谁都有责任讴歌发生在自己故乡的革命历史，因此每个同学都至少要上交一首诗歌。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激动得直颤抖。第二天一早，我悄悄往老师的门缝里塞了一大卷习作。当天中午，语文老师脸色明快地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你还行啊，暗暗写了这么多。”我还未坐下他又说：“基础都蛮好，我准备把那首《会师广场春雷动》给你推荐上去！”又说：“你如果真还有写作兴趣，这条路算是走对了。我们宁冈可是一座诗歌的金矿，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能入诗的。不过，这条路，可没有几个人能走得通啊！”在叹息一声的同时，中学语文老师递给了我一本已没有封面的纸面发黄的诗集，让我好好拜读这些诗。我回到教室打开诗集，马上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我读得爱不释手，依稀记得诗集上有魏巍的《井冈山漫游》和张永枚的《井冈山上采杨梅》。

后来我才品味出我的中学语文老师那一声叹息的内容。但当时，我确实被他和我自己感动了，从此我开始了漫长而焦急的等待：等待着中学语文老师突然把那本登载着我那首《会师广场春雷动》的飘散着簇新油墨香味的《井冈山诗草》郑重地交给我，等待着同学们用惊异而羡慕的目光久久地看着我。为此，我还几乎踩平了县新华书店的门坎。两三年就这样在漫长而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那本臆想中有我诗歌的《井冈山诗草》，始终没有看见面世。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灰心，甚至为平息内心的焦虑，我反而天天强行忍着自己、壮着胆子继续写了更多的讴歌井冈山的诗歌。两三年过去了，我人也在对诗歌创作和在爱屋及乌地对故乡的日益深入的爱恋中渐渐长大了。这时我虽然还不敢做当诗人的梦，但我清楚自己开始深爱诗歌这东西。我感到诗歌这种东西真是太神秘、太妙不可言了！它竟然能让我整日整日心绪惶惶的，好像有一树灿烂的果实已悬挂在远方正等待着我去摘取；竟然能让我对过去以为是重重围困着我又曾无数次诅咒和切齿痛恨的那些逶迤起伏的大山，突然感到亲切无比，同时，也在心里为自己过去对它们的不恭，深怀内疚的歉意。

1975 年 1 月，我在《江西文艺》开始发表第一组诗作，题目就叫《军向井冈山》。那时我已走出故乡的那片山地，在赣中的一座兵营里当兵。我是携带着大卷歌唱井冈山的稚嫩而潦草的诗歌手稿走进这座兵营的。几年之后，我又从这座兵营向南，向北，走过了一座座更大、更远的兵营。如今，我已出版几本诗集和几本与文学有关的东西，并在一家我过去顶礼膜拜的军队文学期刊出任诗歌编辑。在近年报刊上，偶然可见评论家们在我的名字前面冠以“诗人”或“作家”的称谓。但我对这些始终抱着深重的怀疑态度，因为每当我想到故乡的时候，都觉得脸红。

哦！确实，文学与我，尤其是故乡那红色山地应该生长的文学与我，实在是太过于博大精深了。虽然我在文学这条小道上已盘桓很久，但我感到自己依然还处在文学之初。我故乡所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的革命，还有那里的独特民风和古朴深奥的语言，如同它的那些山脉一样连绵纵横，而我直至今日所看到的从那里产生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作品，却似乎还未载动她的一角。

我至今仍为故乡的那片山地、那片山地里的岩石感到激动。记得我从部队第一次回到故乡探亲时，曾在村子里，久久地凝望着生我养我的那片环绕着我的故

乡的重重叠叠的山脉，这时感激的泪水便像三月的梅雨那样淋淋漓漓滚落了下来。后来，我在一首名叫《白岩石》的诗里写道：

⋯⋯

再凝望着那些岩石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它们困绕着、阻隔我

原来是在熔铸我、修炼我它们教会我沉默教会我艰忍去扼住命运的咽喉

那年我 18 岁

从此我懂得只要站在 18 岁的位置上我就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刘立云 1954 年出生子江西省宁冈县。1972 年

12 月入伍，1982 年毕业于江西大学哲学系，1985 年调入《解放军文艺》任诗歌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红杜鹃，紫杜鹃》、《红色沼泽》、《黑罂粟》；长篇纪实文学《1949：净化大上海》、《莫斯科落日》

（上、下集，与人合作）、《血满弓》；长篇纪实小说《瞳人》。有作品被翻译介绍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