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 论

从理论上看，中国的外来投资在目前阶段，特别是 1992 年以前集中于制造业，由此产生出排挤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这种效应比较复杂， 并不局限于中国的内部经济，可以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出口资源，包括中国的财政、信贷资源被外资占用，这属于传统的经济内部效应。二是出口市场被外资挤占，这反映在三资企业出口增长扩展速度远远快于本地企业，三资企业在中国总出口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性。这里我们所说的市场既包括现有市场，又包括潜在市场。三是主要外资来源地区——如香港、台湾、以至韩国——原来所占有的第三国出口市场被大陆产品挤占。这在 1989 年美国进口增长幅度明显下降时尤为显著，主要是因为美国进口需求不足，进口来源之间竞争加剧，加上美国政府对主要进口国实施不平等的外贸政策（原来港台韩的待遇劣于中国大陆），结果是凭着资源的差别，以及港台韩企业把出口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大陆，这些地区在美国市场原来所占有的份额被中国大陆的企业（以各自在此设立的三资企业为主） 挤占。

由此产生的效应，不仅在于大陆出口增长过快会招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大陆出口过份依赖三资企业，三资企业外贸赤字给大陆的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大陆本地企业在国内资源和国际市场上竞争失利、利益损失等现实和趋势，而且对中国大陆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产生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对邻近地区而言，一方面是出口产业和资本，以至海外市场关系、海外市场份额转移到中国大陆，引起当地经济结构的转变，如香港和台湾从制造业为主转移到以服务业为主，其中会引起产业空洞化的危机和服务业经济体系的惯性通胀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对外资的巨大吸引力，抢占了本来投入东南亚地区的外来投资，使外国投资在这些地区的模式和结构发生转变，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进一步看，由投资产生出来的中国大陆与邻近地区的密切贸易关系会改变这些地区的经济分工结构，使这些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产生出密切的经贸依赖关系，左右着这些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趋势。在依赖关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如香港和台湾，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越来越紧迫，经济转型很容易引发结构性经济困难。

实际上，中国出口剧增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波及附近地区。出口的增加会带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进入国际市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关键，亚洲四小龙及东南亚国家的快速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的中低档产品的市场毕竟是有限的（当然会有增长）。当享有巨大成本优势的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时，从长期看，能与之抗衡的，恐怕只有目前尚未开放的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现在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已经感到了来自南亚国家的竞争），拉丁美洲国家、东欧、东南亚国家、包括最近出口剧增的越南都无法长期维持这种极低的劳动成本。例如，尽管中国大陆的通货膨胀率较高，但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外来劳工的工资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因为外来劳工基本可以保持无限供应。它们的工资与当地快速增长的经济不挂钩），从而给这一带的加工企业提供了足够的成本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

在价格上肯定竞争不过中国商品。因此，中国出口的过度膨胀会排挤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以至在本国的市场份额，有可能妨碍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突破发展瓶颈的阻力。近来墨西哥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措施或许可以看出打破这种阻力的行动，因为墨西哥征税的产品中有许多中国根本就没有向其出口，但这些产品却是中国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反倾销行为在国际市场上往往具有连锁反应，如果中国产品在某个国家被证收了反倾销税，不仅在这个国家会延续 5 年或更长的时间，其临近国家或进口类似产品的国家也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采取同样的措施，使中国出口商品在短时间里失去一大片市场。由此可以反映出一个矛盾，就是中国如何协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关系。

对中国大陆而言，三资企业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出口比重增加，在国内市场的份额亦随着近一二年三资企业内销比例上升而增长，整个国民经济遭受到三资企业广泛的冲击。这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不能单纯考虑国内因素、国内企业和政府利益了，经济变动的因素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外来力量。于是，一来三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等本地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分工成了今后的主要问题，二者应该如何分工、政府应该实行何种经济政策、以何种市场竞争体制和环境来促进或者阻挠目前市场分工的趋势，都是紧迫的课题。而在分工趋势和结构确认之后，中国大陆本地企业以至本地经济需要做哪些调整来减轻势力越来越大的三资企业带来的种种震荡。

政府应该怎样规范三资企业与一般的外来直接投资，这一问题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以经济学的说法，便是三资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所面对的市场竞争应否是公平的和合理的，并且应否有统一和有效的法律来规范。在目前的实际政策操作中，这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点。

依照西方依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外国直接投资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结构分化，劳工会朝两极分化，一部分演变为劳动者的贵族阶级，大部分落于相对贫困化，后者由于缺乏保护，受外商投资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剥削会颇为严重。

而在经济结构，特别是出口和贸易结构上对外来直接投资的过度依赖， 亦会形成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地区与国际分工关系。外资企业的各种漏税、逃税和价格转移的方法会使得三资企业的利润和资金积累大量转移国外，国内的劳工和合伙人无法享受到利润增加的好处，例如目前大陆三资企业有很大部分处于名义亏损状态，其中便有极大程度的转移利润的因素在里面。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在目前的分工中，外国直接投资有意识地抑制技术转让，三资企业集中投资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其中加工用的资金技术含量较大的半制成品差不多全部或绝大部分依靠进口，加工生产的产业前后关联作用极为有限；加工生产的工艺亦被引进的机器设备所固定化，只是简单地进口而来，所需要的仅是极少的操作技术训练，给工人带来的技术训练、技术转让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发展，不仅使中国经济对外国直接投资形成结构性依赖，亦会加剧中国经济在城乡（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二元结构以外的另一个二元结构（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倚重外国直接投资是为了促进本国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发展，这一做法与倚重本国内部投资的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应该是可以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键是如何引导外国直接投资，在地区、产业、内外贸、以至其他经营体制（劳动、技术、利润分配等）作出规范，并与国内经济发

展（包括投资和产业政策）和体制改革互相配合与协调。

在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远的今天，对它们的引导和规范的需求就更为迫切了，过去，中国在进行外贸体制改革的同时，基本上放开了对生产型三资企业从事进出口的限制，在外贸方面事实上实行的是一种双轨制。三资企业实行的是比较市场化的体制，甚至可以有自己买卖外汇的调剂中心，可以有免税进口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表面上是为出口用，实际上很多用于合法的走私）。而国有企业在进行外贸市场改革方面却是困难重重，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因而，在外贸方面，长期存在着属于三资企业的“市场轨”和属于本地企业的“计划轨”。在“市场轨”的冲击之下，国有企业如何应付，并不只是微观方面的问题，更大程度上，需要宏观环境。例如，在大量三资企业进口的钢材、石化原料的冲击下，中国的海关事实上已经无关可守。1993 年和 1994 年，中国海关关税收入分别只有 256；47 亿元和 330 亿元，而海关进口额分别为 5285.3 亿元和10424.6 亿元，实际关税率分别只有 4.85％和 3. 17％，①早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远远超过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门槛。名义保护和实际保护之间呈现如此巨大差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三资企业的作用。因此， 如何规范三资企业的行为，如何实行外贸方面的真正“并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值得庆幸的是，从 1994 年的汇率并轨开始，到 1996 年取消外资进口设备的免税优惠，到加工贸易保证金台帐制度，再加上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两者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了。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近年来，中国在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上的态度倍受外界极少数国家的责难，似乎中国人在金融服务贸易上仍然还在顽固地坚持闭关锁国的立场。然而，事实上，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的速度绝对可居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