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中杂俎》

廖沫沙“文革”时当“黑帮”的几篇“交代材料”最早见诸《廖沫沙文集》第二卷。当年读到在文集之“瓮中杂俎”名下的这些篇什，颇有感慨， 以为这样的材料于文学史思想史等都极有价值。这样的材料和类似于这样的材料在“文革”时期是司空见惯的，现在大多在哪里向隅而泣，或者早已散失。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做收集工作？廖沫沙去世后，他的夫人陈海云又收集到若干“文革”中的“交代材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1 月出

版的《瓮中杂俎》收入“交代材料”由文集的 11 篇扩充到 41 篇。在“运动” 中受到批判的一些文字，如《论<花边文学>》、《咸阳游》、《“史”和“戏”

——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和《有鬼无害论》等，也作为附录收入，其价值自不必说。书前有当年在北京《前线》做《三家村札记》专栏责任编辑的李筠所作代序《人性的真善美》。我未详考李筠在“文革”中的遭遇，劫后的廖沫沙有“风雨同舟二十载”之歌吟，由此可以作些猜想和推测。廖诗见辛酉年秋《赠李筠》：“风雨同舟二十载，惊涛骇浪雾朦胧。成仙成佛成鱼鲨，岂在‘灵犀一点通’。”现在的书籍装帧都开始讲究，但鲜有特色。

《瓮中杂俎》封面有一帧照片，为廖沫沙所制桔皮花，廖氏在幽禁中把食后的桔子皮捏作花朵以自娱，由此可见其情怀。我没有见到这本书的广告，偶然在书店中发现了它，当时的心情就不用说了。陈思和先生在《我所喜欢的十部专业书》中列举了《瓮中杂俎》并说：“面对命运的残酷与苦难，并且敢于消解和嘲弄这种命运，世界上大概只有两个民族做得比较出色，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就是我们炎黄民族。这本书是用“文革”时代的语言写成， 虽然是被迫的写作，却成了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文学。”（陈思和：《写在子夜》，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第一版）说到“消解和嘲弄”，可以作

于 1967 年夏的《嘲吴晗并自嘲》诗为证：“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

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此诗在 1980 年第一期《当代》发表时，有一补记的“小序”，云：“1967 年，我同吴晗同志在一次被揪往某矿区批斗时，两人在斗争大会前被囚于一室，曾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互相取乐，事后于回程的火车上，我在默想中作成此诗。”在 1975 年 3 月 17 日《给专案组的信》中有一段文字让我思之再三，从中体味到什么叫知识分子的信念、人格，什么叫威武不能屈。廖沫沙写道：“如果论政治， 论思想观点，论阶级性，‘三家村’的三个人只能划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无产阶级。如果讲教育改造，那我不是偏爱而是我现在的真心话，我觉得吴晗是有改造前途的。因为他幼稚而纯朴。”在这封信的“几句结束语” 中廖沫沙说：“如果我还得在这里待下去，那就请求两件事：一是给我笔和纸；二是准许我除开马列之外，还能看点古籍。”在拙著《中国当代散文史》中我曾简单论及廖沫沙的杂文，在见到《瓮中杂俎》诸篇后我发现自己所论实在过于简单，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足以成为充分研究一个当代作家或当代知识分子的坚实基础。有许多历史正在从种种“材料”中流失。对于未经历过“文革”或在“文革”后出生的人来说，对历史的认识、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材料”。我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的学识、人格和文品向来敬佩，但同时又觉得，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我当然不否认《三家村札记》作为杂文本身具有的价值，但是因为这些杂文（不仅仅是杂文）而招致的灾难在历史上刻

下的印痕远远深于杂文本身。在给 70 年代出生的大学生讲授“中国当代文学”时，我发现由于对历史的隔膜，他们已经没有了我和我的上一辈们读《三家村札记》的感受。一位同学这样问我：这些文章写得好吗？我一时无言。历史在一代人身上留下的悲剧性会被人们渐渐的淡忘吗？《瓮中杂俎》是个提醒。未了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由“北京市三家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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