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人生边上》

“钱学”的兴起是 80、90 年代学界之盛事，相对而言，《写在人生边上》的研究则在“钱学”之“边上”。关于《写在人生边上》的创作情况， 孔庆茂之《钱钟书与杨绛》一书说：“在西南联大时，钱钟书开始了散文的创作，在联大《今日评论》中写了一系列‘冷屋随笔’，后来应出版社要求， 要结集出版。他在蓝田国师时，就由杨绛在上海编选了一本，定名为《写在人生边上》交陈麟瑞、李健吾审阅。1941 年 12 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又说，“沦陷之初，钱钟书一时没有工作，生活相当艰难。恰好这时，他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在上海出版，得些稿酬，稍微补贴一下清苦生活。” “稿酬”“补贴”之说我未作“考证”，援引在此，聊作“轶事”。

关于“写作过程和经验”，钱钟书先生自己“拒绝”去“追忆”，他在1982 年《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中说：“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这又是钱先生的风格。其实， 钱先生在初版的“志谢”文字中已很“原则”地说过，一是几篇发表过的曾和孙大雨、戴望舒、沈从文、孙毓棠各位先生所主编或筹备的刊物有过关系， 二是陈鳞瑞、李健吾先生审阅全书并在出版和印刷方面给予了帮助，三是由杨绛先生编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再版时曾述及《写在人生边上》的版本情况：“上海开明书店 1941 年初版；1982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纳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88 年台北书林出版公司又收载《钱钟书作品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未作文字改动，依据的是钱先生修改过的 1982 年版。钱先生重印本序说：“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另一本是《人·兽·鬼》， 笔者注）；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1995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中国现代小品经典”，收入《写在人生边上》，编者在书后说明“本书根据上海开明书店 1948 年 9 月 4 版重新排印，作者对文字略有修改。”此说有些模糊，所

谓“略有修改”是否指 1982 年的那修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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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钱钟书先生散文，余光中先生和董桥先生都有过引人注目的评价。余氏《剪掉散文的辫子》说，面对学者散文，“我们好像变成面对歌德的艾克尔曼（J.P. Ecker-mann ），或是恭聆约翰生博士的鲍斯威尔（ James Boswell）。有时候，这个智慧的声音变得犀利而辛辣像史威夫特，例如钱钟书”。董桥先生则在《不甘心于美丽》的访谈中说：“钱先生的识见我是绝对崇拜的，但油和顺的笔触，在我个人并不欣赏。”我想再补充两点：所谓“边上”未尝不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立场；我私下里把《写在人生边上》看作

《围城》的“小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