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黔驴技穷

内外交困还发疯，黔驴技穷力不从； 民怨沸腾人心失，杜氏犹坐火山中。

1952 年对杜鲁门来说是个不吉利的年份。在朝鲜战场上节节失利，在谈判桌上也连连受挫，可以说是内外交困，用中国的话说是“黔驴技穷”了。而这一年，正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进行竞选，对杜鲁门来说是尤为不利的。

但是，作为现任总统，社鲁门不愿失面子，与其竞选失败，还不如来个高姿态，不参加竞选为好。于是在这个重要时刻，他抛出了一篇“奇文”， 所谓 1950 年 4 月 16 日的一个“备忘录”。这就是说，早在两年之前，他的政绩最为“辉煌”的时候，杜鲁门就决定不参加下届总统竞选了，多么谦虚， 多么高明啊！

现将这个“备忘录”抄录如下：

我不是民主党代表大会提名的候选人。

我第一次竟选公职是在 1922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军队里

服务了 2 年，在参议院 10 年，担任参议院副议长和参议院议长两个月又 20

天。我担任公职有 30 多年，就任美国总统差不多整整两届。

华盛顿、杰斐逊、门罗、麦迪逊、安德鲁·杰克逊和伍德罗·威尔逊以及卡耳文·柯立芝是就任两届总统的先例。只有葛兰特、西奥多·罗斯福和弗兰克林·罗斯福试图打破这个先例。弗兰克林·罗斯福成功了。

我认为，当 8 年的总统就够了，而且有时候，对任何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来说，都是吃不消的。

权势有一种引诱力。它可以渗入人的血液，正如大家知道的赌博和贪财有引诱力一样。

我国是一个共和国，是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我愿意这个国家继续是一个共和国。辛辛纳图斯①和华盛顿指出了这条道路。当罗马忘记了辛辛纳图斯，它就开始衰退。当我们忘记了华盛顿、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这些人的榜样（所有这些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原是能够继续担任总统职务的），我们将开始走上独裁和毁灭的道路。我知道，我能够再度当选，并能继续打破为弗兰克林·罗斯福所打破的旧的先例。

但我决不这样做。今后这种先例的继续，不应当靠宪法修改案，而应靠以在职的人的荣誉为基础的惯例。

虽然我可以辩解说，我只做了一届总统，但为了重新建立这种惯例，我不是一个候选人，我将不接受另一届的候选人提名。

杜鲁门对外声称，他已决心不参加 1952 年的总统竞选，作为民主党的领袖，他所关心的问题则是向人民推荐一位合适的人做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他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美国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弗雷德·文森。

文森曾在好几届国会中任职，在国会里他被认为是税务和另外一些问题的专家。他曾在联邦高等法院任职。在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任命他负责稳

① 辛辛纳图斯：罗马政治家。据历史传说，公元前 458 年，辛辛纳图斯被罗马城居民推举为独裁官，让他去援救被埃魁人围困于阿尔基多斯山上由一位执政官率领的军队，他接到此项任命时，还在自己的小农庄上耕作。据说他一天内就打败了敌军，在罗马举行了凯旋式，危机一过，即主动辞官返回农庄为民。

定经济的工作。后来他作为总统的助理进入白宫，负责管理战时经济以及转入和平生产的重大工作。在担任最高法院院长之前，又在杜鲁门政府里担任过财政部长。杜鲁门认为：“文森具有一种天赋的个人忠厚和政治忠诚，这在华盛顿上层人士中是罕见的。在华盛顿，有些人争夺政治权益时常常背信弃义，而文森就不这样。他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和感情不外露的爱国者，他还能够始终不渝地对个人和对党表示忠诚。”

然而，杜鲁门的建议被文森拒绝了，文森对这位现任总统说，在他同妻子商谈并慎重考虑以后，他仍然真正地感到，并且在他的心目中认为，他不应当利用法院作为爬上总统职务的阶梯。杜鲁门虽然从中多次劝说，但文森最后仍以“身体健康欠佳为由，坚决地予以拒绝”。

接着杜鲁门又挑选伊利诺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鲁门喜欢史蒂文森的“政治素养和从政经历”。史蒂文森出身于一个有政治传统的家庭，他的祖父曾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同格罗弗·克利夫兰一起参加过 1892 年的竞选运动和选举。他的祖父还曾在 1880 年同温菲尔德·汉考克一起作过总统候选人。他曾经在国会里任职。史蒂文森的父亲，参加过伊利诺州政府的工作。而史蒂文森本人也给杜鲁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认为他是“伊利诺州的一位出色的州长”。

在竞选总统运动中，史蒂文森的演说才能果然名不虚传。他的确擅长讲演，因为他的讲演词能够触及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为了赢得选票，史蒂文森在俄勒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回答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他说，他若主持白宫，“将清除华盛顿的污垢”。这句话在广大选民中引起了欢呼，但在民主党内却引起大哗。杜鲁门对此十分不满。他说：“我怀疑史蒂文森是接受了共和党的欺骗宣传，把我们华盛顿窗户上苍蝇留下的粪污夸大为一个大的污点或‘污垢’。近几年来，共和党反对派曾企图制造一个案件来反对政府，但是它只发现政府对根除任何地方的贪污或恶习永远保持警惕。只要有人行贿，就必然有人受贿。这在私人企业是真实情况，在公用或政府企业也是这样。这在工业、银行和联邦政府亦同样是真实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在政府里要少得多。由于史蒂文森在俄勒冈的疏忽大意，使得共和党反对派在艾森豪威尔竞选运动中敢于进一步提出两个骗人的论点——贪污和朝鲜事件。”

由于杜鲁门政府对内增加税收，加紧扩军备战，对外疯狂进行侵朝战争， 引起广大美国公民的强烈不满。因此从竞选运动一开始，民主党就处于下风。而与他们对阵的却是声名显赫的艾森豪威尔将军。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西方盟国欧洲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当时又是北约武装部队第一任最高司令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活动，巩固了他在美国右翼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这是政治上可靠的高标准。美国政客们确信，这样的职务能为艾森豪威尔轻而易举地开辟通向白宫之路。

当艾森豪威尔在巴黎忙于北约事务时，在美国国内狂热的政治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1952 年的竞选运动看来将要达到少有的激烈程度。在华盛顿政治交易所

里，对杜鲁门总统的评价不高。在 1952 年竞选运动开始前，杜鲁门实际上是个政治破产者。经济已转入和平轨道，杜鲁门却不裁减军备，因而恢复平时生产进行得相当吃力。

1948—1949 年经济危机的伤疤也还没有痊愈。在朝鲜，美国被迫承担侵朝战争的主要负担。战争虽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但也没有因此受到普通美国人的欢迎。美国的盟友在这场军事冒险中只是出了最小的力。共和党向民主党展开大规模的攻击，声称美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困难，是由于杜鲁门领导无能和民主党的总的政治方针所造成的。

美国许多政治领袖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时刻已经到来。要执行新的政治方针，必须有新的领袖。艾森豪威尔虽然领导北约的时间不长，但是，就在这有限时期内，他已经证明，他将是妄想统治世界的美国垄断集团意志的一个出色执行者。对华盛顿实现侵略性对外政策的艰难，艾森豪威尔心中是有数的。可能从他未来的政治前途来考虑，艾森豪威尔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表现出了他利用自己全部威望和才能，去实现美国统治集团提出的侵略性对外政策的决心。

提名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日益展开。堪萨斯城的出版人罗伊·罗维尔特斯肯定他说，他还在 30 年前就知道，艾克是“堪萨斯的优秀共和党人”。参议员约翰·斯巴克曼在亚拉巴马宣称，他将争取让德怀特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但是艾森豪威尔，他从自己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表现了一种“善于控制自己的重要品质”，从不轻易表态。

杜鲁门总统曾两次派遣原驻苏联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去见艾森豪威尔。这位外交官肩负着一个难以完成的使命：说服德怀特以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尽管杜鲁门向将军保证，在未来的选举中将全力支持他，艾森豪威尔仍然回答说：“我不能接受以民主党候选人参加竞选的建议，因为我好像是共和党人的成份比民主党人的成份多。”僵局打开了。艾森豪威尔第一次相当肯定地暗示，他打算竞选总统。

到了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了。1952 年 4 月 11 日，将军得到了白宫的同

意，从 1952 年 7 月：日起，解除他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职务，从军队退

役。在北约主要成员国首都进行告别拜会之后，艾森豪威尔于 1952 年 6 月 1 日返回美国，以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竞选。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 显然是从实际出发考虑的。一般说来，美国大多数选民都把自己看作民主党人，但对这位有名望的将军同样也会给予广泛支持的。以共和党候选人竞选。能保证他能得到有势力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帮助，垄断资本集团对共和党的倾向大大超过对民主党的。这就是他竞选策略的总轮廓。

在 1952 年 6 月 7 日至 12 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政治赌博中，艾森豪威尔是手握王牌的：“头号”战争英雄的威望和工商界的支持。大企业家的头面人物通常不亲自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在幕后左右形势，并以此自得其乐。在艾森豪威尔问题上却是个例外。“汽车大王”福特二世和“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查尔斯·威尔逊等垄断集团的头目，都出席了共和党代表大会，积极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

1. 月 4 日，艾森豪威尔在阿比伦首次向全国发表电视政治演说。那天下着雨，他穿着平民的雨衣，看起来有点奇特；他无表情，又口齿不清地念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他的话来回重复，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比他出现在电视机前更好，因为他使共和党的保守派放心。他说，他是通货膨胀的敌人，是高税收、政府集权、欺骗和腐败等等的死敌。尤其是，他对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丢失中国”表示痛惜。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们一致认为，与事先准备好的演说相比，艾森豪威尔对即席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精彩的。詹姆斯·赖斯顿认为，艾森豪威尔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大师。赖斯顿写道：“他说话直截了当，平易近人，不使性子，不挖苦讽刺。同样重要的是，在回答某些问题时，他好像比他实际上更为坦率。他说话简洁，不像知识分子那样绕弯子。”

在具体问题上，艾森豪威尔说，他没有结束朝鲜战争的秘密方法；指出轰炸鸭绿江对岸的危险性。他说，他愿意为“体面的停战协定”而努力。当时美国的侵朝战争已进行了两年零四个月，战场上损兵折将，士气低落，加上高额的军费支出，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盟国的埋怨、泄气，世界人民的愤怒谴责，特别是美军七个陆军主力师长期陷在亚洲一角形成的战略重点的矛盾，使美国很多有战略眼光的人士忧心忡忡。人们普遍要求尽早结束这场胜利无望的灾难。

艾森豪威尔参加总统竞选，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本来，在美国介入朝鲜内战之初，艾森豪威尔就感到忧虑，但他说：“我国既已诉诸武力，就必须保证成功。”时至今日，他清醒地看到，要求结束朝鲜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他过罢 62 岁生日之后两个星期，抛出一篇动人的竞选演说。

1952 年 10 月 25 日他向人们公开许诺，他当选了总统，“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这项打动人心的“誓言”，征服了选民。在击败对手—

—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竟选为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的角逐中，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人们清楚地看到，对外政策问题在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运动中占有特殊重要位置。在争夺入主白宫的过程中，就国际局势，他也发表了一些清醒的见解。他反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中国是不可能占领的。即使共产党撤退，让出了地盘，美国也无法去填补这些真空地带。” 一旦发生战争，西欧是否能给美国以有效的军事援助，他是非常怀疑的。因此他说：“在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唯一途径便是制止发生战争。”

艾森豪威尔明白，扩大朝鲜冲突的方针，孕育着外交连续反应的危险。因此，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一次对外政策的冒险，它给美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朝鲜战争证明，靠武力解决亚洲争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而且它已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亚洲人民心目中名声扫地，不仅需要寻找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还要制定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长期方针。1952 年 10 月 1 日，艾森豪威尔宣称，朝鲜战争的主要担子应当由南朝鲜人自己承担，而不是美国人。“我们不想让亚洲把西方的白种人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假如那里必须进行战争，就让它是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而我们要支持的是捍卫自由事业的一方。”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演说中，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去注意亿万选民感到最迫切的难题。他越来越肯定地表示，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势在必行。10 月 29 日，艾森豪威尔声称，美国不应永远陷在朝鲜的陷阱里，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美国只是在同真正敌人的辅助部队作战。11 月 3 日，他进一步强调：“和平事业是自由人民眼中的瑰宝，新政府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结束这场涉及美国千家万户、孕育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的悲剧冲突。”

在美国大选期间，杜鲁门政府对朝鲜问题的政策，遭到全世界公正舆论的抨击和谴责，迫切希望朝鲜问题早日和平解决。1952 年 10 月 18 日，波兰

政府代表团在七届联大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威胁加强国际和平与友好”的提案。这项提案一开头就建议参加朝鲜战争的各方：

——立即停止陆上、海上与空中的军事行动；

——按照国际准则将全部战俘遣送还乡；

——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志愿部队在内，在两三个月之内撤出朝鲜，本着由朝鲜人民自己在一个委员会的监督下统一朝鲜的原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该委员会应由直接有关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包括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组成之。并建议将此列入议程的第一项，由政治委员会首先加以讨论。

由于这一建议完全违背杜鲁门、艾奇逊的愿望，结果被美方粗暴地否决了。

10 月 29 日，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第七届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也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

“建议朝鲜交战的双方，在双方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草案的基础上，立即完全停火，就是说，双方停止一切陆上、海上及空中的军事行动。战俘全部遣返的问题则交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在这个委员会中一切问题要经全体成员 2/3 的多数赞成决定。

“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美国、联合王国、法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组成。

“责成上述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本着由朝鲜人自己在上述委员会的监督下统一朝鲜的精神解决朝鲜问题，此项措施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在内。”

这项提案是经过中、朝、苏三国政府磋商过的，经 11 月 10 日和 11 月

23 日两次修正。中朝外长于 11 月 28 日分别声明表示赞同。按理说，在当时， 双方在战俘遣返原则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立即停火，战俘问题交给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委员会去解决，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是符合中朝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但是， 杜鲁门虚弱得很，十分害怕真理，就连这样的提案也被他拒绝了。

继苏联提案之后，印度政府代表团团长梅农又提出一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这个方案是：“提议建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该会由四个中立国组成，并由该四国推一公断人，遇到不能决定的问题，由公断人裁决。朝鲜停火后 90 天，尚未遣返的战俘由高一级政治会议解决；30

天后，如仍有未回家和未做出处理决定的战俘，交联合国收养。”11 月 21 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国会演说，呼吁各国在印度提案基础上实现朝鲜的停战。

此时此刻，处于内外交困的杜鲁门，抓住印度这一提案，令其国务卿艾奇逊于 11 月 24 日提出，如果印度提案能够作些重要修正，美国将“衷心支持”。于是在美国的操纵之下，这个提案作了重要修正，并获得联大通过。这个由印度提出由美国重新炮制的方案，一方面“肯定战俘之释放与遣返应按照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国际公法中确立的原则与惯例以及停战协定草案中有关的规定执行”；另一方面却又“肯定不应对战俘施用武力以阻止或使他们返回家乡”。

杜鲁门可算如愿以偿了。但是，这个一厢情愿的决议却遭到中朝政府和

人民的坚决反对。1952 年 12 月 14 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大主席， 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决议是艾奇逊提出的“21 国提案”的翻版。所谓战俘“不愿回家’’的谎言，完全是不可置信的。周恩来明确表示“而且就将全部遣返战俘回家这个任务交给中立国所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去做，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由于美国方面派遣了大批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特务，冒充朝、中战俘，混杂在朝、中战俘当中，利用战俘已被强迫刺上背叛祖国字样或盖上拒绝遣返血书指印后所产生的耻辱、顾虑等心理失常的状态，经常对他们进行胁迫行为。如果不把这些特务从朝、中战俘中隔开或孤立起来， 那么，一切访问和解释都不可能顺利进行，而那些被刺过字和打过指印的朝、中战俘们，仍有被特务胁迫拒绝回家以至带走的可能。因此，要从朝、中战俘中隔开或孤立特务分子，这在遣返委员会管理战俘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办到的，只有将战俘直接交给对方保护，然后才能办到。”

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声明，击中了美国方案的要害，杜鲁门集团有些慌乱。美国国防部长罗维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记者们的追问之下，也情不自禁地泄露了“天机”。他说：“联合国拒绝强迫遣返战俘的立场，从军事上来说，也是适当的，因为很多战俘是由联合国军宣传人员之劝导而背叛的。因此，如果强迫他们遣返，便会失掉信用；也将损害联合国心理战争方面的努力。”

对于联合国所通过的完全按着杜鲁门政府的意志所炮制的这一决议，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中、朝政府的断然拒绝。中朝外长 12 月 14 日和 12 月 17 日分别复电联大主席，坚决反对并要求取消这一决议，再次呼吁立即停火，把全部遣返战俘问题交由苏联建议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解决。

对于中朝政府的严正立场，杜鲁门、艾奇逊之流，暴跳如雷，于是故伎重演，恐吓要扩大侵朝战争，要进行军事报复。欲知局势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