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步履艰难的和谈

美帝侵朝无底词，世界人民要和平； 白宫深感步履艰，形势所迫放和风。

进入 6 月，朝鲜气温升高，夏雨绵绵，战场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特别是经过第五次战役，敌我双方都在精心地考虑着下一步的行动。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来，中朝两国军队并肩作战，经过五次大的战役，“联合国军”损兵折将 23 万人之多，被迫从鸭绿江边败退到了三八线附近地区。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丧命，迪安将军被俘，“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国统治集团开始觉察到“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战争双方的军事力量趋于均衡，战线相对稳定。1951 年 6 月，“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投入战场上的兵力，已由志愿军入朝

时的 42 万人增加到 69 万余人。其中美军 40 万人，南朝鲜军 23 万余人，英、

法、加拿大等国的军队 6 万余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总兵力由志愿军人朝

初期的 41 万人增加到 112 万余人，人民军 34 万余人。

志愿军和人民军虽然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但在技术装备上仍处于劣势。“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拥有飞机 1670 架，舰艇 270 艘，坦克 1130 辆，轻迫

击炮以上火炮 3560 门。而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战场上仅有少量飞机和坦克参战，火炮在数量上、质量上也处于劣势。美军除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外，其地面部队火力、机动能力也是志愿军和人民军无法相比的。

侵朝美军虽然在技术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士气低落，尤其兵力不足， 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己成其在侵朝战争中的致命弱点。这一点是根本不能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相比的。总之，这时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双方综合力量旗鼓相当，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战争双方都在考虑实行战略转变，修正自己的战略计划。

美国的侵朝战争，使杜鲁门政府内外交困。战争的第一年，美军就损失10 万多人，耗资达 100 多亿美元。这两项损耗都比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的损耗多一倍。1951 年度美国军费增加到 600 亿美元，平均使每一个美国人负担 307 美元，加重了美国人民的经济负担。美国侵略朝鲜，不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也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要求和平和停止侵朝战争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同时，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矛盾加剧，英法等国表示不愿继续追随美国把力量消耗在朝鲜战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杜鲁门集团作出了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5 月 2 日至 16 日，再次坐下来对美国在朝鲜所追求的政治和军事目标进行研究，向杜鲁门提出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政策建议—

—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5 月 17 日，社鲁门批准了这项建议。杜鲁门后来回忆说，在朝鲜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只要这个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幕后操纵， 我们就决不能浪费自己的力量”。

杜鲁门所以在态度上来了这样一个转变，主要是在朝鲜战场连连碰壁的结果。谁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一直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曾多次发表声明支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

1950 年 11 月 18 日，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人民代表团团

长郭沫若，又向大会提出五项建议，主张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实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在美军仁川登陆以后，中国领导人希望对方能在到达三八线的时候停下来，通过和平协商解决问题。可是，仕鲁门的“胃口”太大了，一味地想吞并全朝鲜，扼杀年轻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人民为敌到底。

1951 年 2 月 1 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又以 44 票对 7 票，9 票弃权， 通过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非法决议案。正如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这一决议案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及其帮凶是要战争不要和平，而且堵塞了和平解决的途径”。斯大林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确实，如果一个人断言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到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的一方，而保卫它的边境并力谋光复被美国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倒是侵略者，那他必定是丧尽天良的了。”印度总理尼赫鲁也认为通过这一决议是“不明智的”。

联合国大会决议指控中国是“侵略者”，这就把谈判的大门堵死了。不仅如此，5 月 18 日联合国又通过美国提案，实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禁运的非法决议案；美国第七舰队在太平洋上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等等。面对着这些事实，中国政府不得不作长期打的准备。看来不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杜鲁门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为了对敌人进行有力的反击，中朝军队继第四次战役歼敌 7.8 万人之

后，1951 年 4 月 22 日又发动了第五次战役。这次战役规模很大，双方投入

的兵力超过 100 万，战至 5 月 21 日，在整个战线上我军前进 50—70 公里，

歼敌 4.6 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时，美国及其盟国又掀起了一场争论，除了一部分短见的人仍然幻想打到“彻底胜利”外，英、法等盟国和美国有战略眼光的人士都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最好的“心理时机”。然而这时，对于杜鲁门来说， 寻求谈判的门路却更为困难了。正如艾奇逊后来在他回忆录里所说的：“是啊，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艾奇逊首先是要当时在巴黎的查尔斯·波伦向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之后，又通过美国一瑞典一莫斯科的渠道秘密试探了一下，同样没有回声；让白宫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去香港寻找接触的机会，辛苦了一阵，仍然没有获得成功。这时，艾奇逊又想起了国务院的顾问乔治·凯南。他是苏联问题专家， 过去在苏联呆的时间较久，对美苏关系颇有研究，由他出面，去找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接洽有便利条件。

凯南受命之后，在纽约海滨长岛格伦克福庄园与马立克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经过拐弯抹角，最后终于挑开了问题。“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至此，凯南总算把他受命要说的主要意思捅出来了。

马立克同凯南的谈话传到北京，中朝领导人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谈判时机，综观战场实力，我占绝对优势，如能再歼灭它更多些部队再谈， 会更有利。关于谈判条件，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中朝两国政府历来的主张， 如能以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我方不宜拒绝。于是，一切按预定的安排运转起来。

6 月 23 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和平的代价”广播节月中发表

了举世瞩目的讲话。他说：“自从牺牲了千百万人类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还不满六年，而用这样高的代价得来的和平又受到了威胁。美国和依赖美国的其他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就是这样政策的最生动的表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曾经一再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建议。战争之所以仍在朝鲜进行，完全是因为美国始终阻挠接受这些和平倡议。”

“目前最尖锐的朝鲜武装冲突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马立克指出， “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 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我认为，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代价不算太高。”

1951 年 6 月 25 日，北京《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演说的新闻和题为《朝鲜战争的一年》的社论。社论说：“本月 23 日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发表广播演说，再一次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这是给予美国的又一次考验，看它是否接受已往的教训，是否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社论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所以即在此后，中国人民仍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其它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美国政府却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来征服全部朝鲜，进而威胁我国东北，因此，使所有这些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 “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又台理的。”

凯南的试探得到了苏、中的响应。马立克的广播讲话也得到了美国的响应。6 月 25 日，正在田纳西州参加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的杜鲁门乘机发表了演说，全面阐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除表示“愿意参加问题的和平解决”外，还对主张扩大战争的人提出了某些“批评”。根据《杜鲁门回忆录》， 他在当天下午讲了下面一些话：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曾尽最大的努力建立一个国际组织， 以维持世界和平。我们这样做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保持我国安宁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维持世界和平⋯⋯

“从来没有一个侵略者遇到过这样一系列的保障和平的积极措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防止世界大战爆发的屏障。

“当然，我们不能担保将来不会有世界大战。只要克里姆林宫愿意，它就完全能够掀起一场世界大战。它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机器，它的统治者是一批专制的暴君。

“苏联统治者未来究竟怎样做，我们无法肯定。但是，我们能够使自己有资格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进攻，你们就会遭到自由国家的联合力量的反击， 如果你们进攻，你们就会面临一场你们不可能得胜的战争。

“克里姆林宫仍然在设法离间自由国家。克里姆林宫最怕的是自由世界的团结。苏联统治者一直在设法分裂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他们一直企图在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之间散布猜忌的种子。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拆散我们的盟友，并迫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够进而实行他们的计划，各个击破，以征服全世界。

“不幸的是，一直在设法离间我们和我们盟国的不仅仅是克里姆林宫而

已。在我们国家里也有些人正在企图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 “抱有党派成见的人，力图把我们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姑息主义’，还

给它加上‘恐惧’或‘胆怯’的按语。他们只指向一个目标，要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走上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

“把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团结在维持和平的伟大、统一的运动中，这难道是恐惧政策吗？在朝鲜打击武装侵略，并把它击退，这难道是姑息政策吗？

“当然不是，每一个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不是。 “请看看这些批评家提出的另外的办法吧。他们是这样说的：冒一下风

险吧，把冲突扩大到亚洲大陆去；冒一下风险吧，最多不过丧失我们在欧洲的盟国；冒一下风险吧，说不定苏联不愿在远东作战；冒一下风险吧，也许他们不致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们希望我们拿着顶上子弹的手枪，用美国的外交政策同俄 475 国玩轮盘赌。

“在朝鲜和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我们必须准备采取一切能够真正实现世界和平的步骤。我们必须像避免瘟疫一样地避免足以导致世界大战的不必要的冒险行动，或其他足以使侵略行为得逞的软弱行动。⋯⋯”

在同一篇讲话中，杜鲁门还重复了美国“愿意参加朝鲜和平解决的谈判， 但是这必须是一个能使朝鲜人民重新得到和平与安全的真正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他指令美国驻苏大使寇克求见苏联外交部，要求证实并阐释马立克演说中关于朝鲜问题的部分。

6 月 29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社鲁门总统批准，向李奇微将军发出如下指示，并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

奉总统指示，你应在 30 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 8 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

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通知贵军如下：

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一个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停战协议，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

我在贵方对本通知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责方代表会晤。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李奇微（签字） 这份电报发出之后，据《杜鲁门回忆录》中说，白宫还给李奇微发了一

补充训令，其中青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在这次停战中，我们的主要军事用意在于停止在朝鲜的冲突，保证制

止战斗的再起和保卫联合国部队的安全⋯⋯ “不论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对决定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停战部署的态

度是否认真，或者他们是否准备同意订立解决朝鲜问题的可以接受的永久性办法，我们都缺乏确切的保证。所以，在考虑停战时，纵使就政治问题和领土问题达成协议毫无进展，获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为我们所能接受的停战部署，也是具有极重大意义的。

“你和敌方部队司令员之间的谈判应严格限于军事问题；尤其不应进行关于最后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或考虑与朝鲜问题无关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处理⋯⋯”

此外，训令还要求李奇微“在谈判立场上要极其谨慎小心，除非对方不接受我们最低的条件，否则不得让谈判破裂”。

对李奇微的声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 7 月 1 日作了如下答复：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你在 6 月 30 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 1951

年 7 月 10 日至 15 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李奇微建议在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不能同意， 因为这只船是属于敌方的。中、朝提出在开城谈判，美方也认为对它不利， 但是终于接受了这个地点。7 月 8 日，双方各自派出三名校级参谋军官在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会晤，为停战谈判进行筹备丁作。我方参加人员为张春山（朝鲜）、柴成文（即柴军武）、金一波（朝鲜）；对方出席会议的是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陆军上校詹姆斯·穆莱和南朝鲜中校李寿荣。首次会议开得较为顺利，双方就 7 月 10 日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达成协议，并提出了双方正式谈判代表的名单。

我方谈判代表是：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长南日将军，朝鲜人民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李相朝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将军。对方的谈判代表也是五人，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海军中将，其他四位代表是：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治少将，巡洋舰分队司令勃克海军少将以及南朝鲜的白善烨少将。

按照中朝两党中央的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因为他们二人对外不出面，为了安全的原因，李克农称为“工作队” 的“李队长”，乔冠华称“乔指导员”。

李克农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谈判能手，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从 1928 年起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参加过保卫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工作，成功地挫败了敌人妄图破坏中共领导机关的大阴谋。

1936 年初任中共中央联络局长，作为周恩来、叶剑英的助手，是他首先同张学良将军的代表谈判，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地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等职，表现了他的革命才干。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国共谈判时，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美国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全国解放后，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

乔冠华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文思敏捷，才华横溢， 经常为报刊撰写国际评论。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作为伍修权的助手出席过联 合国会议，具有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

李克农、乔冠华受命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就停战谈判问题，曾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要李、乔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在这个班子里有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浦山，他曾作为伍修权特别助理出席过安理会的会议，还有新华社的丁明、沈建图等。他们一抵达开城，就

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开城是朝鲜文化名城，位于三八线南侧。公元 935—1392 年，曾是王氏高丽国的首都。这里城墙用石头构筑，有四门，城内有丰富的文化古迹。7 月 10 日这天，是入夏以来少有的好天气，城里的男女老少在疑虑中显出一点喜悦，人们把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对方的来使。

上午 10 时，双方代表在来凤庄的过庭会晤，然后步人会场坐定，互阅证书。按照惯例，会议在我方召开，本应由我方首先发言，但没等我方开口， 乔埃就抢先发言。他在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以后说：“停战协定没有生效之前， 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延迟达成协议将会延长战斗，增大伤亡。”乔埃在发言将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我们谈判所讨论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幸事问题，如果你方同意，请就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一个协议。你同意吗？”

南日将军对此没有置理。他在发言中说：朝鲜人民历来主张，现在仍然主张朝鲜战争应该迅速结束，因此赞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 6 月 23 日提出的建议，即“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并且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随后，南日将军提出了三条原则建议：

第一，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他着重加了一句，“双方停火不但可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是扑灭朝鲜境内战火的第一步”。

第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 10 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这里的民政恢复 1950 年 6 月 25 日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

第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保证。

南日发言之后，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接着致词，支持南日的发言。他说， 商讨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实现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重大一步。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支持南日将军所提出的三项原则建议。

接着双方就谈判的议程问题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对方首先提出了九项议程草案，遗憾的是对方却没有提撤退外国军队，也没有提自三八线撤退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是需要谈判解决的要害问题。不难看出，对方立场有了变化。李克农说：“看来对方已没有凯南约会马立克时那样急迫了。”

既然是双方对等的谈判，我方也提出了一个五项议程的对案。世界各大通讯社对我方提出的“以北纬 38 度线为双方停战军事分界线、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交换战俘问题”，都作了突出报道，给世界人民以鼓舞和希望，由此也引起了记者们向对方施加的压力。

美国总希望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所没有得到的东西，李承晚对现在进行的谈判大为不满，并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6 月 27 日发表声明说：“决不接受导致恐怖战争序曲的任何停战方案。”6 月 30 日，他又阐述了南朝鲜政府关于停战问题的立场：第一，中共军应全部撤走；第二，人民军应解除武装；第三，联合国应制止第三国援助北韩；第四，夫于韩国问题的国际会议， 应邀请韩国代表出席；第五，反对对韩国主权及领土完整引起纠纷的任何决定或计划。

随后，停战谈判就进入了步履艰难的阶段，总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 接遁而来的是一连串事件的处理和战场上的再次较量。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