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惊呼危险，刘国钧轻舟已过急流凶滩

史载：日本在中国不断扩大纺织业投资。1912 年在大连设福纺株式会杜；1913 年在上海设立内外棉第 4 厂；1914 年在上海设立内外棉第 5 厂；1916 年在上海设立上海纺织第 3 厂；1917 年在上海收买华商鸣裕纱厂改名为日华纺织 1 厂、2 厂，大纯纱厂改为日华纺织第 9 厂；1921 年，在上海设立公大纱厂，日华纺织公司之 3 厂、4 厂、13 厂，东洋纺织第 1 厂、3 厂、同兴纺织 1 厂、3 厂，丰田纺织 1 厂、2 厂、裕丰纱厂，并在青岛等地设立了大量的纺织厂。与此同时，自民国 5 年（19l6 年）至民国 14 年（1925 年），日本输出之棉纱，中国占 63％。仅 1916 丰日本棉纱对华输入达 132 万担。日商纱厂不仅使欧美纱厂退出了中国舞台，也逼迫和摧残着中国的纺织业。

刘国钧准备卖掉股票，另起炉灶的消息像一颗炸弹，使得大纶纺织有限公司的董事会里乱作一团。

总经理蒋盘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样糟：刘国钧看上去笑容可掬，但实际上脾气竟是这样执拗。他以“金兰之谊”挽劝刘国钧：“国钧，你不记得我们在降子桥下的金兰之誓吗？”

刘国钧激动他说：“大哥，您的恩德我永远铭记在心。我要退伙，是为了今后长远打算。只要你愿意再起炉灶，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追随您。”

蒋盘发将茶杯往刘国钧面前一推，说：“大纶公司是我创建的，大纶厂就是我的命恨子，你提议要拆伙，不就是拆大哥的台吗？”

刘国钧两眼含泪地答道：“大哥，我们办厂，决不图眼前赚钱，图的是前途远大，与外国人争长短，为民族争光。所以，我决难与现在董事会中只知眼前赚钱的人共事。既然各人有志，强扭的瓜不甜，不如分开去干，各人于出一片天地来！”

此话不假：大纶公司集中了当时常州纺织工业的先驱精英，在以后的事业发展中，他们多多少少都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但蒋盘发不理解，也不原谅刘国钧：“你走吧，我知道你现在翅膀硬了， 要飞了。但我作为大哥可以告诉你的是，假若有一天，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我大纶公司随时欢迎你回来。”

刘国钧也落泪了：“大哥，你放心，有你这几年的教诲，我会干出一番事业来，为大哥增光的。不管到哪，不管出现任何沧桑变化，你永远是我的大哥。”

蒋盘发揽过刘国钧，抱头痛哭起来。

刘国钧在大纶布厂红利可观的形势下，将股本拆出，令同业们所不理解。而热心的朋友们则担心这个小伙子太自负，“游鱼上岸”、“飞鸟失林”， 今后的前途令人担忧。

作为他的盟友的陆友仁，亲登刘国钧家门，劝他慎重抉择，刘国钧哈哈一笑，说：“仁兄，我股本已经拆出，你来得太晚了。”

陆友仁急切地说：“我是为老弟感到不平。这两年来，大纶厂之所以获利，主要是你不辞艰险换来的。如今，你一人将股本拆出，岂不是将一棵摇

钱树种下后白白送给人家。你不觉得太亏吗？”

刘国钧微微笑道：“仁兄，我觉得在大纶厂，是我平生中最便宜的一笔交易，我在大纶学到了办厂的经验，股本全部收回。等于分文未花。”

陆友仁心中微微一震：这老弟的心胸真不是一般人的境界，他看得远着呢！于是，他问道：“下步准备怎么干？”

刘国钧胸有成竹地说：“我还能干什么？办布厂呗！但是，我的目标是与日本人竞争，超过日本人！如果在大纶，我只是董事们赚钱的工具，决不可能实现我心中的目标。现在，我可以施展自己的手脚，大干一场了。”

陆友仁愁眉顿结：“超过日本人？谈何容易哟！资本呢？”

刘国钧也点点头，说：“当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还得从头做起。”

陆友仁非常佩服这位小老弟的为人和气魄，他主动提出要和刘国钧联手，令刘国钧感动不已：真正的患难之交也！

说来惭愧，从常州第一流的机器纺织厂退出来后，刘国钧又回到了土纱木机时代。他在家乡生祠镇办了一个公裕土纱布厂，在青果巷办了一个广丰布厂。公裕土纱布厂不用说是纺土纱织土布，就是常州青果巷的广丰布厂和新坊桥边的广益布厂，都只有手拉布机 80 台，是个设备简陋的作坊，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夫妻老婆店。

堂堂大纶机器织布厂的协理不当，却跌落到母亲、妻子一起动手开作坊， 令大纶的董事们和同行圈内人士晒笑和感叹不已。

运河边的那片广益布厂的厂房，洋油美孚灯把屋内照得雪亮。夜深了、鞠秀英和婆婆仍在织布机前忙碌着。

刘国钧走上前来：“怎么这么晚还没忙完？”

母亲答道：“明早外地一家布庄要来提货，为保证质量，我和秀把质量有问题的挑出来，再赶织了些补上。”

刘国钧看着鞠秀英还在不停地拉动着织布机，木梭在织机上跳落，有几片飞絮，沾在了她的头发上。刘国钧轻轻走上去，拈下那飞絮，说：“算了， 休息吧！”

鞠秀英回头笑了笑，说：“就最后一点了。”

刘国钧抚摸着织机上的布面，说：“是我连累你们。没想到，我还叫你们跟我一起受累。”

鞠秀英笑着，仍拉动飞梭，说：“现在累点没啥，我是帮夫命嘛！” 刘国钧感动地点点头：“现在的困难是一阵子的。我相信，很快就会过

去的。”

时隔不久，又传来家乡的公裕土纱布厂经营亏损的消息。

在生祠镇办厂，完全是出于对家乡的感情，想为家乡办一件好事。起初他甚至想让柳秀方来做厂长，以谢其恩，但柳秀方实在不会纺纱织布，坚辞不就。刘国钧只好另花 800 元，把埠头镇那个当初拒收他为徒的柳永丰京货店盘过来，交给柳秀方，也算是报了柳三叔之恩。

公裕土纱布厂根快就倒闭了。

公裕土纱布厂的主要业务是代纺代织。布厂将棉花发给镇上的纺织户， 再收回纱来。但布厂的管理人员想沾农民的光，发 10 两棉花时故意多加 2 两。起初农民并不知晓，后来有人复称发现，便向厂方提出来。厂方人员仍不采取措施改正，于是，农民就将缴回的纱克扣斤两，再往棉纱上喷水，结

果，棉纱很快都烂在纱包内。刘国钧一心想给家乡办好事，但家乡人却给他这样的回报，令他伤感不已。

常州的广丰、广益厂却在刘国钧的精心管理下，站稳了脚跟，当年赢利3000 元。刘国钧请来上海东铁工场的技师陈鉴清，将利润全部投入到设备改

造，产量立增 7 成。

但仅靠这两个小厂的滚动发展，刘国钧感到太慢。于是，他发挥自己经营过上纱上布的长处，组织起民间织户加工。这样做，等于扩大了工厂，但却不投资，省时间，真正的多快好省。他把广益布厂生产的畅销品种阔幅斜纹布延伸到乡下去。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物色了 10 多个布庄，发配棉纱， 以广益布厂的标准、品格约束各织户，按质按量回收布匹。织户赚取了工资， 布庄取得了佣金，刘国钧赚取了利润。无形中组织出了一个设备、人员数量都相当可观的大工厂。

刘国钧的资金正在快速地向上翻滚。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3000 多名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 反对签署巴黎和约，要求“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这一运动迅速席卷全国。随之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给民族纺织工业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生存空间。

常州的纺织界先驱们看准了长期为英、日纱厂所统治的纺纱市场。《武进月报》上，不断刊出《爱国心与爱乡心》、《纺织业之需要》等文章，激励有识之上开办现代化的纺织工厂。

1919 年 8 月 23 日，常州的卢锦常、钱琳叔、江上达等开办钱庄银号的大腕人物和无锡著名的荣家兄弟之一的荣德生出席了常州纱厂发起人会议。一年后，公司成立，不久便生产出了常州产的第一批棉纱——十支仙女纱。与此同时，大纶布厂经理蒋盘发以大纶布厂的积累 50 万元，在常州纱厂

的对面办起了大纶纱厂，拥有纱锭一万枚。

这两颗耀眼的纺织之星的升起，令常州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刘国钧也深为盟兄蒋盘发的成功而感到高兴。当蒋盘发前去日本考察时，刘国钧特意赶去送行，请盟兄多留心东洋人的成功之处。蒋盘发回国后，带来了一批新机器，令刘国钧钦慕不已。

但刘国钧依然靠那些土纱土织积聚着自己的力量。

不久，风云突变，欧战结束，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机器也随之恢复了生产， 落后的中国，又成了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最好的市场。由于这些工业巨兽的鲸吞，棉花价格大幅度上扬。而这些国家惊人的劳动生产率，又使得纱布价格下落。

刚刚上马的常州两大纱厂，顿时都陷入泥沼之中。

1923 年常州纱厂因亏损停产。支持纱厂的常州两大银行——商业和富华银行也同时宣告破产。

常州纱厂只得出租给无锡荣氏家族，以谋生路。

大纶纱厂由于 1922 年出现巨大亏损，求助于上海保大、久大两银号。蒋盘发情急之中乱投药，想靠棉花生意赚一笔救急，却不料生意亏本、雪上加霜，大纶纱厂被迫停产清理。

面对如此险恶的经营环境，刘国钧却稳架飞舟，渡过急流险滩，企业效益连年上升。就在常州纺织业急转直下之时，刘国钧却为自己的广益一厂地处新坊桥下的居民区无法拓展而苦恼，经过仔细考虑，他把目光投向了常州

东门外，他在那儿将开办广益二厂。

那块厂区南面是京杭大运河，北靠沪宁铁路线，驳船更直接停靠于厂门口，货物可直接运往各地，更有运河支流辐射四面八方，是个办厂的理想地点。

但同业的朋友们都劝他：时下纺织市场险恶，常州这些工业界名人都纷纷落马，小兄弟不可过于逞强。

刘国钧笑笑说：“或许我这人运气特别好一点。”

其实，刘国钧内心的底牌是：中国的纺织业在强大外敌压迫下，必须走纺、织、染一条龙的经营道路，想靠单打一上规模，或许能降低成本，但一遇到战乱造成的交通阻滞或别人故意垄断市场、中断原料，就将置于被动。因此，刘国钧把单一织造的广益一厂收歇了，合并成能织、染一体的广益染织二厂。

刘国钧稳扎稳打，又办起了广益染织二厂。和日本人竞争，是刘国钧的目标。

1924 年 7 月，刘国钧登上了“北番丸”，驶往日本神户。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

这个神秘的岛国，何以有着那么巨大的工业生产和出口能力，以致我泱泱大国，似乎都无以容纳这个小小岛国的源源输出，诸多的华商纱厂都在这小小岛国的输出狂潮中倒闭了。

过海关检查时，随行的技师陈鉴清、严光弟都因自带香烟而缴纳日本海关关税。刘国钧深为日本人的贸易保护措施的严密而感叹：中国人却在为拥有外烟而感荣耀。

陈鉴清曾多次来过日本，对日本的纺织业比较熟悉。刘国钧在他的带领下，奔波在日本大大小小的纺织厂。

日本的纺织工厂的管理给刘国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于具体的生产技术，日方人员守口如瓶。刘国钧知道：日本人只想卖给中国人机器，并不想教给你技术。

但聪明的刘国钧，仍然从他们的生产流程中悟出了一招：采用筒子纱！ 在国内，棉纱由纱厂纺成后，由筒子脱出来框成绞纱，10 绞打成一小包，

40 小包打成一大件。织布厂使用时，仍需开包做成筒子纱。

而从日本纺织女工迅速换纱的动作中，他看出了奥妙：人家直接用筒子纱，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但这一招将为纺织厂双方节省多少人力和费用！

他在心里暗暗估算着，为那个巨大的数字而激动。1924 年 8 月，刘国钧带着一肚子感慨回到了常州。

他找来盟兄蒋盘发磋商，果断决定在广益二厂采用筒子纱，经纱厂的配合，广益二厂试用筒子纱成功，在国内首创了以筒子纱代替盘头纱工艺。

这项改革，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

从这件事，他更看到了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际意义，不断派人出国学习技术。

由于他放眼看世界，站在同行业的高度，受到同业人士的尊重。

1929 年，武进县商会国货推广委员会设调查股，公推刘国钧为股长。他在会上作了一番演讲，当他讲完访日的感受后，特别指出：机器之革命，甚于物质之革命。就本业而论，木机织布一丈，须工资一元六角，铁机织布则

减半。于此可见物质之进步，实无可限量。中国若能以科学求进化，必能驾各国棉业而上之。据此，则推之他业亦然，中国工商，欲求进步，须注意下列两点：一、商人须对外竞争，不可老是对内竞争。二、中国各工厂，应以科学之头脑，工人之身手，与世界竞争。

这也可以看作是刘国钧的宣言。

在世界性大萧条的经济形势下，广益二厂却焕然一新：广益一厂并过来的筒子车早已改成了电动机牵引，从日本引进的铁制电动织机、浆纱机、漂布洗布机、烙烘车、40 尺拉幅车等，都已进入广益二厂。四年之内，将广益二厂的值得骄傲的铁木织机全部换成了清一色的丰田自动织机。别说是常州第一流的纺织厂，就是与日本国内的同类厂比，也并不逊色。

站在国内一流的电动织机前，他大声地说：我们与日本人的竞争开始了！ 他派人到上海收集国外进口的最新产品，然后迅速在常州试制。借着声

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广益二厂的蝶球牌色布以花色新、质量好迅速占领市场。在 1929 年的南京国货博览会上，广益二厂的厂布获得了优等奖。

然而，在浩大的中国纺织品市场，一个小小的广益二厂只是沧海一粟。要想对市场有所影响，必须迅速扩大企业的规模。这是刘国钧下一步盯着的目标。

竞争是看不到尽头的。刘国钧却永不知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