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加入了“流亡族”。他仰天长叹:偌大个中国,就找不到一个容 纳我办厂的地方吗?

史载:据估计,从 1946 年到 1950 年间,以商品、有价证券、黄金和外币形式,从中国大陆流入香港的资金不少于几十亿港元。从内地来的企业家,尤其是上海纺织业资本家,不仅带来了资金和技术,而且带来了一批熟练工人和稳定的外销市场。香港总督葛量洪回顾这段历史说:“香港经济的重建,主要得力于上海人带来的资本和工业技术。”

1949 年的香港,已是一个世界著名的远东商贸中心了。

100 年前,这儿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但因港水甚深,能容巨轮,逐渐成为英国殖民者眼中的一块宝地。道光二十一年,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了英国。

从此,中国大陆上,多了一块具有特殊地位的土地。从满清末期开始, 这儿就成了革命志士聚集和流亡的地方,凡在大陆站不住脚的仁人志士,可以在这里找到栖身之所。同时,又从这儿聚集力量,再次向大陆进行革命的冲击。

但是,到了 1949 年,当共产党人以革命者的身份取得了推翻旧政权的胜利时,香港却成了一座躲避革命风暴的避风港。既不愿去台湾、又害怕共产党人的达官贵妇、富商巨子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需要逃亡的人们纷纷来到香港。一时间,香港这弹丸之地,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大亨、将军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官衔的大官。他们有的将在这儿成为永远的华侨,有的则还将跳往美国、英国,有的则在这儿等待台湾的或北平来的声音⋯⋯

刘国钧只是这庞大的“流亡族”中的并不显眼的一员,他属于利用香港这一特殊视角对国共双方进行最后的观察的那类:国民党的腐败他们已经领教够了,而共产党在陕北一隅组织革命,刘国钧对他们还相当陌生。国民党的传媒将共产党描绘成一种似人非人的“野人”形象,刘国钧自然难以相信, 但这些从陕北山沟里走进大城市的人们究竟怎样,刘国钧正拭目以待。

置身商贸竞争激烈的香港,他看到了战后恢复中的英国、美国、日本, 他为自己的国家还处在战争中而感到焦急。当国内传来李宗仁与共产党正在进行“和平谈判”时,这位对政治一窍不通的纺织厂老板又想起了他那披政府遗忘的《扩充纱锭计划刍议》,他觉得那时政府未把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如今若果实现和平,则中国还是要搞经济建设的。于是,他决定重刊凝结了他半生经验和心血的《扩充纱锭计划刍议》,并在书前写下了重刊自序:

“查英国最盛之年,输出棉织品 70 万万码,日本最盛时亦曾输出 40 亿码。但英日两国,皆不产棉,竟能依赖纺织业致富图强,且曾同时被称为世界棉王国。其实棉王国之称誉,应为中国,而不是英日。缘吾国有丰富之产棉区域,广大之内销市场,虽在技术及管理方面,暂时不能超过别人,但吾国人民生活水准较低,工资较外国为廉,差足相抵,只要国内政治安定,并能配合工商业,共图推进,棉王国之称号,实唾手可得。因政治靠经济,经济靠工商,而工商又要靠政治,工商政治如能打成一片,即可利用工业,达成国家经济建设矣。查印度纱锭虽有千万枚,而彼之技术管理及工作法,尚多问题,不足为中国害也。美国纺织厂自进花衣起至织成棉布止(如中国最多之 12 磅细布),其所费于每匹只售法市 6 元以上,约合美金两元,而美国

1946 年每匹如吾国细布之厂用开支,即需要美元两至叁元,南美洲墨西哥棉纺织厂工资开销,更比美国贵出 50%,难怪日本得在各国竞销。故在战前, 竟日日有日本货船经过已拿马运河,而前往南美洲者⋯⋯

“我国将来可任意选择新机,情景与英美不同,正可利用我之有利条件, 发挥伟大人力,刻苦耐劳,增进生产,以与世界棉织业争王座焉。总而言之, 英美在战前棉纺织界从事竞争,皆非日人对手,日本虽为中国纺织业之劲敌, 但中国有广大棉田,原料可以自给自足,只要政治上轨道,再进而改良技术及管理,前途极有希望,故说世界棉王国,应为中国,而不为英日也。”

就在刘国钧的书再版后不久,“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渡过了长江。

刘国钧忐忑不安地每日搜寻报纸上关于国内的动态消息。他不知道他的大成厂将会如何?这个时候,他与上海、常州的联系孔道全部中断。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刘国钧常常被恶梦所萦绕。大成二厂被炸的情景,常常又出

现在他脑海中。

鞠秀英劝他:“你别急坏了身体,就当你没有这些个厂子算了。” 刘国钧气呼呼他说:“能算得了吗?那就像是我的儿子,知道吗?”

“我怎么不知道,那比你儿子还亲。如今 3 个儿子都在身边,还不满足,

还要日思夜想那些厂子。你都 60 好几的人了,想开点好吧!” 刘国钧痛楚地说:“我的命根子就是我的厂啊!”

5 月下旬,上海与香港恢复通电通邮。一封出自朱希武手笔的信件,翩然落在刘国钧的手里。

刘国钧一看,是黑色碳素墨水,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临离常州时,他给朱希武的秘密约定是:黑色碳素墨水,自由自主,可以相信。蓝黑则为有外力干扰,红色墨水则有凶险。

朱希武的来信中说:4 月 23 日解放军进入常州,满城人民群众上街去欢迎解放军。解放军纪律严明,秩序良好,工厂仍在生产。只是原棉紧张,政府正在想方设法调运棉花⋯⋯

刘国钧读完后,油然而生一种欣喜:竟与自己的想象完全相反,岂不令人有一种新奇之感。

他把信念给鞠秀英听,兴奋地说:“共产党原来是共同生产党。” 鞠秀英嗔道:“我说共产党也是吃五谷穿棉纱的人嘛!”

刘国钧只冲着夫人“嘿嘿”地笑。

香港的茶馆因为有了大陆来的一大批闲客而生意兴隆起来。

大陆来的这批“闲人”有满肚的牢骚和无穷无尽的新闻需要交流,茶馆成了他们最开心的消遣场所。

刘国钧为探听大陆来的消息,也常常到茶馆去光顾。

这些选择香港为后半辈子归宿的人,既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又与共产党存在深深的分歧。因此,茶馆里一片骂声。

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刘国钧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台湾是不好,大陆也不能去,难道就是香港好?可香港的工厂能为中国挽回利益吗?偌大个中国,难道就找不到一个可以容纳我刘国钧办厂的地方吗?

他的沉闷,常引起邻座的好奇。有人捅捅他:老兄,你也发表一点高论吧!

刘国钧怏然地说:“这些事情我搞不清。我只看谁能办工厂,准能为中国人挽回利益,我就赞成谁。”

就在这时,上海不断有人来到香港。刘国钧从他们口里听到了越来越多的新奇事:

  1. 月 27 日,解放军占领了上海。第二天,市民们打开家门却发现解放军一个个睡在马路边上。

  2. 月 2 日,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召开“产业界人士座谈会”,邀请共产党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参加。果然,陈毅市长身穿褪色布军装,脚蹬布鞋线袜来到了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大厅,90 多名工商界人士给他以热烈的掌声。荣毅仁在座谈会散会后,立即对中外记者宣布:“明天就开工!”

  3. 月 6 日,上海几十万军民举行纪念“七七”抗战井庆祝解放的盛大游行。一位美国原驻上海领事馆的副总领事开车闯入游行队伍,被群众拉了下来。陈毅下令:“管他美国人、英国人,违反中国法令就应当制裁他!”结果,这位不可一世的美国副领事向中方人员交出了“道歉书”⋯⋯

永安纱厂总经理郭棣活有 300 万斤棉花和 1 万纱锭在国外运不进来。陈毅下令政府各部门全力以赴帮忙,还专门派车皮到香港来拖⋯⋯

  1. 月,正当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陈毅摇着一把大葵扇欣然赴宴⋯⋯刘国钧怦然心动了。他跑去问他的朋友、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

“这些故事,可都是真的?”

费彝民与上海常来常往。他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是真的!” 浅水湾海滨浴场,细沙如银,碧浪似雪。

五彩缤纷的泳棚,像一群群五彩的蘑菇,盛开在沙滩上。五颜六色的泳衣遮阳伞更象撒向银滩的五彩花瓣,装点得夏日的沙滩分外妖烧。

太阳远远地挂在西边的天空,将一湾海水染成了金色。

刘国钧被小外孙和孙子拖到了沙滩上。孩子们将一捧捧细沙堆向了他的胸前。

“爷爷,您小时候也常到海边来玩吗?”

刘国钧让孩子将沙子往胸前堆,迷着眼睛说:“傻孩子,爷爷小时候哪能去海边玩。爷爷是在长江边长大的,小时候只能下河去捉小鱼。”

“捉小鱼,一定很好玩吧?” “不好玩的。傻孩子。爷爷想带你们回老家,你们去吗?” 孩子们却摇摇头,说:“老家不好。老家没有香港好玩。”

刘国钧抹去身上的沙子,牵起孩子们的手,说:“再游一次,走吧!” 孩子们套上救生圈,跟随着刘国钧,走向了大海。

刘国钧挽着孩子们的救生圈,缓缓地在波涛上荡漾。

他的脑海里,却是生祠镇前的那条小河,那河边的泥滩上曾印下了他童年的歪歪扭扭的足迹。

是啊,香港是美丽的。而且,还有一个三代同堂的温馨的家。

呆在这儿没有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只能躺在子女的事业基础上了却残生。

可是,我还能动,还能下海,还能搏击⋯⋯

一阵海风涌来,将刘国钧和孩子们高高地掀了起来,又远远地落了下去, 孩子们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

海浪哗哗地响着。老人的心海,也与这片波涛一样,汹涌如潮。“爸爸,您想回常州去?”女儿深情地问道。

刘国钧点点头,说:“我这一辈子就办了那几个厂,离开那几个厂,离开那熟悉的机器轰鸣声,我连觉都睡不好。”

“是我们没照顾好您吧;您有什么想法,就直接对我们说。”

刘国钧摇摇头,说:“不是家里的事,是国家的事。我宣传要搞 1500 万锭子,靠谁去搞?要靠自己带头去搞。在香港搞的再多,也是替英国人干的。只有回到国内干事业,心里才觉得舒坦。”

“ 可 是 , 您 都 63 岁 了 ⋯⋯” “可我不是还能下海游泳吗?我的身体还硬朗着呢!”

就在刘国钧执意要回大陆时,他的胆结石症发作了,不得不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医生立即对他进行了手术,从他的胆囊里取出了 4 块结石。

医院里清静、闲适。刘国钧经过这次大手术,不得不住院休养。

可就在他住院期间,一次次震撼香岛的回归冲击波,激动着老人的心。

11 月 9 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单林在香港宣告两公司起义,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12 架民航飞机从香港飞往北京。

11 月 13 日,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香港员工举行大会,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

1950 年 1 月 13 日,香港招商局 13 艘轮船宣布起义。

老人被这一阵阵回归祖国的热潮所冲击,他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回归计划。

但有的老朋友来看望他,劝道:“共产党首先就是要革你这样的资本家的命,你还敢自投罗网?”

刘国钧笑笑,说:“上海的资本家不是也跟共产党合作得挺好吗?” 对方笑了笑:“那叫收买人心。等形势稳定了,他们就要拿资本家开刀

的!你是有企业的人,不可上当!”

刘国钧却认真他说:“只要人民要穿衣吃饭,谁都得发展生产。只要愿意搞生产,我就与他们合作。”

“你去是容易,到时出来难。在香港则可进可退,万一形势不利,这儿还可以走的。”

刘国钧摇摇头,说:“我哪都不想去,就只想我那几个工厂。” 对方直摇其头。

就在这时,他又收到了两封令他感到兴奋的来信。

一封是常州大成公司寄来的 1949 年的财务结算表,竟还净盈皮棉 1000 担。刘国钧看到这个数字,有些不可恩议,掏出自己的帐册逐项进行核对。对完后,他叹了口气:“不容易呀!真是不容易。”这盈利的数字很小,但却告诉他:大成公司运转正常,在这翻天覆地的岁月里,这是一个奇迹!

另一封信是邹秉文、周松点从美国寄来的,告诉他:他们合资在美国开设的和昌公司,为新中国献上了一份礼物:岱字棉种。因为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施封锁政策,邹秉文、周松点亲自飞往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产棉区选购。在当地华桥的大力协助下,选购到优良岱字棉种 496 吨。为避开美国政府的注意,他们先将船从美国开往南美,再从南美转运到青岛。这是关系到全国棉花生产和纺织工业的大事。刘国钧感到非常高兴,在医院给邹秉文、周松点复信道:“⋯⋯国钧因病暂羁香港,幸有仁兄主持和昌公司,为新中国出力,愚弟借光,不胜荣幸焉。”

陈光甫到医院来看望刘国钧。

这位大成公司的董事长忙于金融业务,早已对大成公司的业务无暇顾及。听说刘国钧染病住院,特来探望。临别时,陈光甫深情地对刘国钧说: “我已听说你要回大陆去,卢作革也准备回去。我只能祝你们好运。我对国民党已失望,对共产党也不抱希望。我就在香港把银行办下去,好在这儿是办银行的风水宝地。以后有需要我帮忙之处,千万不要客气!”

刘国钧点点头,对陈光甫的选择,他不好再说什么。

卢作孚也来医院探望。他还带来一位熟悉的朋友,四川实业界名人何北衡。刘国钧听何北衡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听得心花怒放。卢作孚作为老朋友, 悄悄告诉他:“我马上要率我的船队回大陆了,我们大陆见!”

刘国钧紧紧地握住卢作革的手,向他道别。

不久,卢作孚就率领他的民生船队,回到了祖国。

刘国钧出院后,再去找到费彝民。

费彝民惊讶他说:“好久不见你了,还以为你失踪了。”

刘国钧但然相告:“开始是因为有人吓唬我,说跟你来往多了要吃官司的,说你代表共产党。后来又住院了,因而久未来访。”

费彝民笑笑说:“我还代表不了共产党,可我可以陪你去见一位可以代表共产党的人。”

费彝民把他领到了中共华南局驻港负责人张铁生的家里。刘国钧在路上想像这个共产党的驻港代表一定住在豪华的别墅里,没想到,这位代表却住在一间非常破旧的房子里。这使得刘国钩对共产党人有了更真切的感受。他迫不及待地表示了自己回国的愿望。张铁生笑着说:“我们早已向中央报告过了。中央领导同志表示欢迎你回去。”

一听这话,刘国钧关于回国的所有的忧虑都已烟消云散。

回国之前,他第三次飞到台北,指示在台北的人员关闭台北兴安纺织公司,将已购买的建筑材料退掉,撤回香港。

他把自己选择的票坚定地投向了共产党。此刻,所有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

刘国钧吩咐:“家宴、摆酒。” 他举杯向儿女们表示告别。

可儿女们都黯然神伤,不愿举杯。

刘国钧看了看鞠秀英,说:“你也举杯吧,不然他们都看着你。” 谁知这一说,鞠秀英的眼泪先落了下来。

儿子、女儿、女婿、媳妇一齐都哭了起来。

刘国钧并不觉得这次离别是何紧要关头,见全家都哭了起来,心里颇为不快:“我是回祖国,不是出国流亡,哭什么?”

女儿毕竟最贴心,悲伤他说道:“你们二老年纪这么大了,还要离开我们,叫我们说什么好呢!爸爸、妈妈,你们已经苦了大半生了,还要去奔波吃苦,实在叫女儿心里难受。”

汉堃也抹着眼泪说:“爸爸,你也太固执,就不能听我们半句话。” 汉栋也劝道:“爸爸,在香港,我们一家人多么温馨、和睦。有您二老

在,我们还常能在一起聚聚,有个家呀!可你一走,这儿还能⋯⋯”

这时,刘国钧终于火了,流着泪说:“我回国是准备吃苦的,我离香港之时,就算我死亡之日罢了⋯⋯”

大家面面相觑,不再说什么,默默地饮下了这杯分别的酒。

1950 年 9 月 16 日,刘国钧携鞠秀英,姨侄女叶月珍,在九龙车站,告别了家人,登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向着北方疾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