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检举刘国钧的问题都是鸡毛蒜皮，刘国钧自己坦白交代的问题要 大得多！”

史载：1951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筒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

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 年 1 月 1 日，毛泽东发出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 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亲自批准逮捕和枪决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同时，在工商界又发动了“五反”运动，在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推动，促进国家机关和党员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也对“翘尾巴”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一次反击和教育。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刘国钧面临着如何去适应新的时代。作为一个长期“在商言商”、“在工言工”的资本家，他很快就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氛围。

当他来到北京开会时，黄炎培就向他提出了一个令他惊讶的问题：请他参加民主建国会。

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时是 1945 年底，发起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都是刘国钧所熟悉的。但刘国钧却不愿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民主建国会成立后，曾向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和平统一。对国民党违背政协协议，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 民主建国会曾严正声明不予承认。随后，民主建国会积极投入了反内战、反独裁的运动，黄炎培的儿子、民建上海常务干事黄竞武因为反对蒋介石秘密将黄金运往台湾而惨遭杀害，死时遍体鳞伤，指甲全部被剥光，一只眼珠被挖，一条腿被打断⋯⋯

黄炎培诚恳他说：“民建会是我们工商界朋友自己的组织。参加组织后，多一些活动机会，有利于提高自己。”

刘国钧笑着说：“我再考虑考虑。”

回上海后，他就没把这当回事。他觉得自己是办企业的人，参加政治组织弄不好出了政治问题，于自己的事业不利，还是无党无派的好。

可是，潘仰尧又找上门来，对刘国钧说：“黄任老来信间，你怎么对参加民主建国会的事儿一点反应都没有？”

刘国钧笑着说：“我这人一向对政治很糊涂，弄不好要出问题的。还是无党无派的为好。”

潘仰尧摇摇头，说：“任老有些不开心了。你也知道，我们都是 20 多年的患难之交，还会给当让你上吗？难道你连我们这些老朋友都不相信吗？”刘国钧一听这话，立即解释说：“我确实没搞懂，办工业的人干吗要参

与政治呢！”

潘仰尧耐心解释说：“说你糊涂，真是糊涂，现在是新中国了，都在共产党领导下，目标一致。民主”建国会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参加民主建国会，有利于接受大家的帮助教育，有利于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经过这一番劝说，刘国钩终于想通了。

1951 年 3 月，黄炎培南下无锡，刘国钩赶去会见，并在无锡加入民主建国会，且被指定为民主建国会常州筹备机构的负责人。

不久，全国各地开展了向抗美援朝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新成立的常州民主建国会支部组织工商业人士学习讨论，迅速统一了思想、一下子向国家捐献了 12 架飞机。而刘国钧的大成公司就捐了 3 架，刘国钧本人捐了

2.65 亿旧人民币，这次工商界在捐献活动中表现出的热情令刘国钧感到吃惊，也从中看到了民主建国会组织的作用。

1951 年冬天，“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对于从未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刘国钧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首先是在上海召开了工代会。陈毅上台讲话，发动工人揭发资本家的不法行为。果然，抓了一个典型：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骗取志愿军 3 亿元资金搞投机，然后将失效药品供应前线。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

1952 年 3 月 25 日，陈毅在全市广播大会上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 声色俱厉地告诫资本家老实交待自己罪行，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宣布全市

16.34 万工商户，将按实际表现被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 5 类。

刘国钧听过文件传达后，心情非常沮丧。虽然他自认为没作过什么违法的事，但面对沸腾的群众运动，他着实有些紧张。

更紧张的是鞠秀英。听说勒令资本家要但白交代，有的资本家竟自寻了短见，便一直劝刘国钧要想得开。同时，还把家中的绸缎被面换成了灰布被面，随时准备刘国钧吃官司坐牢。

刘国钧口到家里，气得满脸发青。

鞠秀英知道，他一定是受委屈了，便劝他：“反正你也没什么违法的事， 该但白就但白呗！”

刘国钧气愤他说：“不是什么但白不但白的事，而是在诬蔑我！” 鞠秀英问道：“谁诬蔑你了？”

刘国钧操着大嗓门，说：“有个乌龟王八蛋在黑板上写：‘刘国钧把日本货改头换面发了财’。我什么时候改头换面卖日本货了，那我不成汉奸了。说我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说我卖日本货，我费尽精力办厂为啥，为跟日本人竞争。现在倒成了改头换面卖日本货！简直是血口喷人！”

鞠秀英叹了口气，便落泪了：“从香港回来，孩子们都说你是自讨苦吃， 果真如此吧！”

“没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准备就当我死了？”说到这，刘国钧又感到轻松起来：大不了就是一死，还有什么可怕呢！

但鞠秀英却力他这句话，更加处于惊恐不安之中。

刘国钧是个倔脾气，认准了的事谁也压下服他。在劳资会议上，面对准备对资方进行揭发批评的工人们，刘国钧拍着桌子吼道：“我刘国钧从没做过改头换面卖日本货赚钱的事，这是血口喷人！如果不信，可以调查。要把日本货改头换面，不是一个刘国钧能做得了的。请说这话的人把事实、人证、物证拿出来，不能这样随便诬蔑人！”

他这一番吵架股的怒吼，弄得会议再也开不下去了。

中午，在厂里饭厅吃饭时，一个 20 来岁的新工人冲到刘国钧面前，高声间他：“刘国钧，你还在这里吃饭，你吃的谁的饭？”

刘国钧一看对方是个毛头小伙子，便耐心他说道：“你可还不太了解我！ 我是做大事业的人，有几千人。我不是千手观音，必须有职员、工人工作， 才能做这样大的事业。在这个大事业里吃饭，就是吃工人阶级的饭。但我可以不可以吃个人的饭呢？是可以的。我可以开一爿香烟店，一人班，浊脚戏， 自己混碗饭吃是可以的，但那样，对国家有什么用呢！我是在大成初创就参加了工作的，非但工作在厂里，连住都在厂里。我虽说是吃工人阶级的饭， 但也吃的不是现成饭。”年轻人被刘国钩说得无言以对，只顾自己吃饭，刘国钩却气得只咽了凡口饭，便离去了。

刘国钧的抵触情绪，成了“五反”指挥部领导头疼的事：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刘国钩的抵触情绪不是“猖狂”又是什么呢？可这位倔老头舍弃了香港的优越生活条件回到常州，平时捐献、纳税都很积极，又实在不是个“反动资本家”，而是非常爱国爱企业的资本家。

“五反”指挥部的领导便找到刘国钧谈话，语重心长他说：“你怎么在会上那么凶呢？这是群众运动！我们共产党的原则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后这样的情况多着呢，如果听了就生气，将来气多着呢！这样对身体不好，应当心胸放宽些，政府也不会因为这群众一两句话就处理你。”

这些话，刘国钧听来很新鲜。但他意识到了：自己过去在厂里说一不二的时代过去了，必须适应共产党的民主管理和群众运动。

抵触情绪消除后，刘国钧认认真真填写了一份 5 万多字的检查，从国内企业历史到国外、台湾、香港的情况，以及个人的一切，都写到了。并把这 5 万字的检查，分别送到“五反”指挥部、市党政领导和民主建国会组织。结果“五反”指挥部向检举刘国钧的工人们宣布：“你们检举刘国钧的问题都是鸡毛蒜皮，刘国钧自己但白交代的问题比你们检举的问题要大得多！”刘国钧经过半年的反复检查和同业互助小组的相互揭发检查，最后由“五

反”指挥部和增产节约委员会批准核定：大成公司属于第一类型——守法户。刘国钧终于走完了他所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他力共产党人对国家认

真负责精神所感动。资本家固然受到了冲击，但共产党人内部的反贪污更让人相信，共产党是廉洁奉公的。

因此，每当有同行为税收和统购统销、加工订货、发行认购公债而不满时，他总是乐呵呵的：共产党人把钱拿去也没装个人腰包，都用在国家建设上了，只要为了国家怎么样都行！

同行的人发现：通过这次运动，刘国钧变得更“积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