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只身闯入沦陷区“虎口拔牙”。大成公司大逃亡。“拆伙”闹剧 开锣上演⋯⋯

史载：日军占领南京后，将作战重心移向徐州。1938 年 3 月至 4 月，李宗仁指挥的部队

在台儿庄取得了歼灭日军 2 万余人的胜利后撤出了徐州，紧接着，日军又将进攻矛头指向武汉。战争的第一年，中国军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仍丧失了包括北平、天津、上海、太原、南京、杭州、济南、广州等大城市的广大地区。

由于西伯利亚寒流与南方暖湿空气的交汇，武汉被浓云密裹。日军飞机的轰炸和骚扰暂时停息了。

刘国钧望着窗外阴沉沉的云空，一遍遍地在屋内踱步苦思。

撤至武汉，把家安顿下来后，刘国钧便立刻着手将运到武汉的 250 台布机送到大成四厂，立即安装试车。经过没日没夜的抢装机器，迅速投入了生产。

由于战争，日货在武汉商场一扫而光，而国内因交通和战争的破坏，沿海的纱布难以满足内地的需求。因此，大成四厂开足马力进行生产，仍然供不应求。从常州带来的纱布也就地出售了一部分，换成了现金，还运一部分到香港，换成外汇。在武汉作为临时首都的短暂时间里，刘国钧希望尽可能

地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

但他魂牵梦绕的还是江南那片被日寇炸毁和炸坏的工厂。还有那些已装运上船，但却在日寇的轰炸下散失在江南江北的大批机器和原料。要是能把那些零零碎碎的残骸拼装起来，也能减少损失⋯⋯

“你们的爸爸要回江南去，你们同意吗？”晚饭时，鞠秀英终于把这个老俩口争论了一夜的问题，提到了孩子们面前。

女婿查济民立刻表示反对：“在此兵荒马乱之际，日本人杀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此时回江南，岂是儿戏！”

长子刘汉堃也摇头说：“爸爸，您孤身一人闯到常州，已经开创了这一大片产业。如今，在战争的破坏下，谁也无能为力。

今后，我们做儿辈的努力去于，发扬光大大成的事业。不应在此时去做虎口拔牙的险举。”

女儿也拿出一幅地图，说：“如今，北面、东面交通都已中断，到处是土匪乱兵。爸爸您将从南方绕道千里而行。不说危险，光这坐车绕几千公里， 也是苦不堪言的呀！”

刘国钧闷头不语。

老伴开口了：“您就听一听孩子们的话吧，不要太固执。” 沉默了好一阵后，刘国钧问道：“你们都说完了？”

大家都怔怔地看着他。

刘国钧用手指敲了两下桌面，说：“我如今对家事已无牵无挂，你们都已长大成人。我办的厂子，也像我的孩子一样，听说这些孩子还在江南四处飘荡。我得把他们找回来。如果找不回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看， 也活不好。”

汉里一听老人此言，便说：“爸爸也算工商界的一位名人，目标太大， 但儿却无人识晓。这样吧，我替爸爸去走一趟。”

刘国钧摆手摇头，说：“有些事情，你说了，人家不会听你的。此事你代替不了。”

查济民道：“既然这样，爸爸要去，我和汉堃陪同去，免得妈妈不放心。”刘国钧说：“你们是我大成事业的栋梁。大家不能一起倒了。汉堃、济

民如今都已各管一方，也不是都可以离得开的。此去江南，不能说没有危险，万一遇到意外，有你们在，大成的事业就后继有人，我走到哪，心里都踏实。”

女儿噙着泪水说：“难道让您一个人去吗？”

刘国钧笑笑说：“这次去的是日本人的沦陷区。如果摆出老板的架子， 不是自找苦吃吗？我一个人身穿大成蓝布衫，背把油纸雨伞，像个教书先生。这样，恰恰是最安全的。”

刘国钧轻松地说着，一家人却都已在悲泣中了。武昌车站，开往衡阳的火车即将启动。

刘国钧从车窗口探出身来，对来为他送行的大成公司的部属们说道：“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武汉的事情就拜托大家了，大成的事业，一头在东，一头在西，大家齐心协力把武汉的四厂办好，我走在路上也放心了。”

列车终于启动了，人们用敬佩和充满关怀、担心的目光，目送着火车消失在远方。

15 天后，刘国钧出现在长江的另一头——上海。

当他踏上罗斯福码头时，远远便看到了日本人的太阳旗，在码头上到处

悬挂。满脸杀气的日本兵在码头上，仔细地搜查每一个进出的旅客。

刘国钧想起踏上日本海关时的感觉，心中弥漫开一种国破家亡的悲哀。当来到山东北路 10 号——大成公司办事处时，吴镜渊、刘靖基都迅速赶

来与他紧紧地拥抱，经过战争的风雨，一种生离死别的气氛在小楼中荡漾开来。

吴镜渊老先生关切地问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你还冒死赶到上海来，令大成同仁们感动不已哟！有这样把公司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总经理，大成公司必有复兴的希望。”

刘靖基也感动地问道：“总经理，您几乎是绕了半个中国吧？”

刘国钧微微一笑，说：“火车只能开到衡阳，下了火车便倒汽车。到处兵荒马乱的，车上人满为患，两次差点出事，好在我命大，辗转到了汕头， 搭上了英商太古公司琼州号轮才到了上海。”

刘靖基感叹他说：“这趟冒险之行实在是苦不堪言。总经理三言两语讲完，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路上之混乱情形。”

刘国钧说：“数月来，惊险和无奈之事太多，也就习惯了。吴老和靖基在上海苦撑局面，其困难和艰险也不用赘言。”

此时的上海，由于租界形成的孤岛经济呈现出畸形的繁荣。市面上纱、布价格呈上涨之势，因此，谁能在最短时间内重新开动机器，将赢得这短暂的繁荣。

刘靖基建议说：“目前上海尚有租界这一条件可以利用，我们可以将大成的剩余力量转移到上海来，利用租界的有利条件重新开工，一则可以将战争中的损失减小，二则可以让大成职工有个吃饭的地方。”

吴镜渊呷了一口茶，说：“我已看好了一个地方，中华书局铜仁路印钞厂的厂房现在空着，短期内也无钞可印。我们可以向他们租赁。”

刘国钧高兴他说：“好啊，我们分头去办，尽快把新厂办起来。”

华笃安知道刘国钧到上海后，也不畏险阻，渡江北上，转道南通，终于也到达了上海。

当华笃安见到刘国钧时，禁不住泪水长流：“刘总经理，大成⋯⋯” 刘国钧握着华笃安的手，说：“多亏了你在常州冒险留守。你有功于大

成啊⋯⋯”

华笃安含着泪水相告：“11 月 18 日，敌机在常州上空投弹，大成一厂中弹 18 枚。布机车间因爆炸引燃，大火熊熊。待敌机一走，工人们就从运河边挑水、端水扑火，到晚上完全扑灭。但日本人打进常州后，又在各处放火， 一、二、三厂砖木建筑物大多被烧毁。工人们为避敌锋，也纷纷逃回乡下， 此时，盗匪趁机四起。我在乡下也坐卧不安。过了几天，又同部分员工回到清凉寺中住，以便有机会整理工厂。到 12 月中旬，日本人却开往北方了，地方秩序也安定了一些，我们赶紧修整围墙，清点物资，想给大成多留下一点能用的东西。”

刘国钧感动地说：“大成公司永远记着您的。只要我们人还活着，大成公司一定会再复兴起来的。”

大成公司董事会在上海决定：尽可能地将常州的未损坏的机器运到上海，同时，将原准备安装的三厂的新机器，从散失地南通、香港、苏州等处， 迅速向上海集中。

于是，一场与日军的占领抢时间的战斗打响了。因日军忙于军事，对地

方的接收和管理还未建立起来，趁此时可将机器偷运出来。倘若坐以待毙， 必为日本之纺织工厂所接收。

无数只小木船又吱吱呀呀地在运河上摇动。由于常州的日军驻在城里， 华笃安便组织船工将可用的机器，在夜间悄悄装船。第一批顺利到达上海。第二批怕敌人发现，只好夜闯长江，辗转南通运往上海。

派出去寻找大成因日机轰炸而散失的机器的职工们也陆续传回消息，各地找到的机器都迅速绕道南通，运往上海。

最后一批新机器滞留在香港，也顺利运往了上海。

当李宗仁将军在取得台儿庄大捷后顺利地完成了徐州突围时，大成公司也趁日军空虚之时完成了自己的设备大逃亡。

一个集中了大成公司劫后余生精华的新企业又将在上海租界诞生——安达纺织公司正式向公共租界当局登记，注册资本为 150 万元。虽比不上半年

前的大成公司的 400 万元固定资产的规模，但比大成公司当初 50 万元的起步来说，要强得多。何况，最重要的是人——如今，大成公司的管理经验和工人的熟练技术无疑是安达公司崛起的法宝。

为避开日本人的视线，公司以英产买办印度人安借为总经理，英国人马歇尔为董事长。表面上“安达”是取安偌的第一个字，实则是大成公司的同仁们庆幸这些设备“平安到达”上海。

这场争分夺秒的抢运战进行得非常漂亮。以至于两年后日本派丰田纺织株式会社前去常州接收大成一厂，企图以“军代管”的形式掠夺大成设备时， 派往大成一厂的日本丰田株式会社的代表看了看剩下的破旧机器和厂房，摇了摇头，表示不愿接收。

顶着炎炎夏日，安达纺织公司开始了紧张的安装工作，刘国钧准备亲眼看着安达诞生后，去常州看看那被战火蹂躏过的大成⋯⋯就在这时，一封电报召他去香港。

刘国钧搭乘美商的“塔夫妥总统号”邮轮，匆匆赶往香港。武汉的刘笃生已代表刘氏家族，在香港恭候刘国钧。

大成四厂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但刘氏家族的元老们在原震衰厂的人们的影响下，却认为是抗战帮了大成四厂忙，市场上的纱布价急剧上升，使得大成因时而成功。眼看抗日局面甚长，市场情况肯定看好，因此， 刘家希望能将工厂重新收回自营。

刘笃生告知刘国钧：“由于日军进攻武汉，国府已严令工厂搬迁。8 月 5 日、7 日，政府当局连续限令各厂搬迁，10 月，又派宪兵进厂催督。鉴于此， 原合作的条件已产生了重大变化。震衰公司的诸董事委派我来会见先生，建议趁搬迁之际，实行拆伙。”

刘国钧神情低沉地间道：“大成四厂的成绩有目共睹，大家都从中受益。倘若因一些小事而造成分家，实在是于双方不利。一座好端端的获利甚丰的厂，就这样生生地拆掉，岂不令人扼腕。”

刘笃生说：“日军进逼日甚一日，工厂前途莫测。为避风险，不得不提前拆伙。”

刘国钧叹了口气，说：“日军进逼武汉是实，但工厂还是来得及搬迁的。倘若全数入川，厂房由大成公司负责盖好，完全可以继续合作。这样，我们可以为国家保留下近两万枚纱锭，对抗战是一种很大的支持。倘若就这样分家，大成公司自然是惨不忍睹，只有 3000 枚纱锭在武汉，入川后，几乎是赤

手空拳。但震寰厂若自己单干，恐怕前景也不会太好。我再次劝告贵方，三思而后行吧！”

刘笃生点了点头。

但与武汉电报往来后，得到的指令仍是“拆伙”。而大成在港的股东中，要求拆伙的亦有不少。

刘国钧面对内外夹攻的形势，深深叹了口气，说：“好合好散吧！” 从解除合同的协议中，大成公司分得盈利现金 108.6 万元，自然人加入

股本红利 70 万元，机物料折价款 25.8 万元，合计 204 万元。收获是可观的，但刘国钧却面对这一纸协定潜然泪下。

他从常州撤出后，原就指望这个大成四厂为他在战争期间的主要经营支柱。没想到，这根柱子又倒了。如今，他能转运入川的就只有那从大成四厂拆出的 230 台刚刚进口的新型布机。

他不知道自己入川后，将如何去面对跟随自己辗转来川的大成员工们。但不论如何，走到哪，就要把厂办到哪。

刘国钧带着办厂的决心和大成四厂分拆到的 200 万元现金，从武汉西撤入川。

登上西行的轮船，他向身后的滚滚长江投去了深情的一瞥。

仅仅一年时间，他从长江的下游退到了中游，现在又退往上游。那儿已近长江尽头了，还能往哪儿退呢？

中日战争的对抗，显示出国力的巨大差距。落后必然挨打。痛定思痛，中国人该觉醒起来吧！

想想自己办厂以来的辛酸，想想大成四厂在困难中的分拆，他内心涌起一片悲怆⋯⋯他的心在为民族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