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纲领”——“自由、平等、博爱”

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之后，民国共和建设面临百废待兴的重大任务。蔡元培认为，要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首先要批判封建主义旧道德，吸取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 发扬民主主义新道德，培养民众具有“公民道德”。他说：“且今专制推翻， 民国成立，凡百设施，首重培养固有道德，振兴民族精神。”（《整理国乐案》）蔡元培认为，培养民众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公民道德”，不仅是“振兴民族精神”所必需，而且是走“强兵富国”道路的国民精神保障。如果没有新的“公民道德”，“振兴民族”、“强兵富国”只是一种空话。他尖锐地指出：“故兵可强也，然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则奈何？曰教之以公民道德。”（《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就是说，只有提倡“公民道德”，才能教导人们克服“为私斗”、“为侵略”的痼疾，防止“知欺愚”、“强欺弱”的人际关系恶习，避免社会“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的惨剧，造就新的道德关系。

什么是“公民道德”？蔡元培认为，“公民道德”的“要旨”或“纲领”， 就是西方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亲爱”）。他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同上）

蔡元培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立场出发，“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他把“自由”比附于中国儒家的“义”。他说：“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他把“平等”比附于中国儒家的“恕”。他说：“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毋加诸人。礼大学记曰，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之谓也。古者盖之恕。”（同上）他把“亲爱”（“博爱”）比附于中国儒家的“仁”。他说：“孟子曰，鳏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孔子曰， 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伊尹思天下之人，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纳之沟中。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同上）

在这里，蔡元培把“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作为“公民道德的纲领”，并从继承我国优秀道德传统的观点出发，创造

性地把“自由”看作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义” 把“平等”看作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把“博爱”看作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仁”，以谋取“最大多数之最大是幸福为鹄的”，“进而达礼运之所为大道为公，社会主义家所谓来来之黄金时代， 人各尽其所能，而各得其所需要”（同上）的社会理想。尽管蔡元培的简单比附有着某些缺陷，“自由”、“平等”、“博爱”与中国儒家的“义”、“恕”、“仁”的思想实质与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他把中国传统道德的合理因素充实到公民道德纲领之中，并作了合乎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思想解释，从而使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精神中国化，在中国传统的道德心理中找到适当的思想伸张点，十分有利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特征的“公民道德”的传播。

应当看到，蔡元培明确地把“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作为“公民道德纲领”，在当时有着重要的反封建主义的进步意义。封建专制主义的最大特点是扼煞人民群众的个性自由、人格尊严、人的价值，不把人当人。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民众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的对象，维护封建特权的工具。封建主义的人伦道德关系，严重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全社会的文明进步。蔡元培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伦理旗帜，把它们作为“公民道德”的核心道德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思潮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这对于中国人民摆脱封建主义旧道德，建设民主主义的新道德，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当然，蔡元培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进步思想家，不可能摆脱其历史的局限。他力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之上，依靠体现“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公民道德”来谋求“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 在实践中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他提出的公民道德纲领，表现了我国新兴资产阶级对于新型道德人格的追求，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了道德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