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保卫胜利果实揭开反攻序幕

为和平而战

1945 年 8 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中国的时候，古老的神州大地立即沸腾起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和全国一样，人人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日本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

经历了空前劫难和巨大牺牲的亿万中国人民都在庆幸：八年的苦难日子总算熬到了头，和平民主可以实现了，中国终于有了希望。

然而，人们欢庆胜利的喜悦，祈求多年的和平，渴望重建家园、过幸福生活的心愿，很快被国民党军的内战炮火所毁灭。

就在日本要求投降的第二天，即 1945 年 8 月 11 月，蒋介石一连下了三道电令：一是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共产党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三是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中共投降，并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作“有效之防卫”。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蒋介石这是要下山摘桃子了，抢夺和独霸抗战胜利果实。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一面利用日伪军担负守备，抵抗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国土，一面借助美军海空力量从大西南、西北大后方向华北、华东、华中和东北解放区调运大批军队，抢占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

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准备内战的阴谋，1945 年 8 月 13 日，毛泽东接连发表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等文章，指出蒋介石发动内战是时间早晚之事，决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号召各解放区在对日伪军展开全面攻势的同时，要百倍提高警惕，充分做好自卫作战的准备。14 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从延安电令各军区迅速扩大解放区，立即扩充野战军，准备打击沿平汉、同蒲路北犯的国民党军。20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为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此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拥有二千五百万人口，三十万军队，四十万民兵。

由于解放区力量迅猛发展和国内外舆论普遍要求和平民主，蒋介石要马上发动一场大规模内战，不台时机，也没有充分准备好。于是，他在加紧调兵遣将的同时，又假装顺从民意，表示愿意同共产党举行和谈。蒋介石在 8

月 14 日、20 日和 23 日接这向延安发出了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并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这是蒋介石出于发动内战需要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他的用意无非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大帽子扣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头上；如果毛泽东去了，又可以在谈判桌上得到军事上得不到的东西，让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还可以加紧进行内战的部署。

毛泽东去不去谈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过多次专门会议，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后于 8 月 25 日决定派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 三大口号，阐明中共关于“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奠定和平建设基础的六项紧急措施。

26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淡判的通知》，说明中央关于谈判方针，分析谈判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并提出党的对策：如果出现和平民主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那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通知告诫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能指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对蒋介石保持高度警惕，必须依靠人民，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

果然不出中央所料，国民党军队此时正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由西向东，由南向北进犯。其中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 8 月丁旬出动七个军，在日伪军的接应下，以主力进占同蒲路沿线，并以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五个师一万六千人，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上党地区，占据了襄垣、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试图以此迫使中共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出更大让步。

面对这一严重事态，邓小平、刘伯承深为即将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并于 8 月 25 日请示毛泽东如何对付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毛泽东指示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为了保卫抗日胜利果实，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必须而且一定要迅速歼灭上党的敌人”。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等乘坐一架美制运输机由延安飞回太行山，飞机在黎城县长宁村外的一个简易机场降落。下了飞机，刘伯承、邓小平便径直赶到涉县赤岸军区司令部驻地，听取有关上党地区敌我态势的汇报。这时，李达参谋长正在武乡村段指挥部队攻打日伪军的新城据点。刘伯承、邓小平要通李达的电话后，命令他率部迅速南下攻占襄垣城，作为太行部队集结地，以便会合太岳、冀南部队进行上党战役。 27 日，太行部队攻克襄垣，共歼敌八百多人。

就在毛泽东由延安飞往重庆的同一天，即 8 月 28 日，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的指示，召开研究部署上党作战的会议。在会上，邓小平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刘伯承接着说：“国民党军队沿四条铁路开进，四个爪子伸向我们了。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东北部队进行战略展开”。会后，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请示报告上党战役的作战部署：集中太行主力及太岳、冀南部队二万八千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侵入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一万六千人。与此相策应，令晋冀豫部队主力由陇海路转向平汉路，结合冀南、太行部队肃清平汉路新乡以北的日伪军：令沿同蒲路的太岳部队加紧破路；令太行、太岳部队攻取焦作、沁阳等地日伪军据点，扫清道清路沿线伪军。

月 31
日，中央军委回电：“阎部一万六千人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为打好自卫战争的第一仗，刘伯承、邓小平指导部队加紧进行战前准备：

（一）在部队编组上，把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部队，暂编为野战纵队。

（二）在扩充兵员上，采取个人、民兵集体等动员方式，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太行、太岳两区就扩充三万五千人。

（三）在政治动员方面，刘伯承、邓小平亲自到部队、解放区进行战斗

动员，号召大家“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针对一些干部战士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安全担心，邓小平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1]

（四）鉴于部队多年处于分散游击，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刘伯承、邓小平共同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这一指示，全面分析了阎锡山部队作战特点，详细介绍了城市战斗和野战各阶段的战术要领，对即将进行的上党战役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各部队接到指示后，照此加紧练兵。

当时，阎部史泽波主力守备长治，兵力约一万人；挺进纵队及保安部队守备长子、屯留，兵力分别为二千人和一千人；襄垣、洛城、壶关则以保安部队守备，兵力都在千人以下。

根据上述敌情，刘伯承、邓小平于 9 月 7 日发布了《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决定首先攻取长治外围的屯留县城，吸引长治敌人主力出援，力求在长（治）屯（留）公路上歼灭援敌。为此，作出如下兵力部署：太行纵队攻夺屯留及上村据点；太岳纵队、冀南纵队隐蔽于长屯公路两侧，准备歼灭长治援敌；太行、太岳军区四个团监视长子之敌，并准备适时投入歼击长治援敌的作战；对潞城、壶关等小城之敌，则以地方武装进行监视或围困。

月 10
日凌晨，战斗正式打响。当太行纵队向屯留城发起猛攻后，长治守敌派出六千多人，果然于 11、12 日试图增援屯留，但因害怕被歼，加之个别打援部队过早暴露，与我略为接触就仓皇退回长治城内。刘伯承、邓小平见打援不成，遂于 12 日命令太行纵队攻克屯留城，全歼守敌千余人。从 9

月 12 日至 17 日，刘伯承、邓小平接连下了四道命令，依次让部队攻打长子、潞城、壶关，并设法吸引长治敌人出援。但长治守敌对我夺城打援战法已有所提防，始终未敢迈出城池一步。

各纵队连续作战，先后攻克潞城、长子、壶关。至此，刘邓部队经过十天激战，连克长治外围五个县城，共歼敌六千多人，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使史泽波部万余人踞长治一隅。

刘伯承、邓小平为彻底消灭上党之敌，于 20 日发布第五号作战命令，决定采取“夺取长治城，暗设口袋的战法”，在兵力部署上“由城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击城内之阎军，同时放开北关至城东北角，引诱敌军外窜，而于野战中坚决消灭之”。同一天，各纵队开始向长治发起攻击。

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原是日军的一个重点设防城市，城墙高约三丈，城墙外有深沟，沟外有群式碉堡，工事坚固。阎锡山部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指挥主力万余人在此把守。

当刘邓部队开始三面围攻长治城后，史泽波孤立无援，急请阎锡山派兵增援。阎锡山见长治危在旦夕，一面电令史泽波固守待援，一面派出八个师沿白晋线南下驰援，以解长治之围。

月 24
日，刘伯承、邓小平获悉敌援军南下后，立即调整部署，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让冀南纵队和太行、太岳围城部队及地方武装大造声势，继续佯攻长治，吸引南下援敌向长治靠近；调太行、太岳纵队主力北上，准备在屯留城东北地区伏歼南下援敌，随后，率领打援部队兼程北上，结合原担负监视白晋路之敌的起义部队第十七师，在虒亭以南的白晋路常隆、上村

地段两侧布下罗网。

从太原向长治增援的彭毓斌部，在阎锡山连电催促下，临时决定走捷径，离开白晋路在虒亭渡过漳河，改沿虒亭、屯留间公路急进。

敌变我变。刘伯承、邓小平立即变更部署，令打援主力向虒屯公路两侧转移，改派第十七师尾敌援军跟进。 10 月 2 日，打援主力与敌援军预期遭遇于屯留西北的王家渠、白龙坡至井道上线。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正面部队诱敌继续前进，主力向敌两翼迂回，第十七师由敌后向南展开攻击，很快把援敌四面合围于老爷岭、西窳、磨盘脑至榆林地区。被围之敌，利用山地构筑防御工事，进行顽抗。刘邓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夜间向敌突击，白天抗击敌人反扑，连战几天，迫敌步步收缩，最后猬集于磨盘脑、老爷岭、关上之狭小地区，处于缺粮缺水，饥饿疲惫，且军心动摇的状态。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发现被围敌军不是原来估计的三个师七千多人，而是八个师二万多人。为吃掉这块肥肉，急调围困长治的冀南纵队北上参战，只留部分地方武装在长治城外监视敌人。为避免敌人作困兽之斗，又决定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术，在北面故意给敌人留出一个缺口，以便将敌调动于运动中歼灭之。

月 5
日，左翼部队攻占老爷岭主峰后，敌人果然于夜间向北突围。先敌抢占虒亭以北土落村附近制高点的迂回部队，堵击逃敌，而主力部队沿虒屯公路及其两侧进行跟踪与平行追击，猛烈穿插，使敌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纷纷缴械投降。战至 10 月 6 日黄昏，敌援军除约二千人逃回沁县外，其余一万七千人全部被歼，有数十名将官就擒，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被击毙。

长治守敌闻讯援军被歼后，十分惊慌，于 10 月 8 日弃城向西突围，以求死里逃生。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除以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外，又令陈赓率太岳纵队从虒亭日夜兼程，直插沁县的马壁、桃川地区，控制沁河，进行兜击；令太岳地方人民武装沿途阻击，迟滞敌人。一声令下，军民立即全力投入堵歼逃敌的战斗，最后在沁河以东的将军岭、桃川地区，将长治突围之敌万余人全歼，活捉了率部进犯上党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至此，为时一个多月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刘邓指挥三万一千人兵力，歼灭了阎军十三个师三万五千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一个大仗，也是我军所进行的第一个较大的歼灭战。这一胜利，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鼓舞了军民斗志，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

在重庆假装与中共和谈的蒋介石，听到这一噩耗后，犹如挨了一头闷棍，又气又恼。他本想指望阎锡山打败刘邓部队，以要挟、压迫中共在谈判桌上让步。可当获悉阎部二万援军被刘邓部队歼灭后，他的幻想破灭了，于是赶紧敦促手下要尽快在《双十协定》上签字。与此同时，把进犯上党之事说成是阎锡山部自己所为，与“中央”无关。

毛泽东得知上党战役胜利的消息后，兴奋不已。在返回延安后不久，便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上党战役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

‘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2]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宣称“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以及阎锡山在重庆报道他如何被攻，而他则仅取“守势”，在 11 月 5 日发表的《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一文中以上党战役为例加以驳斥：

“阎锡山指挥十三个师，攻入我上党解放区襄垣、屯留区域，被当地军民在自卫战斗中全部缴械，被俘人员中亦有军长师长多人。他们现在我太行解放区，一个个活着，足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阎锡山“大概忘记了他的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暂四十六师师长郭溶，暂四十九师师长张宏，六十六师师长李佩膺，六十八师师长郭天兴，暂三十七师师长杨文彩等位将军，现正住在我解放区，足以驳斥吴国桢氏、阎锡山氏和一切挑拨内战的反动派的任何谎话”。

还在上党作战正酣的时候，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便奉蒋介石之命，率第三十、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共八个师四万五千人，沿平汉路北犯，侵入冀南、豫北解放区。军情紧急，毛泽东在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即 10 月 12 日，便立即电示刘伯承、邓小平：“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兵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刘伯承、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电后，立即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平汉路战役的准备工作。在此之前，他们为进行平汉路战役，已于 10 月 7 日把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和冀南、太行、太岳各纵队依次编为第一、二、三、四纵队，每个纵队辖二至三个旅约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五千人；各军区部队组成支队或独立旅。上党战役后，又派第二纵队等部队抢占了邯郸、临漳、肥乡、成安、临洺关等城镇，控制了一些要点，并决定把战场选择在邯郸以南的平汉路东侧滏河和漳河两水之间的河套地带；令战场附近的军民大举破路，在敌人可能进入的地区实行坚壁清野。

10 月 16 日，刘邓发布《组织平汉战役的作战字第八号基本命令》，并简要上报中央军委。他们在基本命令中提出，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三区主力于漳河北岸至临洺关平汉路两侧，分为路东军和路西军，对沿平汉路北上的敌第一梯队三个军实施东西钳击；以太行区独立支队结合地方武装，在平汉路新乡至安阳段两侧骚扰和迟滞敌军行动，切断敌人后方补给线。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平汉战役极为重视，在接到刘邓作战计划的第二天，便致电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

“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以中央局和军区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区、各纵队进一步搞好动员和战场准备工作，迅速扩充主力纵队，并强调“集中意志，集中大军，是争取胜利的关键”。为确保战役胜利，圆满完成中央军委赋予晋冀鲁豫区的战略任务，刘邓调集了

三个主力纵队、三个军区地方武装共六万多人，还动员了十万多名民兵配合作战。考虑到平汉战役将在野战条件下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而部队却缺少野战特别是村落战战术常识的状况，又签发了《关于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具体分析了敌军作战的特点，规定了野战尤其是村落战的基本原则及方法，还明确了战场纪律及有关指挥、通信联络等事项。

此时，国民党军马法五、高树勋部三个军从河南新乡出发，以左右两个纵队并列，各纵队又分前后两个梯队沿平汉路北进，企图迅速攻下邯郸城。10 月 20 日，敌先头部队已进占漳河边的岳镇、丰乐等地，掩护架桥。为了指挥平汉战役，刘邓率指挥部离开涉县赤岸村，进驻太行山麓的与邯郸近在咫尺的峰峰煤矿。

邯郸位于河北境内的平汉铁路线上，是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在古代战国时期曾是赵国的都城。蒋介石要打通平汉线，分割华北解放区，邯郸便首当其冲，成为国民党军北犯的第一个重要目标。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军委的指示，决心克服任何困难，集中全力，打好邯郸这一仗，绝不让蒋介石的阴谋得逞。正如刘伯承在战前进行战斗动员时说的：“我们一定要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变成‘黄梁美梦’”。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历史上关于“黄梁美梦”的传说故事就发生在邯郸。据说，有一位名叫卢生的人，在邯郸一家旅店偶遇道士吕翁。他向道上述说了自己为贫困而感自卑的心情，道士听罢送给他一个枕头，说枕了它就会顺心如意。卢生急忙回房上床枕上枕头，在梦中享受了荣华富贵。可一觉醒来，依然如故，饥饿不已。至今，在邯郸城北还有个小车站叫“黄梁梦”，车站附近建有卢生和吕翁的庙。没想到，刘伯承用这一历史典故嘲弄蒋介石的话还真的变成了现实。

为了争取时间，集中主力向预定战场集结，刘伯承、邓小平急令杨得志率第一纵队先行阻击敌人，迟滞敌先头部队前进。 10 月 22 日，敌以第四十军在右、新八军在左、第三十军在后，开始北渡漳河，受到第一纵队的积极阻击。 24 日，敌三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倾全力北犯。杨得志的第一纵队边打边撤，并将敌诱至邯郸以南的马头镇、磁县一带。这时，各主力纵队纷纷赶到，第二纵队两个旅控制了邯郸以南的罗城头、张庄桥、陈家岗地区；第三纵队三个旅集结于车輢关、光禄镇以西地区；太行独立支队和第五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从而对马法五、高树勋部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

国民党军发现进入刘邓布置的口袋后，顿感情况不妙，急忙收缩。敌人一面依靠平原村落作掩护，抢构野战工事，准备固守顽抗，一面急电重庆，向蒋介石救援。

蒋介石闻讯三个军兵力同时被围，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赶紧电令胡宗南部驻石家庄的第十六军和孙连仲部驻安阳的第三十二军南北对进，驰援被围部队。为保证刘邓部队集中主力歼灭当面之敌，毛泽东则电令晋察冀军区赵尔陆率六个主力团兼程南下到平汉路附近，对付国民党第十六军。

鉴于上述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猫捉老鼠先盘软再吃的战法，以小部队袭扰敌人，主力紧缩包围圈，同时进行战场练兵，调整总攻力量和部署。为此，令大行军区部分主力进至磁县地区，协同赵尔陆部阻击敌第十六军南下；令太行、冀鲁豫两军区民兵武装在安阳以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阻击北上援敌第三十二军。由于阻援部队顽强作战，直到平汉战役胜利结束时，敌人南北援军也始终未能接近被围部队。

挡住了援敌，刘伯承、邓小平便集中主力，于 28 日黄昏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重点攻击敌第四十军，同时求歼敌第三十军一部。而对敌新编第八军则加紧政治攻势，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以分化瓦解敌军。

高树勋和新编第八军是原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因长期受国民党军中央系的歧视、排挤，与蒋介石的矛盾很深。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派他们充当新的内战的急先锋更为不满，暗中派王定南与共产党方面联系。王定南是抗战时期由八路军以高树勋好友的身份派到新八军工作的共产党人。还在进行上党战役的时候，刘邓就指示王定南抓紧做好争取高树勋的工作，并联名给高树勋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他不断进步，为人民为革命做出贡献。就在平汉战役开始总攻的同一天，10 月 28 日清晨，王定南匆匆回来向刘邓汇报说，高树勋有意投奔共产党。邓小平听了汇报后，说“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并嘱咐王定南：“你回去就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形势的需要，他要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军北上的战略任务”。

“你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刘伯承补充强调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要他当机立断！”

当王定南又回到新八军，向高树勋转告了刘邓的意见后，高树勋显得有些紧张，忙问：

“现在就干吗？” “对。当前正是关键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王定南回答说。高树勋长叹一口气说： “多年来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还有本军许多军官的家属，现在都在徐

州。如果我们在这儿马上宣布起义，国民党岂不要迫害他们？” “这的确是一个实际问题，我可以马上去请示刘司令员、邓政委设法解

决”。王定南很诚恳地说。高树勋高兴地说：

“好！好！你快去快回，我等你的消息！”

王定南急忙赶到峰峰，向刘邓报告了高树勋的想法。

邓小平说：“高树勋现在起义，作用重大，时机很重要啊！”

刘伯承说：“告诉高衬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希望他快下决心。至于高夫人和其他军官家属的安全问题，我们请示中央设法解决”。

说完，刘邓便签发了给延安的电报。不久，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张爱萍奉命派人到徐州，把高夫人及其他起义军官家属接到了解放区。

高树勋和新八军军官听说刘邓已电请中央转新四军派人去徐州接应他们的家属后，十分感动，当即下了决心。高树勋激动地说：

“好了，我立即起义，走革命的道路！”

为了使起义万无一失，刘伯承、邓小平于 29 日晚又派李达参谋长去新八军驻地，与高树勋接洽起义事宜。在李达临行前，邓小平对他说：“你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高树勋，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作最后的商榷。”李达与高树勋见面后，积极开展工作，晓以大义，敦促起义，最后商定新八军于 10 月 30 日宣布战场起义。

刘邓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意识到高树勋部一起义，被围之敌的军心势必动摇，极有可能突围逃跑，基于这种考虑，刘邓果断地对围攻部署作了新

的调整，网开一面，将主力转到漳河以北地区。

10 月 30 日，国民党军新编第八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高树勋的率领下，正式宣布起义，投奔人民阵营。新华社还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朱德给高树勋将军的贺电：“建侯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缓”。

被围敌军闻讯高树勋部起义后，顿时乱了阵脚，加上南北援敌分别被远阻于高邑和漳河以南，所以失去了固守的信心，于 10 月 31 日拂晓被迫放弃阵地，以逐村掩护的办法向南突围。当日下午，马法五率残部约二万人，果然钻入刘邓事先布置好的包围圈。经两昼夜激战，向南突围之敌除少数人漏网外，全部被歼于临漳、磁县地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这时，从石家庄、安阳南北对进的援敌，得知马法五部已经被歼，遂纷纷撤回原地。至此，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二个大仗

——平汉战役胜利结束。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平汉战役，为什么能在十天时间里就歼灭国民党军四万多人，又何以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式装备的呢？答案正如刘邓在 11 月 9 日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所指出的：

（一）以政治、军事同时进攻，此打彼拉，打打拉拉；

（二）针对敌人离不开铁路的特点，先准备战场，消灭铁路两侧之敌，利用根据地四面包围敌人，东西钳击敌人；

（三）作战部署尚未就绪时，以先头部队钳制、迟滞敌军行动，主力借此调整布阵，演练必要战法；

（四）诱敌脱离阵地，打击敌指挥机关，割裂其体系，实行各个歼灭。解放区军民经过上党、平汉等战役，打乱了国民党“稳住华北，抢占东

北”的内战部署，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慢战争的步伐，被迫在形式上同意在1946 年 1 月签订《停战协定》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邓小平后来回忆上党、平汉两大战役时说：“那两个仗打得好险！没有弹药，一支枪才有几发子弹。打攻坚战很困难，决定的关头靠冲锋，靠肉搏战。这两个都是歼灭战，打胜了以后，武器也多了，人也多了！”[3]

989 年 11 月 20 日，邓小平在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刘邓部队在解放战争后期改称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们时又详细回顾和总结了上党、平汉两大战役。他说：“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刘伯承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接着对马法五、高树勋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还要说远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那时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国民党同我们搞磨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抗战胜利后，他们进攻解放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这个大门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那时宋任穷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

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拚了一次，一挤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伺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