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

随着冀南、鲁西北两地的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在这西起同蒲路，东至津浦路，东南跨陇海路，南临黄河，北抵石太、石德路的广大地区，拥有人口二千多万，军队十万，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由于晋冀鲁豫根据地位于华北敌后腹心，直接威胁着日军的主要交通线及重要城镇，华北日军始终把这一地区作为大“扫荡”的重点地区。

1939 年 7 月初，日军集中五万多人的重兵，采取稳步推进的方针，对太行山区发动了“第二次九路围攻”，企图围歼一二九师主力，打通白晋路及由临汾经屯留、黎城至邯郸的公路，将根据地分割成“田”字形状，实行“囚笼政策”。面对日军的九路围攻，刘邓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避敌锋芒，退出城镇，分散游击，待敌深入后，将其分割聚歼。激战逾月，大小战斗七十余次，歼日伪军二千多人，粉碎了日军大“扫荡”。

8 月间，邓小平奉命离开太行山，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邓小平在邓发等老战友们的热心帮助下，与卓琳结了婚。邓小平在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后，于 9 月初返回太行山。

这时，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正面战场停止了大规模进攻，逐步将其主力转用于重点“扫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则公开投敌叛国，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面对极其复杂险恶的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义旗，坚强地领导着全中国的抗战斗争。在华北，在太行山上，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一二九师，正在进行着坚持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10 月初，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并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抗战相持阶段特点，指出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倾向已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危险，强调党在相持阶段的三大任务是：（一）动员和依靠一切爱国力量，开展反对投降分裂的斗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二）加强自身建设，时刻准备对付突发事件；（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此外，他还讲了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性，分析了坚持敌后斗争的有利条件，并详尽地部署了今后抗战的全面工作。他的报告，使全师将士增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争取胜利的信心。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积极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同时，积极开展工作，准备迎击日伪军的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

月初，刘邓利用华北日军换防兵力减少的有利时机，指挥一二九师进行了邯长战役。经过近二十天的激烈战斗，共毙伤日伪军七百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地，粉碎了日军分割太行山根据地的企图。

日军为了摧毁抗日根据地，于 1940 年开始推行“囚笼政策”。于是，日军在太行、太岳山区加紧抢修白晋铁路，企图把这一地区分割成四块；在冀南平原区相继建成石（家庄）德（州）铁路，以及石家庄至南宫、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八十余条公路，把平原分割为“井”字、“米”字、“回” 字。针对这一情况，刘邓立即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开展破袭日军铁路、公路交通线的斗争。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

“形势虽然是严重的，但只要我们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日寇的‘囚笼政策’是完全能够挫败的。从现在起，我们提出一个口号：面向交通线。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重点破击与全面破击、大破击与经常性的小破击相结合，广泛、深入地展开交通斗争，反击日寇的‘囚笼政策’”。从此，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在刘邓的领导下，全面开展了破路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1940 年 5 月，在破击白晋铁路的战役中，刘邓亲自指挥部队在南北长达百余公里的铁路线上，展开了全面的破路行动，共歼敌三百多人，破坏铁路一百多里，毁坏大小桥梁五十多座，并解救了被敌关押的一千多名修路民工。接着，又于 6 月中旬进行武（安）沙（河）战役，共歼敌七百多人，破坏铁路、公路各一段，打通了太行至冀南的交通联系。这期间，小的破坏交通战斗则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

与此同时，刘邓领导晋冀鲁豫军民大力加强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建设。为了适应险恶的斗争形势，邓小平特别重视部队政治工作，强调坚持干部轮训制度，在部队中开展阶级教育、民族救亡教育和党的时事政策教育。根据刘邓的指示，一二九师政治部举办了政工干部训练队。邓小平亲自给学员们讲课，他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红军时期，我们就是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觉悟，树立起必胜的信念，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 “围剿”，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征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我们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了，阶级矛盾下降了，这就给我们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而且任务更艰巨，要求更高。我们各级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必须团结广大抗日军民，争取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各阶层爱国者，狠狠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你们来自各基层部队，肩上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不仅要以身作则地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而且还要做好群众工作，甚至还得学点日语，瓦解敌军，争取俘虏，把敌军工作做好。 1940 年 7 月下旬，邓小平、刘伯承根据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率领三

十八个团参加了震动全国、闻名世界的重大破交行动——“百团大战”。师司令部按照刘伯承的指示，总结了白晋战役以来的破路经验，草拟了《综合破路经验通报》。同时，邓小平指示师政治部针对部队的思想情况，草拟了

《关于克服部队右倾情绪的指示》，一并下发部队。在作战部署会上，邓小平强调指出：这一仗必须打好，坚决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扩大并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克服投降危机，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提高我军军威，从而对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也会有重大影响。会后，刘邓奔赴作战一线，亲自实施战场指挥。在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主的第一作战阶段（8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中，一二九师共进行大小战斗一百八十多次，毙伤日伪军二千多人，破坏铁路二百三十五里，破坏公路五百五十一里，给日军以有力打击；在以破击榆辽公路为主的第二作战阶段（9 月 23 日至 9 月 30 日）中，一二九师共进行战斗一百五十二次，毙伤日伪军二千四百多人，破坏铁路一百五十五里，破坏公路三百三十八里，给日军以致命打击；在以反“扫荡” 为主的第三作战阶段（10 月 6 日至 12 月 5 日）中，一二九师共进行战斗一百九十六次，毙伤日伪军二千七百多人，破坏铁路一百零一里，破坏公路一百二十六里，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百团大战后，日寇受到极大震惊，于是调集重兵加紧了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封锁、“蚕食”、“清剿”、“扫荡”，每次“扫荡”又必实行惨绝人

震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阎锡山部队自 1940 年后也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军火、医药、口粮等一切物资供给。另外，1942 年、1943 年，华北各地遭受了罕见的自然灾害，随之而来的是霍乱、疟疾等疫病的流行。在上述这些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口锐减，面积缩小，财经状况恶化，从而进入空前困难、空前艰苦的时期。

面对这一恶劣的斗争环境，毛泽东说：“一是困死饿死，二是解散回家，三是自己动手，积极奋斗，度过困难，争取胜利！”

刘邓领导的一二九师选择了第三条路。为扭转局面，渡过难关，邓小平、刘伯承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整训主力，加强军区建设，建立“三三制”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等。

为指导根据地完成上述有关任务，邓小平于 1941 年 3、4 月间，在《前线》、《党的生活》刊物上接连发表《军区建设中诸问题》、《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等文章。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军区建设首先要从思想建设抓起，同时把一切地方武装置于地方党的政治领导与监督之下。

（二）“三三制”抗日政权的实质是民主，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共产党必须在其中占有优势，而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不是表现在权力上。

（三）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即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4]

（四）努力建设和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民兵制度，加强自卫队工作，认真组织游击集团，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五）执行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必须克服右倾情绪，反对麻木不仁和张皇失措，要团结一致，正视困难，面向敌人，面向交通线，进行顽强的对敌斗争。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至 1941 年底，晋冀鲁豫根据地健全了军区、军分区组织机构和县、区游击队，地方武装发展到五万余人；狠抓了发展与壮大民兵的工作，颁布了《晋冀豫军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成立了军区以下各级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在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相结合的基础上，组织了不少游击集团，并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按照“三三制”原则，于 7 月选举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设太岳、冀南、冀鲁豫三个行政区和太行直辖区，共一百四十九个县；实行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主力兵团与游击兵团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有效地制止了日伪军的封锁、“蚕食”，并在安泽、将军沟、黄烟洞等反“扫荡”作战中，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共歼敌三千多精兵简政是中共中央为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过重负担，于 1941 年 12 月提出的一

项重要政策。1942 年 1 月 7 日，邓小平、刘伯承召开了有师直属队、第三八六旅、新编第一旅干部参加的精兵简政动员大会。紧接着，又召开了师直属队排以上干部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比较起来，我们根据地的同胞比敌占区同胞的负担要轻得多。但是，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

天灾人祸，生活也是困难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打败日本侵略者。[5]会议制定了一二九师及太行、太岳、冀南等军区实行精兵筒政的主要原则：（一）缩减机关，充实战斗连队；（二）加强地方武装，发展民兵和自卫队；（三）减少指挥层次，改进领导体制；（四）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会后，各部队严格按照上述原则行事，合并一些领导机关和伙食单位，从机关抽出一批年轻力壮的战士补入战斗连队，安排近万名干部、战士转业或退伍，其中大部被分到地方武装、人民武装组织。在军队精简整编的影响和推动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党委也采取了一些简政措施。由于晋冀鲁豫根据地党政军系统的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得广泛而彻底，成绩显著，毛泽东在 9 月 7 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称赞道：“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筒政的模范例子”。[6]

这时，日寇为建立“巩固大东亚战争华北兵站基地”，在华北加紧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全面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自 1942 年 2 月起，华北日军采取“铁环合围”、“辗转驻剿”、“捕捉奇袭”、“拉网扫荡”、“梳篦清剿”等战法，对晋冀鲁豫根据地发动了所谓“第一、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毁灭性大“扫荡”，致使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出现了最严重、最残酷的局面。至 1942 年 5、6 月间，冀南根据地已变为游击区，太行和太岳根据地继续缩小，冀鲁豫根据地形势也日趋严重。

为了具体指导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邓小平于 1942 年 3 月 19

日至 6 月 24 日，亲率一个团兵力到岳北、岳南和中条山地区检查和部署工作。他到达太岳区后，听取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提出巩固太岳根据地的两项中心工作，一是群众工作，二是财经工作。邓小平指出：

“今年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在执行这一指示的问题上，我提议应组织一工作团，其任务首先是检查与推动减租减息的工作；其次是实行丈量土地，藉此正确地规定合理负担的分数，并奠定将来实行统一累进税的基础。同时就在切实进行以上两种工作中，展开真正的群众运动，在真正的群众运动与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来改造党的支部，改造群众团体（这个工作团应配备坚强的干部，并予以必要的训练）。这样就把财经任务与群众工作最具体、最实际地联系起来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财经任务的完成。也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群众运动的展开。

“在群众工作上，太岳区的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应更多地注意与研究群众的具体的、实际的疾苦与利益，应该善于说服群众，善于诱导群众，和群众一起前进，而不要脱离群众，一意孤行。只有更进一步地依靠群众，才能开展群众运动，巩固抗日根据地。”[7]

太岳区党委、政府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抓武装斗争的同时，狠抓了减租减息工作，并派出了以区党委书记安子文为团长的春耕检查团。减租减息工作的深入开展，使群众得到了实惠，抗战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财经任务的完成。至 1942 年底，太岳区全年的财政任务完成百分之九十九，粮食任务完成百分之八十，基本上保证了军需民食，做到了自给自足。

1942 年 5 月，邓小平一行来到中条山地区，即晋豫抗日根据地。这是太

岳部队继开辟岳南之后，于 1942 年 1 月开辟的游击区。为把中条区变为巩固

的抗日根据地，邓小平对中条区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一）工作的基本环节是要从各方面大力发展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隐蔽地积蓄力量。（二）发展力量是各方面的，包括统战力量及争取可变的顽固分子、争取伪军组织在内。但是，诸力量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武装力量。（三）首先建立政权，以政权的组织形式，便于开展各项工作。（四）发展力量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要把大刀阔斧与一点一滴的作风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党政军民各方有机地配合起来，抓住中心，扎实苦干。根据这些指示，中条区党委、晋豫联办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根据地逐步由游击性阶段走向巩固发展的阶段。

9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实行一元化领导，并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由邓小平任书记，领导晋冀豫、冀南、太岳、中条（晋豫）四个区党委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