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渡黄河兵出鲁西南

各解放区军民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经过 1946

年 7 月至 1947 年 2 月八个月自卫作战，共歼蒋军六十六个旅七十一万多人，

有力地制止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发展壮大了人民的力量。自 1947 年 3 月起，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进攻矛头主要指向南部战线两翼的陕北和山东战场，在晋冀鲁豫等战场上转取守势，妄图首先消灭两翼共军，然后再转用主力于其他战场。国民党军为了保障其重点进攻，不使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支援山东战场，于 3 月 9 日全部堵死花园口，将黄河水引入故道，构成从晋南风陵渡到鲁中济南约一千公里正面的所谓可以抵得上“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

刘伯承、邓小平针对这一情况，并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主动出击，大量歼灭敌人，准备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精神，决定集中主力，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地区组织战略性反攻，以便策应陕北和山东战场解放军作战，同时为自身投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

这时，国民党军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兵力尚有三十一个旅，连同地方部队共有三十多万人。敌人依仗其“黄河防线”和各交通要道进行防御。在豫北地区，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军王仲廉部四个整编师及暂编第三纵队孙殿英部共约七万人，守备平汉、道清路及沁阳、济源、孟县一带；国民党第五绥区的孙震部两个整编师及地方部队约二万五千人，守备平汉路以东的滑县、浚县、长垣、濮阳一带。敌守备重点是平汉路和道清路交汇点的新乡及其以北地区。

就在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进占延安的 3 月 19 日，刘伯承、邓小平签发了豫北战役基本命令，决心以第一、二、三、六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主力共计十万人，混编为四个集团，在豫北展开反攻作战。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专打王仲廉集团，彻底摧毁平汉、道清铁路，肢解敌人防御体系。

各集团于 3 月 22 日开始行动，至 4 月 3 日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共歼敌五

千多人，先后收复濮阳、封丘、延津、原武、阳武等城镇。自 4 月 4 日起，刘邓主力逼近安阳，围攻汤阴，吸敌来援，将王仲廉部增援汤阴的二万三千人兵力围歼在卫河以北、淇河以东地区，收复淇县、滑县、浚县三城。接着，于 4 月下旬开始扫清汤阴外围据点，至 5 月 2 日全歼汤阴守敌孙殿英部近万人，其中俘国民党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以下七千多人。后又经半个多月作战，攻克安阳外围据点多处，歼守敌整编第四十师两个团及地方部队六千多人，豫北战役至 5 月 25 日胜利结束。经过两个月连续作战，刘邓四个集团，在豫北地区共歼敌四万五千多人，收复大片失地，给敌王仲廉部以歼灭性打击。与此同时，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在晋南反攻作战中也歼敌一万八千多人，收复二十座县城。豫北、晋南反攻作战遥相呼应，有力地策应了陕北、山东两战场解放军的内线作战，并为尔后向中原发展攻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豫北战役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就地休整，着手转入外线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还在 1947 年 1 月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曾先后两次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要准备在 5、6 月间实施战略出击，“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5 月 2 日，中央军委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开始

休整，准备在“6 月 1 日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依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刘伯承、邓小平组织部队抓紧时间休整。在休整中，他们首先在领导班子内统一认识，明确任务，然后在广大军民中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并组织领导各纵队开展强渡江河的战术训练和技术训练。为增强指战员实施渡河作战的战术意识，提高军民必胜的信心，刘伯承、邓小平于 6 月 5 日颁布了《敌前渡河战术指导》，指出强渡黄河的前提是：（一）处于汛期前；（二）国民党军在鲁西南地区仅有刘汝明部两个整编师，并防守着从开封至东阿二百五十公里宽的地段；（三）有黄河南岸老解放区游击战争的积极配合；（四）各纵队扩充了兵员，补充了供给，并已准备了渡河船只和水手。同时规定了敌前侦察、火力配置、渡河保障、通信联络和协调动作等原则。6 月 10 日，刘伯承、邓小平在安阳附近的石林召开各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传达晋冀鲁豫中央局冶陶会议精神，讨论转入战略反攻的各项准备工作。接着，邓小平又于6 月21 日在野战军直属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战略反攻的动员，作了《关于解答时局与任务中几个问题的报告》，详细分析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形势，深刻阐述了战略反攻的必要性。在解答有关战略反攻时机是否到来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反攻时机到来了”。他认为，“蒋介石在第一线集中了二百二十多个旅，后方非常空虚，山东、陕北两个主要战场上不但打不出明堂来，而且还被我军逐渐歼灭，其他几个战场上已经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蒋介石，线不能保持住，点也不能保持住，所以不能不来一个重点防御。”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歼灭蒋军九十个旅以上，战局没有理由不发生变化，事实上已经变化。有的同志说：‘蒋介石被歼九十多个旅，他还有一百多个旅啊！’其实蒋介石有的不是一百多个旅，而还是二百多个旅，问题在于：我们歼灭蒋军九十多个旅，七十多万人，都是蒋军的精华，现在被歼灭的部队尽管保存番号，一次完了又补充一次，可是极不充实，新兵多，质量坏，老弱多，战斗力比以前大大降低。刘汝明除一三五旅外，其余两个旅都被歼灭过，有的已经被歼了两次。西台集，蒋军集中三个团，一下子被我们歼灭光了。所以说，蒋介石即使拚命补充被歼队伍，也没有不使战局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了”。

邓小平在报告中针对有的同志的疑问：“不反攻行不行呢？”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行的。今天我们不是怕冒险主义，而是怕对形势估计不足，怕我们的认识赶不上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不会再犯冒险主义了。历史上我们经历了并克服了秋收暴动、李立三路线、新立三路线，对‘左’倾机会主义戒备得很严，往往是怕‘左’。抗战中投降主义的影响，要清除。今天形势好得很，怕产生机会主义，就应该是怕右倾机会主义和尾巴主义。党中央 2 月 1 日指示中写道：‘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的阶段，而是全国性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高潮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

邓小平说：“从军事上看，敌人采取重点防御。我们是让蒋介石巩固他的统治区，喘口气再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先去剥夺他的兵员、财力，扩大解放区，来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底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好呢？这是很明白地

摆着。蒋介石到处被动，好像两个人打架，只要再加一拳，就能把对方打败，你偏偏要歇一歇让他喘口气，自然是不对的，这用之于革命会使革命失败，要犯严重错误。保守主义的危险性就在这里”。

有的同志担心：反攻后能否站得住脚？

邓小平肯定地说：能。一定能站住脚，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看我们三大任务（即打仗、执行财经政策、开展群众工作与土地改革——作者注）做得如何。如果三大任务有一条做不好，就不可能站住脚；三大任务做好了，要不了多久就能站住脚，敌占区很快就会变成解放区。

“困难有没有？一定有的。”邓小平接着说：“不能设想能象解放区内线作战那样方便，要设想更多的困难，餐把饭吃不上嘴等等都会有的，思想上必须充分准备。即使有困难，只要充分地做好三大任务，这也是暂时的困难，而且影响不了站不站得住脚。⋯⋯反攻确实辛苦，并且是持久性的，争取得好，就快些，厌倦不应该，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需要拿出英雄气概，拚命地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定可以干成功的。”

有的同志问：假如美国出兵怎么办？

邓小平指出：首先，“我们要提倡一个思想建设：要提倡一个中国人能打败帝国主义而得到解放的思想，在今天就是要把美国打败的思想，中国人民的敌人是美蒋，今天革命对象是美蒋，革命任务是把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打出中国去！今天反帝，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封建，是反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我们对美蒋要有高度的仇恨心，中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我们应该敢于鄙视美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的强大，要承认。是不是强大的不能打倒呢？不是的。不要看他装得那样凶恶，其实也是外强中干，我们一定能战胜它的。

“美国为什么是外强中干呢？因为美国与世界为敌，这里包括了英国在内，美国给英国的损害最大，英反美是必然趋势。⋯⋯反对美帝国主义，不仅是我国人民的要求，也不仅是全世界人民的要求，而且还是美国人民的要求，连其资产阶级内部也分化出华莱士这一派的力量来。

“这为什么不能说美国是外强中干？既然美国是外强中干，为什么不能被打倒呢？”

至于反攻后，美军是不是会出兵援蒋？邓小平指出：“美出兵援蒋的可能性确实是有的，但从今天形势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为什么不大呢？因为美与世界为敌。当然，美水兵出来配合蒋军，美军官指挥蒋军炮兵、技术兵种，说不定弄什么‘志愿兵’，美航空员驾驶飞机帮助打内战等是可能的。但如果要象日本那样规模的出动重兵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这种形势今天还看不出来，大家知道这是与世界问题牵扯起来的。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准备好了没有？没有。这也是大问题。

“美出兵援蒋，今天还不是现实问题，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

“照毛主席思想方法来说，应该从最困难着眼。退一百步说，美要这样做，你怕，又有什么用？你愿不愿做亡国奴？只有打走美蒋才有出路，中国要过两座桥，打败蒋是过第一座桥，打走美是过第二座桥，过了第一个桥，第二个桥就好过了。

“我们不怕美帮助蒋，即令出兵，全民族动员起来参加反侵略战争，劲

儿更大了，那时蒋也会成为公开的汪精卫，抗美战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蒋内部要分化，双方旗帜更加鲜明，汉奸分子一律伏法，我们的营垒更加强大了，敌人内部要有一部分分化到抗美营垒来，那时，世界上受帝国主义欺压的国家和人民，会站在我们一边共同反美。

“美现在二十个手指足趾到处扯起、千疮百孔，漏洞太多，经济危机明年可能来到，官方已经发出信号了。即使美冒险出兵侵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进步会更快的，这不可怕，怕只能表示怯懦，同时怕也没有用。”

邓小平在报告中还谈了土地革命、是否有和谈的可能等问题，在结束讲话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号召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努力奋斗，胜利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反攻任务，争取反攻的胜利。

邓小平的讲话，对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树立必胜的信念，增强克服困难的决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在思想、组织、军事、物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充分准备，从而为顺利实施战略出击奠定了基础。

1947 年 6 月 22 日，刘邓下达了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的基本命令，决心以第一、二、三、六纵队从张秋镇至临濮集三百多里长的地段上渡过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首先歼灭国民党第四绥区刘汝明部整编第五十五、六十八师，然后寻歼援敌于运动中，进而逐步向豫皖苏、大别山区挺进。

刘邓深知突破黄河天险是实施战略出击的首要环节，为此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部署。他们把渡河地点选在山东阳谷以东之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之临濮集间的八个地段上。这一河段虽然河宽水深，但国民党军自恃天险，守备力量相对薄弱，便于迅速突破。而且，由此突破东有华东野战军配合，南有豫皖苏军区部队接应，还有较为广阔的战场，利于机动作战。为了达成渡河作战的突然性，刘邓决定采取声东击西、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法，以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伪装成野战军主力，在豫北大造声势；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发动佯攻，转移敌人视线；野战军主力在汤阴、安阳一带按兵不动，迷惑敌人；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先期秘密渡河，会同在鲁西南的独立第二旅及地方武装，接应野战军主力。豫北、豫皖苏的猛烈攻势，使敌郑州前线指挥部误以为刘邓野战军已溃不成军，准备向西逃窜，或回豫西，或回晋东，目前正在为退却扫清道路。

月 30

日夜，正当豫北、豫皖苏地区佯攻部队虚张声势，积极行动的时候，刘邓下达了渡河作战的命令。霎时间，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敌岸阵地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火海。上百艘载着突击部队的大小木船，冲出芦苇塘，犹如脱弦的利箭，向黄河南岸急驶而去。在强大炮火支援和南岸冀鲁豫两个旅接应下，先头突击部队仅用五分钟就到达了河对岸。上岸后，先头部队迅速组织力量，一面巩固滩头阵地，掩护主力部队过河，一面向敌纵深发展攻势。紧接着，刘邓指挥十万余人的野战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被国民党军吹嘘为足以抵挡“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从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黄河南岸守敌刘汝明部两个整编师，在刘邓大军猛烈而突然的打击下，惊慌失措，分别退缩到环城和菏泽城内。
月 4

日夜，刘邓为了直接指挥部队进行鲁西南战役，率野战军指挥部从鲁西南张秋镇以南开始渡黄河。在皓月当空的深夜，载着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木船，乘风破浪，驶向黄河南岸。

“什么足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邓小平解开上衣钮扣，把双

手插在腰间，笑着对刘伯承说：“这不是一枪未发，就踩在我们的脚下了吗？！”

“是啊，是啊！”刘伯承用手推了推眼镜，面露喜色地说：“不明修栈道，怎么能暗渡陈仓呢！这就叫‘临晋设疑，夏阳渡军’嘛！”“我们让冀南、豫皖苏两支部队打得火热，我们好从中举事！”

“这就叫示形作战嘛！”邓小平解释说。

两位野战军主帅谈笑风生，相视点头。正在这时，一阵“嗡嗡”的声音由远而近，两架敌机突然飞临上空，扔下几颗照明弹，把河面照得通明。警卫人员见此十分紧张，纷纷举枪瞄向敌机。

“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还特地点亮天灯”，邓小平若无其事地说：“敌机还是一侦察、二报告，不等叫来轰炸机，我们全军就渡河完毕！”

敌机果然只投照明弹，既未扫射，也未扔炸弹，在黄河上空盘旋了几周后，便扬长而去了。

刘邓大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把敌中央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鲁西南之敌直接暴露在解放军强大突击之下，严重威胁到华东战场几十万敌军的左翼及后方安全。这一消息传到南京，美蒋反动派大为震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惊呼：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惊人的事件！有重兵驻守，不亚于当年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攻破！你们（指国民党）花着平均每月三千万银元的美援军费，使用着世界上头等的美械装备，共军竟然一枪未发，突破足抵“四十万大军”的国军防线，国军力量，日见式微！[10]蒋介石看到自己的“黄河战略”已被粉碎，“哑铃布势”的重点进攻受

到破坏，急忙乘飞机到达郑州前线，亲自调兵遣将。他一面命令刘汝明部死守郓城、菏泽两城，并从砀山调来整编第六十五师第一五三旅扼守定陶，共四个旅组成西集团，以吸引刘邓野战军屯兵城下；一面从豫皖苏、豫北等地抽调整编第三十二、六十六、五十八师，连同原在嘉祥的整编第七十师，共十个旅组成东集团，两个集团由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企图以主力齐头并进，沿金乡至郓城公路北上增援，以整编第七十师向六营集推进，逼刘邓野战军于郓城、菏泽狭小地区背水作战，或逼过黄河。

刘邓一看地图，便知道蒋介石要搞什么鬼把戏。鲁西南恰好是一个被黄河、运河和陇海铁路线切成的三角形地区。郓城位于三角形的顶端，是国民党军黄河防线的中心重镇。敌人兵分两路增援鲁西南，西弱东强，旦西路郓城守敌整编第五十五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如乘敌东路援军尚未到来之机，集中兵力首先攻歼西路诸点弱敌，尔后再转兵消灭王敬久集团主力，就可以粉碎蒋介石的企图。于是，刘邓决定将计就计，采取“攻敌一点（郓城），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定陶、曹县），各个击破”的战法，一面以第一纵队围攻郓城，吸引援军北上，一面派第二、六纵队从敌东西两路之间急进百余里，直捣敌纵深的定陶、曹县两城。此外，又派第三纵队猛插冉固集、汶上集，准备在定陶以东伏击敌东路援军侧背。

各纵队接受任务后，立即行动。杨勇、苏振华率领第一纵队，以每小时十二里以上的速度，直扑郓城。7 月 3 日至 6 日，第一纵队肃清了郓城外围之敌，7 日晚发起总攻，激战至 8 日黎明，全歼守敌整编第五十五师师部及两个旋，连同地方部队共一万五千人，俘中将副师长理明来。6 日至 9 日，王近山、杜义德率领第六纵队肃清定陶外围之敌，10 日晚发动总攻，经五个小时巷战，全歼守敌整编第六十五师第一五三旅三千多人。与此同时，陈再

道、王维纲指挥第二纵队进占曹县，陈锡联、彭涛率领第三纵队进至定陶以东和郓城、巨野之间待命。这样，刘邓大军便开辟了北起黄河边的郓城、鄄城，南至陇海路以北的定陶、曹县之间的广阔战场，初步摆脱了可能背水作战的危险，并为下一步歼灭东路援敌主力创造了条件。

郓城、定陶守敌被歼后，东路援敌不敢贸然前进，在巨野至金乡的百余里地段上，由南向北，摆成了一条长蛇阵。整编第七十师在北面进至六营集，整编第三十二师在中间进至独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主力在南面进占羊山集，王敬久率整编第五十八师及整编第六十六师一部位于金乡。

7 月 10 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要放手消灭敌人，歼敌越多，对山东粉碎敌人重点攻势，乃至尔后跃进大别山均极为有利”。刘邓接到毛泽东的电示后，立即查看作战地图，共同研究作战方案。

“这不是什么常山之蛇，名曰率然，击其头则尾至，击其尾则头至，击其腰则首尾并至”。刘伯承对身边的邓小平说：“你看，敌人这是一字死蛇阵，首尾不顾！”

“此时不打，还待何时？！”邓小平断然地说。

于是，刘邓决定继续扩大战果，乘东路援敌立足未稳，且布势分散的弱点，对敌实施各个击破。随即部署如下：以第一纵队由郓城进至巨野东南地区，割歼六营集之敌整编第七十师；以第二、三纵队分由曹县、汶上集插向谢家集、羊山集，割歼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以第六纵队经张凤集向东，一部切断敌整编第三十二师和第六十六师的联系，主力协同第一纵队围攻敌整编第七十师。另以冀鲁豫军区第一、二旅进至万福河以北地区，准备阻击金乡之敌北援。7 月 13 日拂晓，各纵队根据刘邓的部署，以远距离奔袭行动，迅速到达各自指定位置，将敌长蛇阵切成“蛇头”、“蛇腰”、“蛇尾”三块，并把敌整编第七十、三十二、六十六师分别团团围住。

当敌王敬久发现部队被刘邓野战军分割包围后，彷徨无主，朝令夕改。先是急令整编第六十六、七十师南北对进，向中间的整编第三十二师靠拢，随后又急令整编第三十二师向北接应整编第七十师，然后一起向南与羊山集的整编第六十六师靠拢。刘邓趁敌犹豫不决之际，抓住敌整编第三十二师向六营集转移的有利时机，指挥第一、六纵队迅速展开追击和侧击，很快吃掉敌一个旅，并将敌整编第七十师一个半旅及整编第三十二师一个旅包围在六营集地区。

六营集是一个只有二百多户人家的小村镇，粮少，水缺。敌人两个半旅蜂拥而至，一时混乱不堪，随后一面抢修工事防守，一面准备突围。刘邓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不使敌人作困兽之斗，决定改四面围攻为“围三阙一” 部署，网开一面，虚留生路。于是，以第六纵队主力猛攻六营集的西面，以第一纵队在六营集以东的开阔地布下一个口袋阵。果不出刘邓所料，当第六纵队于 7 月 14 日晚发起攻击后，六营集守敌利用黑夜和青纱帐作掩护，以整编第七十师一个半旅为右翼，以整编第三十二师为左翼，向东突围逃窜。可敌人刚出六营集，就遭到第一纵队的四面围攻，顿时大乱，迅即被全歼于六营集东南方圆十余里的大洼地内。至此，六营集战斗胜利结束，歼敌长蛇阵“蛇头”、“蛇腰”两个整编师师部及三个半旅，活捉敌整编第七十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和副师长罗哲东。

六营集战斗后，刘邓即令第二、三纵队对敌长蛇阵“蛇尾”羊山集之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主力发起攻击。羊山集位于金乡西北、万福河北岸的低洼地

带，是一个拥有近千户人家的大村镇。镇北有座长约四里的羊山制高点，可瞰制该镇，这里曾是侵华日军的重要据点，修筑有较为完善的防御工事。敌进占羊山集后，利用险峻地形又构筑了大量工事，加上连日降雨，镇子三面环水，很难接近。

在刘邓野战军围攻羊山集的同时.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也开始围攻滕县、济宁和邹县三城。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于 7 月 19 日又飞抵开封，亲自调兵布阵。除命令羊山集守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固守待援外，一面严令王敬久率驻金乡的整编第五十八师及第一九九旅北援羊山集，一面从西安、洛阳、汉口、豫北和山东等地抽调整编第十，四十、七、四十八、五、八十五师及青年军第二○六师等部，分别驰援鲁西南，以解羊山集之围。

刘邓在认真分析了敌情后，决定乘敌各路援军尚未到达之前，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以第三纵队主力继续围攻羊山集，吸引金乡援敌北上，同时以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及地方武装在途中予以阻击，并诱敌先头部队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九九旅渡过万福河，然后将其歼灭于运动之中。

22 日，敌第一九九旅在王敬久的严令下，渡过万福河，进至距羊山集五里路的万福庄。羊山集守敌见援兵来了，马上派出一个团前去接应。当这两支敌军刚要会合时，第三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冒着倾盆大雨，突然将敌人四面包围在雨水泥泞之中，激战两小时，全歼被围之敌，生俘敌旅长王仕翘。

金乡北上援敌先头部队被歼后，敌整编第五十八师立即缩回金乡，其他各路援敌也畏缩不前。刘邓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亲自指挥第二、三纵队及第六纵队一个旅，于 27 日向羊山集守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主力发起总攻。经过一个昼夜血战，全歼守敌一万四千人，其中俘虏敌师长宋瑞河以下九千多人。至此，历时二十八天的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

羊山集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特地通令嘉奖刘邓大军，电文说： “自卫战争第二年第一个月作战，除我山东及各战场均歼灭敌人一部外，刘邓大军自 7 月 2 日到 7 月 28 日在郓城、巨野、定陶地区以连续不停作战，歼灭敌人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伤俘敌六万余人，战绩甚大，特此通令嘉奖”。

蒋介石闻讯国民党军九个半旅在鲁西南被歼，如丧考妣，大骂前线指挥官是“饭桶、蠢货，银样烛枪头！”并将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和第四兵团司令王仲廉革职查办，送上军事法庭。

蒋介石见明的不成，就来暗的。他找来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厅厅长侯腾、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心怀叵测地对他们说：“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要想办法用别的方法拿到它”。紧接着，他又说：党国应该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公开战线——军队；一个是秘密战线——特工。最后，蒋介石对郑介民吩咐道：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多派高手，进入共军驻地，由空军配合，直接对他们的主帅行动，五万元大洋，这是赏格！”

侯腾、郑介民根据蒋介石面谕制订了所谓“达摩克利斯之剑”行动计划，企图派遣精干的特工小组，偷越战线进入共军阵地，直捣刘邓野战军指挥部。

在古希腊神话中，传说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让人用一很马尾，把一柄利剑悬挂在大臣摩里达克斯头顶上，以示君王之间的紧张关系。

侯、郑深知蒋介石的脾性，搞不好也会落个像王敬久、王仲廉那样的下场。国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蒋介石一直怪侯腾情报不准，有时把他骂得狗

血喷头。侯腾心想真是伴君如伴虎呵！ “我总觉得头上悬着一把‘摩里达克斯之剑’，不知什么时候它会落下

来⋯⋯”侯腾担心地说。 “我也有同感！”郑介民毫不隐晦地说。

“这柄利剑不能老在我们头上悬着呵”，侯腾对郑介民说：“应该掷向共军，挂在他们头上！”

“好！我们不成功便成仁！”郑介民点头称道。 “五万元大洋”的赏钱，使国民党军特务、间谍利令智昏，纷纷跃跃欲

试。侯、郑从中挑选出数十人，编成了若干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些小组受领任务后，连夜出动，向共军阵地奔去。但在穿越战场时，绝大部分小组成员被刘邓部队捕获，只有个别小组侥幸潜入刘邓指挥部驻地——丁官村。敌特工毕竟是些受过专门训练的鹰犬式人物，当发现一家大院有无数根

电线拉向西面八方时，便判定这儿就是刘邓指挥部。于是，他们在这家大院附近的一个屋顶上，暗中摆下了一块发亮的红色“丁”字布板，同时迅速向指挥部发报。没过一会儿，一架敌轰炸机径直飞临丁官村上空。刘邓身边的警卫人员见敌机来得突然，顿感情况不妙，二话不说就拉起刘邓两位主帅向屋外跑，还没跑出院子，数枚炸弹就落在院外周围，有枚炸弹还命中后院墙，把北屋作战室震塌半间。好险啊！警卫人员趁着弥漫的硝烟，拉着刘邓跑进附近的小树林里。丁官村内的保卫人员觉得敌机来得蹊跷，便分头展开搜索，很快把敌特工摆置的布板拆掉，并将潜伏的敌特分子一网打尽。待敌机绕了一大圈，再次飞回丁官村上空时，已看不到指示目标，只好盲目投完炸弹就飞走了。

刘伯承、邓小平沿着乡间小路走回指挥部大院。刘伯承笑着问邓小平： “我们这是第几回了？”

国民党为了掩饰自己的败绩，经常利用“中央社”及电台和报纸造谣，一会儿说刘邓作战“负伤”，一会儿说刘邓“仓皇逃走”，一会儿又说刘邓“被俘”⋯⋯

“中央社就是造谣社嘛！”邓小平回答说：这次“中央社”又该说刘邓被炸死了。

“真是无聊之至！”刘伯承说。 “我们不死，让敌人去死！”邓小平寓意深刻地说：“我们还有好多事

要做。”[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