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军百万始末

“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这是古往今来治军的至理名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精简整编。但是，从五十年代未起，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军队迅速膨胀起来，出现了“臃肿不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严重局面。邓小平 1975 年刚出来工作就把“消肿”列为整顿军队的首要任务，指出“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强调“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他还认为，“解决肿的问题， 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为此， 邓小平针对军队“肿”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消肿”措施。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军委于 1975 年 7 月中旬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经过全军上下共同努力， “消肿”工作初见成效。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以及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致使“消肿”工作被迫停了下来。

1977 年，邓小平恢复了在军队的重要职务后，马上又重申“消肿”问题。

他在 1977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 肿、散、骄、奢、惰，第一个字就是肿。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新的编制也没有很好解决；在执行规定的编制时，更没有要求大家注意精简，不许超编。尽管我们部队这样大，但连队并不充实，而各级机关却十分庞大，臃肿的情况很严重。现在一提出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要增加机构，增加人，这不行。[5]

1980 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严肃地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军队‘消肿’这个老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

在邓小平看来，军队“肿”的危害性极大，主要表现在：（一）“肿” 使国家“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像我们这佯大的一支军队，除了苏、美以外，其他国家都养不起”，如果能够通过“消肿”，“节省出一点钱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二）“肿”使军队“把许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影响部队素质的提高。（三）“肿”带来各级指挥不灵，“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 就是疏散也不容易。”（四）“肿”使官僚主义泛滥，工作效率降低。“现在到处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害处极大”，“现在解决问题很难，好多问题一拖就是好长时间”，“领导太繁杂，不但下边不好办，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画圈圈都难，都是些麻烦事情”，“大家对公文旅行、解决问题慢，意见很多”。（五）“肿”妨碍干部年轻化，不利于人才成长。“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过去那样臃肿，根本无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因此，“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

怎样“消肿”，消除“肿”的种种弊端呢？这一工作涉及军内外方方面面，是一项十分复杂且棘手的系统工程。邓小平认为，编制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伺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明确编制定额不行，不改革体制也不行。这是搞好“消肿”工作的核心问题。于是，他提出首先按确定的编制定额精简军队。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77 年军委全体会议通过了《关

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这一方案，肯定了 1975 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

的精简整编方针、原则和措施，要求全军继续完成 1975 年规定的整编计划。不仅如此，以后还要精简，“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

部和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的机关。” 真是切中要害，远见卓识！

1978 年 5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与总参谋部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编制是定下了，是不是这样执行了？就是这样也是一个‘肿’的编制。”他清楚地看到，“肿”的种种弊端的出现以及现时处理起来的困难都与没有建立明确的制度有关。因此，邓小平在筹划和领导全军精简整编的过程中，一方面抓现时计划的落实，另一方面抓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建设。他在 1980

年 3 月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军官服役、退休、文职干部等问题都要制度化。“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总之，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要好好地找些人来专门研究。”据此，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主要是大力精减机关，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部分部队实行简编，把一部分部队移交地方。

俗话说，“积重难返”。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没有转变；由于一些人把“人民战争”错误地理解为“人海战术”； 由于军队的偏制体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军队的“消肿”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出现了缩了胀、再缩再胀的奇怪现象。

对此，邓小平有着深刻的认识。1981 年 12 月 31 日，他在谈到军队调整方针问题时指出：“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一次搞好了，得罪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军队如此，地方也是这样”。1982 年1 月 13 日，他又明确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

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要“坚决减少军队的人数”。 1982 年 7 月 4 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则强调指出：“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军队、地方一样，党政军一样。”

1982 年 9 月 16 日，中央军委向全军下达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 提出了精简整顿的方针、原则、定额分配以及实施的步骤和要求。决定撤销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将这三个兵种领导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领导机关与国务院铁道部合并； 基建工程兵撤销。同年 10 月底，国家统计局发表 1982 年人口普查公报，公布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共有四百二十三万多人。[6]

按理说，经过 1975 年至 1982 年的四次精简整编，特别是 1982 年以机构改革为重点的精简，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已有了很大的缩减。但是，邓小平仍不满意，他在 1982 年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上批示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算第一步，以后还要继续做。

1984 年 11 月，一个规模宏大的单方面裁军设想终于在邓小平的心中形成了。这时，中央军委正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北京、沈阳、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昆明、武汉、福州、乌鲁木齐十一个大军区和海军、空军、二炮等大单位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1 月 1 日，军委主席邓小平到会发表重要讲话。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笑容满面地望着在座的高级将领们，开始了他近九十分钟的讲话。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7]

正好一个月前，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当由一万八千人组成的四十二个方阵依次威武整齐地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 当由一百一十七架飞机组成的楔形空中编队飞过天安门城楼上空的时候，世界为之震惊，中国为之振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邓小平也欣慰地微笑起来。

然而，此时此刻，他的注意力已不在国庆阅兵这事上了。 “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邓小平把话题一转，单刀直入地提出了军队高级将领老龄化问题。

他接着说：我们军队在干部者化问题上，如果说军以下解决了，那么在高层领导方面还没有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困难也得解决，不解决不行。这位以冷静果断、坚韧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问题而著称于世的“元帅的领班”（叶剑英语），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到会的每一位将军。他说：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也不要把矛盾留给后来人。”

难道邓小平的决心仅仅是要解决军队高级将领的老龄化问题吗？ 当然不是！他要对军队进行一次大手术——裁军一百万。

这意味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减员四分之一，而当时我国正面临着严重战争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作出如此惊人的举措，需要有多么超人的胆略和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

还在 1980 年 3 月，邓小平就指出：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此后，他对世界和平形势的认识越来越乐观，并坚信中国是一支强大的和平力量，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

就在这次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又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井强调指出：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

邓小平在谈到裁军百万的必要性时说：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军队本身提高素质看，都必须“消肿”。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真打起仗来，也不在乎我们是三百万，或四百万、五百万。因为那个时候五百万也不够。“消肿”，提了多少年了，但效果不大。⋯⋯现在为了更多地节省开支，把人头开支节约下来，改善我们的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战争不来是这样，战争快来也是这样，都要提高军队索质。

因此，裁军百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 这一百万人怎样裁减呢？

邓小平认为，“现在主要不是肿在作战部队，当然部队也多了一点，主要是肿在各级领导机构。⋯⋯所以说，‘消肿’主要是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减一百万，恐怕大多数人要从这里减。减了以后这些机构的效率肯定会提高。那时候，我们军队蓬蓬勃勃的兴旺气象就会真正出现。”

这次军委座谈会结束后，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研究了裁员百万的整编方案，确定改革体制编制，加强合成，调整编成比例，减少干部和保障人员，淘汰落后装备。1985 年 4 月，杨得志总参谋长在总参谋部召开的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座谈会上提出，军队的组织编制要根据任务、性质

制定，既要力求精干，又要科学合理。这次会议还对裁员百万的整编方案进行了充分论证。

1985 年 6 月 4 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他在讲话中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必要。”

这决心，这气魄，真可谓气吞山河！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哪些部队将被裁掉呢？

起初，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在内的好多人都认为昆明军区不会被撤掉。这不仅因为当时中越边境战事正紧，而且，昆明军区许多部队的前身都是原第二野战军的。作为二野的老政委，邓小平大概不会从自己的老部队开刀吧？当张铚秀司令员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时，公文包里甚至装有昆明军区接管成都军区的具体方案。[8]

但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公布的方案，是撤销昆明军区，其部队及机关与成都军区合并。这一决定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从这里看到了邓小平彻底解决军队“消肿”问题的坚强决心，看到了中国军队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希望。于是，被裁撤合并的部队和机关心悦诚服，马上行动了起来。

1985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转发《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并在通知里要求全军指战员务必从大局出发，克服各种困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从此，在邓小平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精简整顿工作。到 1987 年，人民解放军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努力，顺利地完成了裁军百万的战略性任务。经过这次裁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机关人员精简了近一半；大军区由十一个合并为七个；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团以上单位减少了四千多个； 县、市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实行士官制度，把七十六种军官职务改由士兵担任，全军官兵比例由 1：2.45 变为 1：3.3，其中陆军官兵比例由 1：

4.96 变为 1：6.4；与 1980 年相比，全军战斗部队在总定额中的比例提高了百分之三；陆军的军改编为集团军，还新组建了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等部队；一些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为武装警察部队； 海、空军淘汰了陈旧装备，相应减少了人员；成立了新兵教导师、团，初步形成了“先训后补”的训练体制；坚持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组建预备役师、团，减少了基干民兵数量；制定了新的国防工程规划，实行人防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四分之一的人防工程投入平时使用⋯⋯[9]

裁军百万任务的完成，使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更加适应平时训练和未来作战的要求，在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它标志着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从此由长期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入和平建设的轨道。

中国单方面裁军一百万，与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加强军备竞赛、在裁军问题上唱得多做得少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行动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和平的诚意，因而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前西德《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基

斯坦《黎明报》评论道：“中国裁军一百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