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兵变”

正当广西革命斗争形势出现转机的时候，广西政局发生了突变。国民党改组派头目汪精卫派薛岳到广西南宁游说，策动俞作柏、李明瑞与广东军阀张发奎联合反蒋，加上当时蒋介石不满俞、李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以各种手段钳制俞、李，因此俞、李二人决定倒戈反蒋，出兵攻打亲蒋粤军陈济棠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内部有人主张随俞、李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有人主张把部队拉到梧州、桂平和柳州方向；还有人主张立即在南宁举行武装暴动。邓小平则认为，俞、李主桂不到半年，立足未稳，兵力只有三个师，内部又不一致，仓促反蒋，必遭失败，这也将打乱中共在广西的原定 9 计划，因此，邓小平果断决策，继续同俞、李合作，但不能跟随他们去攻打陈济棠部，也不能把部队开到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梧州、柳州等大城市，更不能过早地在南宁举兵，而应随机应变，做好向左右江地区农村进军的准备。为此，邓小平一方面亲自向俞、李陈述利弊，劝说他们不要出兵参与军阀混战；另一方面，指示为中共所掌握的部队采取必要措施，以应付兵变后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使部队可以随时撤离南宁，到左右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雷经天到恩隆县平马镇组建省农民协会右江办事处和担任中共右江特支委书记；严敏、钟鼎、陈洪涛、徐达生等分别到东兰、凤山、恩隆、奉议等县筹建县委和领导农运；何建南、麦锦汉、苏松甲、苏文灿等到龙州县领导工农运动；韦拔群率农军营返回东兰；龚饮冰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有关情况。

俞、李不顾蒋介石的威胁，不听邓小平的劝告，于 1929 年 9 月下旬宣布通电反蒋。10 月 1 日，在南宁召开讨蒋誓师大会，宣布俞作柏为讨蒋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随后出师沿西江进攻广东。邓小平预感事态有可能急转直下，便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尚未训练好和需要保卫后方为由，把中共所掌握的三支队伍留在了南宁。俞、李还同意由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和接管南宁军械库等要地。

不出邓小平所料，俞、李出兵反蒋不到十天，讨伐部队还未出广西，其部属吕焕炎（第十五师师长）、黄权（第十五师第四十四旅旅长）和杨腾辉

（第五十七师师长）都被蒋介石以重金高禄收买，倒戈通电拥蒋。蒋介石乘机利用这一变化，又起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叫他们共同收拾广西的局面。拥蒋粤军头目陈济棠率三个师兵力入桂逼近南宁。俞、李讨蒋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顿时人心骚动，反革命势力抬头。在这一紧要关头，邓小平当机立断，按原计划把部队拉出南宁，分别沿陆路或水路向左右江地区开进。随后，又把南宁军械库中存放的五六千支步枪和大批弹药装上事先准备好的十多艘汽船和民船。 10 月中旬，邓小平率领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随军械船溯右江而上，驶往百色。从此，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广西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南宁兵变”失败后，俞、李率残部逃回南宁，又在警备第五大队的护送下撤往左江地区的龙州。俞作柏到龙州后取道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则因法国领事馆不发给护照，而留在第五大队安身。

1929 年 11 月中旬，李明瑞由龙州来到右江地区的百色，准备利用粤桂军阀混战桂平、贵县一带，南宁守敌空虚之机，派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会攻南宁。后因第五大队副队长蒙志仁叛变，计划落空。当时，李明瑞陷入极度

苦闷和矛盾之中。邓小平、张云逸针对李明瑞想利用龙州的地理条件，伺机集结旧部，与李宗仁等再作较量的思想实际，多次找他谈话，明确指出他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告诉他共产党不仅主张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还要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搞土地革命，组建红军，在左右江建立根据地，真诚希望他参加革命。在思想上，好言开导，安慰鼓励；在生活上，给予关照，派一个连的兵力“保护”他；在政治上，给予信任，郑重许诺日后成立红七、红八军时，请他担任两军总指挥。由于邓小平、张云逸的耐心工作和以诚相待， 表示了中共广西特委对李明瑞的高度信任和真诚希望，从而使他明瞭大义， 一改故辙，拒绝蒋桂军阀等多方的威逼利诱，毅然决定投身工农革命。他表示，“我投奔共产党，心已定，愿已足，今生别无他求，唯矢志共产主义事业”。

不久，李明瑞受命返回左江，与俞作豫等积极筹备龙州起义。李明瑞坚决执行中共广西特委的决定，扩编警备第五大队，让共产党员宛旦平、潘兆昌等到部队中担任要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共产党对部队的控制。 12 月中旬，邓小平、严敏等到龙州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广西特委关于举行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决定，并与李明瑞一起共商起义前后的工作计划。1930 年 2 月 1 日，龙州起义举行，红八军成立，李明瑞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在邓小平的引导和革命环境的熏陶下，李明瑞努力工作， 要求进步，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最后为左右江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李明瑞的转变和成长，是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统战政策的结果。当时，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由于受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左” 倾情绪的影响，认为在上层军官中进行工作是搞军事投机，把俞、李当作国民党改组派，批评邓小平对李明瑞的争取教育是“幻想”，主张“以群众的力量赶跑他”，更不同意李明瑞参加武装起义，邓小平则认为，李明瑞虽有旧军人的一些劣根性，但他与蒋介石、李宗仁等军阀的矛盾，中共却可以利用。在“南宁兵变”失败后，应利用他在旧军队中的威望，努力争取、教育他及其部属，以便进一步分化敌人，壮大革命力量。周恩来在 1944 年撰写的

《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的宝贵经验，写道：“‘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都是由军官领导的。”[1]

作为李明瑞参加革命最重要的引路人，邓小平在 1986 年春途经广西时还与当地领导同志谈起过这段往事，他说：“我同李明瑞第一次见面是从百色到龙州的路上，李明瑞入党是我到上海请中央批准的，我们两人一路走向江西。李明瑞是红七、红八军的总指挥，我是总政委，苏维埃主席是雷经天。八军被打垮了，七军能打。俞作柏跑到香港去了，李明瑞是坚决的！”他还要求“多多宣传李明瑞”，并在李明瑞的故乡题写了“明瑞中学”校匾。针对有人对大百科军事卷《李明瑞》条目释文称李明瑞是“左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存有异议，邓小平于 1986 年 5 月 22 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百科编审室的请示信上批示：“称李为‘左右江领导人之一’的提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