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金戈铁马谱新篇

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前前后后

1952 年 7 月，邓小平由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后又兼任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在 1954 年 9 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月，又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两年后，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邓小平进入了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层。

从 1952 年至 1966 年这段时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起步阶段，也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忙的时期。他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始终关注着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对军事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正确主张，参与过许多重大军事决策。在此期间，我国先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炮击金门、平息西藏反革命叛乱等胜利；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制定“积极防御”这一新中国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决定将解放军员额裁减三分之一，把原来的陆、海、空、防空、公安五个军种改为陆、海、空三个军种；为号召全军指战员向雷锋同志学习，邓小平亲笔题词：“谁愿意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在全军开展大比武活动中，他观看并检阅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的汇报表演，给受阅部队及民兵予以高度评价和赞扬。

1966 年，一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邓小平和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政军领导人一样，遭到错误批判、残酷打击和政治迫害，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

1971 年林彪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在江西亲自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表示坚

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1972 年 8 月 3 日，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揭发批判林彪一伙推行，另一方面也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达了愿意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迫切心情。

1972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后，迅即在信上作了批示，写道：“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1]

1973 年 3 月 10 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十天之后，即 3 月 20 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带领全家由江西南昌乘火车返回北京，受到了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的迎接。当周恩来看到邓小平精神抖擞地回到北京，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之情。

4 月 12 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时，让邓小平一同去作陪。当邓小平和周恩来并肩步入宴会厅时，众多记者纷纷抢拍下这一镜头。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邓小平和毛泽东的侄女王海容（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坐在一起。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中央的有意安排。不管人们怎么猜测，邓小平在相隔六年后复出，在国内外引起了

强烈反响。不久，邓小平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自林彪叛国事件以后，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等要职无人担

任，军委日常工作也无人抓。1973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提议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建议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 12

月 22 日发出关于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和担任中央军委

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1974 年 1 月 18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战备事项。这一提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同月，叶剑英、邓小平等主持进行八军区司令员的对调工作，他们仅用十天时间就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对当时的邓小平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被调换的军区司令员当中，既有党的副主席，又有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还有数人兼任省委第一书记。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一次同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部分军区负责同志谈话中，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很强，人才难得”、“办事比较果断”、“柔中寓刚，棉里藏针”。

经过周恩来向毛泽东的推荐，1974 年 4 月 10 日，身着中山装的邓小平，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他运用出色的口才，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和“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严肃地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主张，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我们主张，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邓小平最后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邓小平的精彩演讲，博得了各国政府代表的热烈掌声。当邓小平走下讲台时，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们都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有的还迎上前去同邓小平亲切握手，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正确主张和立场。

十一年之后，即 1985 年 11 月 22 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位第三世界国家元

首时回忆说：1974 年我去联合国演讲，在那种庄严的场所公开声明中国的国策，这本身是很严肃的。⋯⋯中国现在还很穷，是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但将来中国发展起来，还是第三世界，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一票永远是第三世界的。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复出工作，一开始就极力进行阻挠。他们打着“反潮流”、“批林批孔”运动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1974 年夏天，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得不住进医院，江青、张春桥等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暗暗得意。这年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会议的意见，并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对此极为不满，竭力阻挠这一任命的颁布。 10 月 17 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利用所谓的“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难，企图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邓小平在同江青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后，愤然离开会场。江青一伙经过密谋后，于 10 月 18 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到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有关。” 10 月 20 日，毛泽东在听取了有关“风庆轮事件”情况的汇报后，很生气，说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该那样做，强调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并再次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

江青一伙仍不死心，他们不仅继续派人、写信向毛泽东告黑状，而且积极物色人选，加紧篡党夺权活动。在“四人帮”看来，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也是一次组阁夺权的大好时机。江青本人公然伸手向毛泽东要官、要权，在遭到拒绝后又提出了一个组阁名单。

为了彻底粉碎“四人帮”的组阁夺权阴谋，周恩来强支病体，于 12 月

23 日同王洪文一起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和人事安排。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的大便有隐血，提出立即进行检查治疗。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叶剑英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因为目前正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下，叶剑英无法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全盘托出，只能意味深长地再三叮嘱医务人员：“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总理安全回来。”在长沙，周恩来和王洪文逗留了五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毛泽东还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 “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毛泽东在跟周恩来单独交谈时，也谈到了“四人帮”的问题，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关于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毛泽东提议增补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这样，江青一伙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被挫败了。

1975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届人大闭幕后，周思来的病情进一步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九个年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了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不顾刚刚恢复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根据四届人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和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他在 1975 年 1 月至 10 月主持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明确而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强调指出：工业、农业、铁路、商业、科技、文教和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整顿中，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要恢复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落实好政策；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等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邓小平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使整顿工作很快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军队整顿怎么搞？这是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1975 年 1 月 25 日，他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他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可是从 1959 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接着，邓小平针对当时军队存在的各种问题，明确提出“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具体讲，就是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各种政策要落实。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着重强调“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我们军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确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在邓小平看来，不消除派性，社会就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就会削弱。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他明确指出：“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2]

经过充分考虑，邓小平又在 7 月 14 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详细谈了军队整顿的任务。他首先分析了军队的状况，认为“总的状况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肿、散、骄、奢、惰”这五个字。邓小平在分析了这五个方面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具体表现之后，明确指出：“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整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情，要联系起来解决。”他还举例说，“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选得对，要好好了解。这次整编，一直到连的干部都要选得比较好，更不用说营团以上的干部了。军队整顿当

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

为了搞好军队的整顿，搞好军队的建设，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强调，中央军委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这就是军队工作的纲。军委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

如何抓装备？邓小平指出：“国家正在考虑下一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军队装备也要有规划。科研要走在前面。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现在一个战士要背几十公斤，怎么打仗呀？到时候，非战斗减员不知有多少呢！这不是小事，也是装备问题，也要研究、定型。总后勤部要订出规划，要有一些人专门管这个事情。”

如何抓战略？邓小平指出：“我们作战，有个战场问题，还有遇到什么情况怎么打法的问题，这些都要设想到。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问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现在当个连长，同过去的连长可不一样了。过去的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打起仗来，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一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你怎么指挥啊？这就要求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对我们指挥作战的水平不能估计高了。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还要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现在我们的干部不大会管理部队。⋯⋯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不打仗，除了搞演习以外，办一点学校，这总是一个办法。”在谈到军队整编中的干部问题时，邓小平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好，

一是在军队内部的处理问题，一是在地方的安置问题。他指出，有几十万干部转到地方，地方要承担起来，把他们安置好。这也是我们军队自己的事情，所以军队对地方要支持，要帮忙。在军队内部的问题，就是谁留谁去，谁在职谁不在职。支左回来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靠边站的干部，现在都有一个分配工作的问题，应该通盘考虑。留在军队的师以上干部，谁在职，谁不在职，谁当顾问，解决好这些问题不容易，工作量很大，要妥善处理。还有一个干部调整、交流问题。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外，省军区和有些部门的干部也要交流一下，有些人适当调动一下地方有好处，主要是换一个地方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了解一些情况，遇事也会谨慎一些。总之，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在步骤上，首先要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配备班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二把手选准，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现在强调一下艰苦奋斗的作风侍别重要，有了这一点，好多事情都会变化，都会好起来。所以现在选干部，特别是选高级干部，要选艰苦奋斗或者比较艰苦奋斗的。

邓小平在讲话最后强调，搞好军队的责任首先在军以上干部，这些人把军队带好了，我们党的一套优良传统就能保持好，军队就会非常团结、非常有战斗力。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8 月 3 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又指示，国防工业企业要从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坚持产品质量

第一、关心群众生活等方面抓好整顿。他在谈到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时说： “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现在的军工产品是现代化的武器，更要注意这个问题。我最近看到一些材料，说有多少国防工厂完成产值多少，产品质量好的和比较好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说产品质量大多数是好的，这不解决问题，有时恰恰在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里面，关键产品、关键零件出了问题。⋯⋯我们有几次科学试验没有成功，经过检查，并不是技术没有过关，而是那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的零部件质量没有过关，就是那么一点点没有达到要求。”在邓小平看来，“质量问题与建立规章制度有关。没有必要的责任制度，质量难于保证。”因此，他强调国防工业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很好地整顿，建立起必要的规章制度。同时，要把科研工作抓紧，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邓小平关于军队整顿的几次重要讲话，反映了全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和愿望，使军队的整顿工作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一是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果断的调整；二是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次整顿虽然后来被迫中断了，但对消除林彪在军队中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对“四人帮”极力插手军队的阴谋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稳定和巩固军队有重要意义。正如叶剑英在 1977 年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的，军队整顿的成果对于我们后来顶住“四人帮”的反军乱军、篡党夺权阴谋起了决定性作用。

对于邓小平主持下的军队等方面的整顿工作，江青一伙从一开始就进行顽固的阻挠、抗拒，并伺机进行反对。 1975 年 2、3 月间，他们利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掀起了一个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浪潮。张春桥

（当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江青也在一些场合叫嚷“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他们把全面整顿工作中的各种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此攻击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党政军领导人。邓小平对“四人帮”的挑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严肃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宗派和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四人帮”受到批评后，心怀不满，竭力寻找机会进行反扑。从 8 月中旬开始，他们又利用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一个所谓评《水浒》的宣传运动。江青还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江青一伙以批宋江、投降派为名，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对于“四人帮”的指桑骂槐，邓小平临危不惧。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中央有责任帮助各省，军委有责任帮助各军区、各军兵种。要敢于负责，不要怕。”

毛泽东对“四人帮”评《水浒》运动的不良用意有所察觉，提出了批评，并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毛泽东的批评，使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再次受到打击。在同邓小平的较量中，“四人帮”三天两头地碰头，窥测动向，商量对策。由于阴谋活动接连受挫，他们在政治上处境十分狼狈。有一次，王洪文喝得醉醺醺的，他边喝酒，边发牢骚说：“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水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指邓小平）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党校的工农读书班。”他看了看身边的

张春桥和姚文元，忧心忡忡地接着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军队不可靠，军队最危险！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军队不在我们的手里！”听了王洪文的一番话，张春桥也有同感，忧虑他说：“假如军队把枪口掉过来。那怎么办？”姚文元接着说：“军队就是保守派的后台！”他们经过密谋，决定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以对付邓小平等人。

“四人帮”的野心是不可能遏制的，他们为了摆脱困境，很快又加紧活动起来。 1975 年 9 月至 11 月，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毛泽东的亲侄子）在江青的指使下，先后多次以汇报工作为名攻击邓小平，他对毛泽东说：“今年以来感到有一股风，比 1972 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理论问题、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其实就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这时，毛泽东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身体不好，行动、说话都很困难。他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只能通过联络员来保持不多的联系。处于这种状态，毛泽东在不断听到毛远新等人的歪曲性、挑拨性的汇报，开始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于是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 10 月底，毛泽东对邓小平转交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作出批示，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而邓小平偏袒和支持刘冰。11 月初，由清华大学发起，教育界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对邓小平展开批评。起初，毛泽东仍希望统一认识，要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一个全面评价，基本精神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然而，邓小平却表示不赞成作这样的评价，他指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还对毛远新等人的恶毒攻击给予严厉驳斥，指出：说我在中央推行修正主义纲领，搞复辟，这个后不好说。我抓工作以来，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坚持正确立场的态度导致对他的批评逐步升级，最后发展到公开点名批判。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不幸与世长辞，举国上下，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而“四人帮”却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借自己掌握的权力，猖狂作乱，加紧篡党夺权活动。为了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四人帮”抛出了一个“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纲领，叫嚣“现在革命的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他们还利用舆论工具，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白专道路”等，从而把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全国各个领域。这个很不得人心的批判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概。于是，一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1976 年 4

月 4 日，清明节这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百万群众痛悼周恩来的悲壮场面。这一行动，实际上也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鲜明地反映了人心的向背。江青一伙对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运动，极端恐惧和仇恨。他们一方面急不可待地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

派出民兵、警察和卫戍部队加以镇压；另一方面，捏造材料，诬指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1976 年 4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样，邓小平在他饱经磨难的政治生涯中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了。

1976 年下半年，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政军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党、国家和军队处于危难关头的时候，许多老同志心急如焚，经常在一起商讨对策。9 月 21 日，华国锋来到李先念住处，商议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已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解决方式和时间问题。9 月 24 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多次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 10 月 6 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这一断然措施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与坚决支持，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军队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77 年 7 月，在广大党员干部的强烈要求下，在叶剑英、陈云、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积极推动下，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就以饱满的精神和非凡的气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揭开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序幕，同时也翻开了他为巩固国防和加速军队现代化建设而呕心沥血运筹帷幄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