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左右江苏区

百色、龙州起义后，红七、红八军面临最迫切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

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遍及广西西南部，反动势力如惊弓之鸟，内外勾结，大肆向根据地反扑，妄想恢复他们往日的天堂。在右江根据地创建后的第七天和 12 月下旬，为数二千多人的豪绅地主武装和土匪武装，乘红七军主力在田州、平马、果德等地之际，两次偷袭百色，企图将新生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但都被红军英勇击退；1930 年 2 月初，桂系军阀头目黄绍竑亲统四千多人偷袭隆安县城，此时的红七军主力正在思林、果德、恩隆集结，准备挥戈南下，攻打南宁，而留守隆安县城的兵力仅有第一纵队的一个营，因情报不准，仓促应战，寡不敌众，经三天三夜激战后，红军被迫撤出隆安，右江沿岸也随之易手；1930 年 3 月中旬，桂系军阀第十五军第一师师长梁朝玑奉令率四个团，并勾结地方反动武装约四千人，兵分两路向龙州进犯。由于红八军主力已分赴各地游击，留守龙州城的正规军、农民和工人赤卫队加起来不足二千人，加上对敌人的偷袭行动毫无察觉，因此浴血奋战一天后，红八军军长俞作豫率部突围撤出龙州。在转战到钦县南间圩时，俞作豫迫于形势，决定把军权交给刘定西指挥，自己率三十多名党员。干部离开部队。俞作豫后来取道香港前往广州，因叛徒出卖被捕，不久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九岁。

与此同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还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根据地位于偏远的贫困山区，经济文化落后，广大贫苦农民因未得到土地，在政治经济上还没有真正扬眉吐气，近万人的红军部队的物资保障、兵员补充都成问题。另外，红军中的一些队伍是收编过来的土匪武装，不少干部是经教育争取过未的旧军官，亟待深入做好组织整顿和思想改造的工作。

为了粉碎桂系军阀对根据地的重兵围剿，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的破坏和捣乱，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邓小平于 1930 年 3 月初在凤山县盘阳圩主持召开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决定李明瑞、张云逸率第一、第二纵队到黔桂边界开辟游击区，把敌人主力引出根据地，韦拔群率第三纵队留守右江根据地。3 月底，第一、第二纵队东渡红水河，后历时二十多天，行程数百里，经河池到达怀远。在怀远休整三天，前委决定部队秘密进入苗山，奇袭榕江县城。

地处黔桂两省交界的苗山一带，峰峦叠障，道路崎岖，荆棘丛生，人烟稀少。这里居住着瑶、苗、水侗、布依等少数民族。榕江城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勤仓库所在地。由于反动统治阶级长期破坏民族团结，歧视、压榨这里的少数民族，造成了瑶、苗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很深的隔阂。红七军主力初到苗山时，当地居民大都出走，留下的则关闭寨门，不给留宿，不卖给粮食，甚至堵设关卡，不让通过。但红军干部战士以礼相待，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秋毫不犯，并沿途喊话，宣传红军宗旨，从而感动了当地居民，纷纷返回寨子，把粮食、青菜、猪肉卖给红军，苗族同胞还热情地帮助红军修路、架桥和带路，使部队顺利而隐蔽地通过了苗山。4 月 30 日中午，红七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下榕江城，歼敌五百多人， 缴获数门大炮、六百多支步枪和十万多发子弹。榕江战斗的胜利，大大提高了红七军的威望。5 月 1 日，红七军在榕江城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五一” 节和榕江战斗胜利，并宣布把没收地主、官僚的衣物和粮食等财产分给贫苦

群众，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对红军无限感激。

在红七军撤出右江根据地，转战桂黔边界的时候，邓小平在东兰县武篆区与韦拔群、陈洪涛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邓小平和韦拔群同住在魁星楼，这是一座六角形塔式的四层楼房，是当地人们祭祀文魁星的地方。在这里，邓小平、韦拔群经常召开红军、农民协会、工人协会、赤卫军、妇女协会等方面的骨干会议，研究制定在左右江实行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和措施。邓小平还亲自深入到东里、旧州等村屯进行有关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制等情况的实地调查，并用通俗形象的语言向农民群众介绍江西苏区搞土地革命的情况，以及兴办“共耕社”，实行耕者有其田，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以及扩大红军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曾在东兰县武篆区搞妇女工作的黄美伦（韦拔群的弟媳）回忆说： 邓政委从左江到右江，沿途跋山涉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会布置工作， 找群众谈心，关心群众生活。听说路过向都县印茶区（今田东县印茶公社） 一个小山村住宿时，看到村子里挑水困难，他便跑到很远的山泉边去洗脸， 没有房子，就跟护送人员一起搭地铺，七八个人同挤在三张破旧的棉被里。夜里，他珍惜老乡的灯油，见油灯点着两根灯芯，就把它拨掉一根。这次， 他来到武篆，也是深入土舍茅棚与群众促膝谈心，用通俗主动的语言向群众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拔哥和我爱人（韦菁）经常陪邓政委下乡，看见邓政委在干部或群众家里，同群众一起吃玉米糊、木薯、猫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群众说：“邓政委像我们壮家人一样！”

1930 年 3 月下旬，右江根据地的第一个“共耕社”在东里屯诞生了，在成立大会上，身披红布条的邓小平讲了共耕的做法和目的。他说，“共耕社” 成立后，农业要集体搞，收获的粮食按劳分配，而副业可以由各家自己搞， 解决些油盐钱。各家养猪牛，共耕社也要多养猪牛。共耕社所收的粮食和养的猪牛不要全部上缴，要留些作机动用，待红军一到就有饭吃，以免向群众征粮食。他还勉励大家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红军，巩固和建设好革命根据地。为使“共耕社”健康地发展，春耕时，邓小平又深入到田间检查春耕工作，在土舍草棚下，访贫问苦，了解农民实行共耕后的一些想法。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右江特支委和苏维埃政府在旧州屯联合开办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党政干部训练班，为全面开展土地革命，积极培训区乡级骨干。他亲自为训练班编写《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口号》等教材，还登台讲课，系统介绍红四军在江西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做法，认真总结东里、旧州等村屯的土地革命试点经验和不足，详细阐述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在讲课时，他善于诱导启发，重要的地方反复讲解。由于邓小平讲的话是四川口音，而训练班里的学员多是壮族人，好多话听不懂， 曾在川军中任过职的壮族人韦拔群就主动出来担任翻译。在课余时间，邓小平经常找学员谈心，交流思想，了解实情，倾听群众意见。

邓小平在调查研究和总结东兰县武篆一带土地革命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并借鉴江西苏区的《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指导右江苏维埃政府于 1930 年 5 月 1 日和 15 日分别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 宣布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提出一系列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成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全面开展土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明确提出“目前中国革命任务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

（二）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划分农村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阶级以及反革命分子的标准。指出：“自耕农、佃农均不能成为代表一种成分的标准， 因自耕农或佃农之中，均有富农、中农、贫农之分”。

（三）提出“立即无代价地没收地主豪绅阶级之上地财产”和“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财产、土地”，而没有简单地照搬《井冈山土地法》的“没收一切土地”提法。

（四）规定“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暂用每一劳动单位分全份，非劳动单位分半份之办法处理之”。对各地之间人口与土地不均衡问题，特别规定“如甲乡与乙乡之土地与人口之比例，相差太远时，可由县、区苏维埃用移民等办法解决之”。这样使土地分配更符合实际。

（五）规定“取消一切军阀政府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无效，并即刻焚毁”，“实行单一的农业累进税”，并指出“苏维埃收得之税项，完全作为政费、红军及赤卫队用费、社会保险、改良农业经济、办理教育、建设之用”。

1930 年 5 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进攻右江根据地的黄绍竑部也随桂系主力进兵湖南，仅留下一个团驻守百色。恰在此时，红七军主力也从贵州返回广西。邓小平闻讯后立即从东兰赶到河池迎接部队，并连夜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决定趁军阀混战，百色城防空虚之机，迅速回师百色，收复失地，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壮大红军。6 月初， 邓小平亲自指挥部队攻打百色，经过四个小时激战，全歼守城之敌。接着， 挥戈东下，连续收复了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等地，与东兰、凤山、凌云等地连成一片，右江根据地又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中。

这时，根据地形势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局面。邓小平便指导红七军前委集中精力，在根据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军事、经济、党政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

在军事建设方面，红七军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于 1930 年 7 月至 9 月集中在平马、奉议一带进行整训，发动全军总结自红七军创建以来的经验教训， 学习党的有关文件和政治理论，进行军事民主、组织纪律和军事技术教育。同时，在恩隆县平马镇开办了军部教导队，培训各纵队的连排干部。邓小平亲自编写有关教材，还亲自给学员们讲课，主要讲有关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等问题。在上政治课过程中，他能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讲得生动、形象，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讲到土地革命问题时，他明确指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而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深人土地革命，按“六大”通过的“十大纲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分配给贫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铲除封建基础，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经过三个月时间的整训，红七军全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斗志更加旺盛。接着，各纵队分别派出干部帮助各县组训赤卫军， 至 1930 年 10 月，右江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已发展到近万人，同时，补充、扩大了红军队伍，由东兰、凤山等县农军组建了第四纵队，使红七军发展到八千人。为保证部队军需供给，还在东兰、思林、果德、平马等地开办了小型兵工厂、被服厂和铸银手工场。

在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方面，邓小平指导右江特委和红七军前委按照《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以及东兰县的试点经验，在右江根据地普遍进行了普查土地、焚毁土地契约、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划分阶级、没收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按人口分配土地等工作。由于这些政策和做法符合各阶层各民族农民的利益，因而在执行中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农村生产力得到初步解放，农民的革命觉悟和热情明显提高。分到土地的广大贫苦农民，个个笑逐颜开，农业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当年就获得了粮食大丰收。以东兰县东里屯为例，粮食亩产量大大超过以往年景，人均粮食四百多斤。口粮按年龄定等，落实到户，成人一等劳力可分得主粮（稻谷）六七百斤。共耕社还专门为困难户和军烈属留出了照顾粮，为红军留出了上万斤机动粮。

在党政建设方面，邓小平为发挥军队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在根据地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在红七军回师右江根据地后，立即领导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大量印发《党员须知》，举办各种党员训练班，对广大党员进行党性、政策和党纪教育。1930 年 9 月， 邓小平又指导红七军前委发出了《前委通告》第六、第七号，明确强调当时右江“党的任务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紧党的政纲的宣传”，“加紧纠正过去许多的错误，正确的执行深入土地革命、改造苏维埃、赤卫军的工作”。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工作，右江地区的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军地党员共有二千多人，健全了东兰、恩隆、百色、果德等九个县委或县特支和红七军前委下的纵队委、营委、连支部和班排小组。同时，以江西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榜样，建立和健全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并注意选拔和支持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积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此外，还注重加强工人协会、农民协会、青年团、妇女协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的建设。

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采取“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和“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的文化教育方针。县级苏维埃政府设有文化委员会，区、乡级苏维埃政府设有文化委员，专门管理文化教育工作，有条件的县区都创办了各级劳动学校和农民夜校，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瑶族山区，还实行特殊政策，学生免费入学，教师由县政府派出，学校经费全部由县政府提供。

另外，邓小平在领导左江军民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还善于把反对地主豪绅势力同反帝斗争紧密结合起来。龙州起义后不久，左江根据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使法国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惊恐万分，又是造谣、诬蔑， 又是多次发出照会，扬言要让“越南总督拨派武装卫队”进驻龙州，还从越南派出飞机入侵左江地区，武装干涉革命运动。同时，法国设在龙州的领事馆和教堂，明目张胆地窝藏反动地主豪绅的武器弹药和金银财物，这更激起了各族军民的无比愤慨。邓小平与俞作豫、何世昌等经过周密计划，决定狠狠打击一下法帝的嚣张气焰。首先，通过《工农报》以及标语、布告和传单， 大力进行反帝宣传。接着，在龙州县城体育场召开声讨法帝罪行的万人大会， 会上发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严正驳斥了法帝的诬蔑和恐吓，郑重提出“收回海关”，“没收法人基督教堂”，“取消赴法护照费”，“收回领事馆，驱逐领事出境”， “没收法在龙州资本企业”，“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

国主义干涉”等四项正义声明，并用英法文电告全世界。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法帝的武装干涉，搜查了领事馆、海关楼和各教堂， 没收了法人的不法财产和窝藏在领事馆、教堂里的豪绅地主财产，并将法国领事加伦夫妇和神父思托等七八个违法的法帝分子驱逐出境。红八军在宁明县内还击落一架法国入侵飞机。对此，当时中共中央指出：“自小平同志达龙后，⋯⋯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这些的确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中央机关刊物《红旗》还专门发表题为《红色的龙州》的社论，赞扬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对中国革命发展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凝结着邓小平的智慧和心血，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广西的革命形势走向高潮。土地革命运动全面展开后，根据地区域扩及二十多个县，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