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大西南

经过渡江战役，国民党军残存的总兵力仅剩下一百五十万人。这些部队纷纷溃退到华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企图在这些地区建立基地，负隅顽抗。

还在上海战役紧张进行的时候，中央军委就指出，“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同时要求第二野战军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地解放，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减少后，应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向西南进军。1949 年 5 月 23 日，中央军委电告二野：准备两个月后，向西南进军。6

月 2 日中央军委又电示二野：小平准备入川。邓小平接到指示后，立即从上海回到南京，与刘伯承一起研究进军西南的有关事宜。随后，邓小平在二野前委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向全国进军和准备干部的部署，研究了进军西南、接管西南、调配随军干部的计划。为解决进军西南的干部不足问题，邓小平提议在京沪杭地区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及工人，并以老解放区干部为骨干组成干部工作团，随大军挺进西南。这一提议得到一致赞同，会议决定把随军干部工作团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宋任穷担任总团主任。

为了明确进军西南的意义，提高新入伍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邓小平在南京期间多次为西南服务团、二野军政大学的干部们和学员们作报告。他在为西南服务团作报告时说：解放和建设大西南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一次八千里的小长征，前途很大，困难很多。大西南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将来会成为中国的大工业基地之一。但西南历来是封建军阀割据，地方军队多、土匪多，加上国民党蒋介石的多年经营，现在又退缩在那里妄想作为复辟基地，因此要完成进军西南任务是艰巨的。邓小平强调要正视困难，从实际出发，依靠西南人民，搞好内外部团结，搞好统一战线。邓小平的报告，言简意赅，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使广大干部深受教育和启发。后来，在邓小平、刘伯承、宋任穷等教育和带领下，西南服务团成为接管和建设大西南的一支生力军。

1949 年 9 月 16 日，邓小平来到二野军政大学看望学员们，并发表了题为“过关”的讲话。他说：“古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毛主席号召我们，特别是参加革命的青年同志要过好‘三关’，比关云长的‘五关’少两关，但是‘三关’都是大关，每个大关中又有许多小关，这叫做大关三个，小关无数”。

接着，邓小平详细地解释了“三关”的具体内容及过关意义，他指出： “干革命首先要过好帝国主义关，也叫战争关。战争这一关，我们已打了几十年，现在人民解放军用了三年时间就打败了美帝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要警惕的是帝国主义对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他们还会用各种手段来进行破坏和捣乱。对帝国主义怕不怕？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种种灾难，而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也进行了一百年的斗争。斗争失败了，再斗争又失败了，有压迫就有斗争，而且一直斗争下去，直到胜利。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了，难道革命青年还怕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虽然被赶走了，但是美国帮助蒋介石封锁我们怎么办？我们是被帝国主义封锁惯了的，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苏区被封锁；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被封锁；我们就是从敌人的封锁中打出来。帝国主义的封锁只能提高中国人民的觉悟，丢掉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这倒要谢谢帝国主义，谢谢它从反面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其次，是过好封建主义关，又叫土改关。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

策，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而是要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过好封建主义关，就是当革命触及家庭、亲友的利益时，能够坚定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线。

第三，就是过好社会主义关，也叫胜利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革命是序大的、艰巨的、史无前例的革命，她要把人类历史上的私有制度转变为公有制度；把阶级社会转变为无阶级的社会；把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转变为人民民主专政；要把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我们要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转变，不树立巩固的革命世界观是不行的。

最后，邓小平说：“过关是长期的，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要准备过关，这一关过去了，还有那一关，倒下去了，再爬起来，要不怕艰苦困难，不怕流血牺牲，一关一关地过去，直到最后胜利。”他号召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出：“过关，过得好不好，关键是个立场问题，世界观的问题，要站稳立场，就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旧的世界观，做个真正的革命者。”

学员们对邓小平的讲话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听了邓小平的讲话后，学员们一致反映：邓政委的“过关教育”，深入浅出，针对性强，意义深远，让人口服心服。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过好“三关”，争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在解放军军事打击下，国民党政府于 1949 年 8 月由广州迁注重庆，蒋介石由台北飞赴重庆召集蒋经国、黄少谷、张群、胡宗南、宋希濂、杨森等人开会，商量把西南建成“反共复国”基地的事宜。蒋介石在听取了西南地区的军事报告后，曾判断解放军入川是由川北和川东两个方向。在他看来，川东地理环境复杂，交通闭塞，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加上湘桂地区有白崇棺集团重兵把守；而川北与陇海铁路接近，便于大部队机动，且已重兵云集，因此。解放军绝不会舍近求远，迂回到川东的西阳、秀山、黔江、彭水入川，必定取捷径由陕西越秦岭入川。基于这种判断，蒋介石于 8 月 29 日决定，“拒匪于川境之外，即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而不在川境之内与匪周旋”， [10]以川陕边为守备重点，并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所谓“西南防线”。其兵力配置的情况是：以胡宗南集团十四个军十七万人，沿秦岭和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成两道防线；以张群所辖的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赚部八个军约十万人位于鄂西地区，会同巫山、万县地区的孙震部三个军约四万人，屏障川东门户。其余各部共十四个军散布于川黔各地，构成纵深配置。

蒋介石的判断及兵力配置又错了。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大包围方针的指示，精心谋划运筹。在二野西进之前，一野第十八兵团在秦岭实施佯攻，能进而不进，特别是兵临陕南重镇汉中城下，摆出了欲强攻南下的态势，同时，陕南军区部队和活动在鄂西地区的中原军区部队也

向大巴山之敌实施佯攻。这一行动，既阻绝了胡宗南集团向兰州马步芳部的增援，又造成了解放军将从交通畅通、补给方便的陕南、甘南进军四川的声势。

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刘邓决定将计就计，以二野部队的巧妙机动，给敌人以更大迷惑。他们命令二野指挥机关率第三兵团由芜湖、南京等地公开乘火车西进，宣布大军邵将经河南进入陕南，同时还令第五兵团乘第四野战军由湘中、江西向衡阳、宝庆及广州挺进的机会，就势以参加衡宝战役的姿态（战役预备队），由上饶隐蔽地向湘西集结。刘邓在参加了开国大典的一系列活动后，于 10 月 22 日赶到徐州，登上二野指挥部西进的列车。随后，他俩公开出现在郑州车站欢迎第三兵团的群众中间。新华社也公开发布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途径徐州、郑州西进，并在郑州召开群众集会准备进军西川的新闻报导。但从郑州起，二野主力却突然折西南下，刘邓也再未公开露面。 10 月中旬，二野第三、五兵团先后进入湖南常德、邵阳、桃源等地集结。

刘邓所布的“迷魂阵”，有效地隐匿了二野主力向湘西集结的行踪，直到 10 月下旬，蒋介石仍判断解放军“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一部绕道玉树进入西康，堵塞西南之侧后门；一部由湘黔路直趋昆明，切断川桂联系，以囊括西南”。胡宗南还得意宣称：“由关陇地区撤守秦岭山岳地带，是西北战场在战略上的重大的决策，”“守住秦岭、陕南，川北以至成都平原大可高枕无忧。”敌人的错觉和决策上的失误，给解放军进军西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了加强进军并经营西南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不久，又先后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同时规定，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四十七、四十二军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

11 月 1 日，刘邓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命令第五兵团及第三兵团第十军向贵州、遵义进击，断敌逃往云南的退路；以第三兵团主力及四野第四十七军直出彭水、黔江地区，并与四野第四十二、五十军相互配合，会歼宋希赚集团于彭水以东地区，在刘邓的亲自指挥下，北路第三兵团主力和四野部队向宋希赚“川湘鄂防线”两翼发起猛攻，很快深入到秀山、西阳一线，同时南路第五兵团及第十军也以突然迅猛的动作挺进贵州境内。由于解放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约一千里地段上的多路出击，完全出乎敌人以为解放军主力将由陕入川的意料，位于秦岭的胡宗南集团无济于事；位于湘鄂西、川东和黔东的宋希濂、孙震和谷正伦部弊不及防，纷纷溃退，蒋介石在慌乱中急忙调整部署，令罗广文部向南川以东的涪陵白马山布防，策应西撤的宋希濂集团，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顽抗，从外围巩固重庆；令胡宗南第一军火速从陕南南下至重庆，协同重庆卫戍部队第二十军加强重庆城防；令贵州境内守军西撤毕节、贞丰之线，阻止解放军西进。

鉴于敌人兵力部署的变化，刘邓于 11 月 11 日致电南路第五兵团及第十军负责人：“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乃在隔断宋希濂四个军、罗广文三个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说：“你们主力在隔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时除应

迅速占领毕节外，还应该注意到如果敌军沿沪州、宜宾，沿筠连、盐津、大足、昭通之川滇公路撤退。你们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节直出筠连、大足公路线上。如果实现了这一条，则整个川东、川南、黔东、黔西北敌人的退路就完全被截断了。”

考虑到部队连日冒雨行军打仗，艰苦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邓小平、刘伯承又嘱咐道：“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洋，保障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五钱油盐和一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 同时也电令北路的第三兵团主力和四野部队，排除万难，迅猛前进。

各路部队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不顾疲劳，奋勇向前，所向披靡。至 11

月 21 日，南路第五兵团解放贵州省会贵阳，第十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从而拦腰切断了国民党军赖以苟延残喘的所谓“西南防线”，对于川陕甘地区数十万敌军企图经遵义、贵阳南逃的退路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与此同时，北路第三兵团主力和四野部队在解放彭水、黔江后，一举截歼逃敌宋希濂部之第十四兵团四个师于咸丰东北地区，活捉兵团司令钟彬。宋希濂部第二十兵团仓促渡乌江西逃。这时蒋介石见势不妙，急令胡宗南集团全线南撤，向成都地区猬集；令孙震、宋希濂、罗广文等赶紧收缩，扼守长江通道，加强白马山防御。

就在二野第三兵团第十军在南线占领遵义的同一天，即 11 月 21 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再次指出：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南路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纂江掩护收容后，或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沪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而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我第十六、十八、十等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计算时间，第十六军 28 日可达毕节，12 月 2 日左右可达叙永或

盐津，第十八军比第十六军迟三天，第十军 28 日可达茅台，12 月 2 日左右可达赤水，而敌人由纂江到沪县约四天行程，由纂江到叙永约七天行程，由纂江到盐津约十一二天行程。如敌于 25 日开始西撤，则 12 月 1 日可达叙永，

月 6
日可达盐津。”这里，刘邓不仅指明了占领断敌退路的要点是达成战役任务的关键，而且对敌退我进的行程与时间作了精确估计。刘邓为了保证南路第五兵团主力及第十军先敌占领川南土城、叙永、盐津之线，还电示北路第三兵团暂缓前进，稳住宋希濂部。

果不出刘邓所料，当北路第三兵团和四野第四十七军于 24 日突破国民党军南川以东的白马山防线后，宋希濂、罗广文率部纷纷向木洞、重庆撤退。北路部队根据刘邓的指示，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和多路的迂回截击，将宋、罗两部压迫于南川以北，涪陵以南的冷水、龙潭地区。接着，第十一军、第四十七军追歼冷水、龙潭之敌及向重庆、贵州桐粹溃逃的罗广文兵团，第十二军从纂江等地渡过长江，从翼侧迂回重庆。北路各军密切配合，于 11 月 28 日在南川山地聚歼了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约三万人，井乘胜截歼了向重庆增援的胡宗南集团第一军一部。与此同时，南路各军为了先敌抢占川南沪州、宜宾、叙永等要点，在黔北山区日夜兼程，不顾泥深路滑、悬崖峭壁，指战员们毅然轻装赶路。第十六、十八军于 24 日全部渡过鸭池河，25 日攻占黔西、大定，28 日占领毕节，30 日袭占叙永，12 月初进至纳溪、宜宾；第十军于 29 日强渡赤水河，12 月初先后攻占合江、沪州，如期到达指定位置，从而切断了国民党军企图由川经黔入滇的最后一条通道。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心乘势夺取重庆。当解放军南北两路渡过长江，先头部队逼近白市驿机场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于 29 日晚仓皇由重庆逃往成都。30 日，重庆这座拥有一百二十万人口的山城、国民党政府的所谓陪都，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四川老川亲眼看见刘邓的队伍，兴奋地高呼：

“解放军好！” “这回蒋介石该安逸了！”

重庆一解放，刘邓的眼光就盯住了残敌猬集的成都。由于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的迅速解放，胡宗南、张群集团慑于退路将被断绝，加速向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退却，企图逃往西康和云南。此时，广西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白崇禧集团主力在桂粤边界地区遭四野及二野第四兵团歼灭。国民党军驻滇卢汉部，驻川、康的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部，先后在昆明、雅安、彭县等宣告起义。蒋介石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遂授权胡宗南指挥川西所有部队在成都地区进行顽抗，蒋本人则于 12 月 10 日偕同“国民政府” 诸要员乘机飞往台湾。

在残敌纷纷向川西平原猬集的情况下，刘邓认为，歼灭胡宗南集团的关键仍在迂回部队先敌占领乐山、新津、邛崃、蒲江等要点，阻绝敌人向康、滇的退却。然而，二野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已有相当的耗损和疲惫。面对这一现实，刘邓显示出另一个指挥特色——“慈不掌兵”。他们认为，“此时不惜部属的耗损和疲惫，正是免去将来的耗损和疲惫。”于是，他们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决定发起成都战役。12 月上旬，命令第五兵团及第十军，“力求迅速占领乐山、夹江、峨嵋三县，完成截断胡宗南向南退却的公路线”；第三兵团主力及四野第五十军抢占新津、邛崃，大邑和简阳等地；第四兵团在完成广西战役后，经百色迂回云南，队西、南、东三面压向成都之敌。此外，还电告贺龙、李井泉率领第十八兵团及一野部队由陕南、陇南前出川北，从北面向敌人推进。

各路部队遵照刘邓上述部署，不顾疲劳，忍受饥饿，浩浩荡荡汇向成都盆地。第三、五兵团于 12 月 11 日分别由川东、川南挥戈西进，至 20 日，第十一军进占简阳，并前出到新津以东；第十二军连克邓蛛、大邑；第十、十六军占领蒲江、丹棱；第十八军进占眉山；第五十军进占遂宁，从而完全截断了胡宗南集团向康滇逃窜之路。与此同时，第十八兵团及一野部队沿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翻过摩天岭、米仓山，闯过剑门关、朝天驿，以破竹之势进抵江油、绵阳、巴中一线。至批，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敌数十万人，完全被解放军包围在成都地区，犹如瓮中之鳖。

邓小平感到被围之敌有凭坚作困兽之斗的可能，便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反复研究，认为“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严防轻敌乱碰。”为了打好大陆上最后这场战役，刘邓于 12 月 21 日致电各兵团说：“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战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免伤部队元气，至要”。当前线捷报频频传来的时候，参谋人员不免喜形于色，刘邓却严肃地说：“越在胜利的时候越要兢兢业业，切不可粗心大意。”

处于四面楚歌的成都之敌，欲逃无路，求援无望。胡宗南为稳定军心，急忙于 12 月 22 日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主力分路向西昌方向突围逃命。他在会上拼命鼓动部属顽抗到底，并煞有介事地宣称“本人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实际上，胡宗南对这种突围行动毫无信心，遂于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便步蒋介石的后尘，悄悄乘飞机逃往海南岛。蒋介石、胡宗南先后逃离西南，使成都守敌陷入极度混乱之中。继董宗珩率第十六兵团于 12

月 21 日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后，至 27 日，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也纷纷率部起义。唯有胡宗南亲信第五兵团司令李文执迷不悟，组织七个军兵力向西南方向突围，当即遭到二野第三兵团第十二军的顽强阻击。除少数残敌逃往西昌外，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以下五万多人被活捉。至此，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这时，二野第四兵团及第三十八军主力在陈赓的率领下，由广西南宁、百色地区向云南挺进，迂回蒙自、河口，切断了敌第八兵团逃往国外的退路。至 1950 年 2 月，西逃之敌大部被歼，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被活捉，仅少数残敌逃出国境。

刘邓大军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在进军西南的两个月作战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先后歼灭国民党军十个兵团部、四十九个军部、一百一十三个师，连地方团队、游杂武装共九十万多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以大西南为反革命基地伺机卷土重来的迷梦。

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大部相继解放后，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深谋远虑，把握全局，适时提出新的任务，使西南的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时，全国已开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而刚刚解放的西南诸省情况极为复杂，任务极为艰巨。西南地域辽阔，交通闭塞，少数民族众多，边防线漫长。最为严重的是封建势力根基深，力量强大，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荼毒当地群众，为害至酷。在解放军大兵压境时，一些国民党军政要人迫于形势所趋，受到共产党政策的感召，纷纷起义投诚，减少了流血和破坏。但是，封建势力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在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的九十万多人中，不少将领就是西南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中有的静观形势变化，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此外，窜入乡野山林的一些国民党军残兵败将，与地主武装、封建迷信组织、土匪队伍、特务组织密切勾结，建立基地，武装游击，烧杀抢掠，煽惑群众，挑唆起义部队反叛。一时间，匪患猖撅，成为危害人民生命财产、新生民主政权和社会治安的一大祸害。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要使西南地区的人民安居乐业，人民政权得到巩固，还需作出极大的努力。1950 年元旦刚过，他针对少数干部战士进城后出现的享乐思想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及时致电各兵团负责人说：“现在正在滋长着的享乐思想是值得所有部队引起严重注意的。首先是我们的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以身作则，如果领导同志严于律己，就一定会使风气一新，也才有资格去领导，克服一切享乐思想腐朽思想，领导全党全军向前看、向前进。” 1950 年 1 月中旬，邓小平又在第五兵团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就西南形势

和斗争任务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第一句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要间一下，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与会者立即陷入了沉思。接着，邓小平在全面分析了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后，尖锐地指出：“当前，有九十万国民党部队尚待改造，有六千万基本群众尚待发动，有数十万上匪尚待

清剿，广大农村的政权还没有建立，破残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邓小平随后又指出：“整个西南地区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持着，而且手里依然掌握着武器。如果以为西南的作战业已结束了，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更加尖锐复杂的斗争还摆在我们面前，这种斗争还包含着流血和牺牲。要取得胜利，我们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是引导大家的思想向前看，这样才能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今后的斗争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

在谈到剿匪问题时，邓小平严肃他说：“我们有些同志总不愿意把队伍分散去负责地方工作，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艰巨任务的思想，必须予以克服。我们的军队不仅永远是一支战斗队，而且是一支工作队，在当前的形势下野战军要地方化，一个师要兼负一个军分区的工作，负责彻底剿灭匪特和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政权。”紧接着，他对今后的斗争提出了三项任务：

“首先一个任务就是教育改造在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俘虏的九十万国民党部队。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包下来’的原则，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扰乱社会。

“第二项任务就是要充分发动西南六千万基本群众，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就要依托城市改造农村，干部必须立即大量下乡，进行农民的组织与教育，组建农会，培养干部，开辟新区。

“第三项任务就是提高我们军队和地方共六十万人的素质。‘九十万’， ‘六千万’和清剿土匪，都依靠于这‘六十万’为主去完成，要引导大家向前看，在改造‘九十万’、发动‘六千万’、肃清残匪、的斗争中去磨练，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一切落后思想作斗争。怎样才能纠正和克服错误的、落后的思想呢？办法就是要向前看，提新任务。”[11]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使与会者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增强了责任感。大家纷纷表示，回部队后认真贯彻落实邓政委的指示，深入开展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教育和整顿，引导广大指战员向前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50 年 3 月 22 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联名发布了剿匪布告：令所属各部的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不惜任何艰难困苦，以不根除匪患决不休止的决心，坚决执行进剿任务。各部队遵照这一命令，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在这场持续两年的斗争中，各部队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规定的“军事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地方党委和人民政权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逐步完成了艰巨的剿匪任务。至 1953 年底，基本上清除了川、黔、滇、康四省境内的匪患，共歼敌八十五万多人。同时，部队还结合剿匪，进行民主改革、减租减息、清霸镇反，建立乡村政权，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解放西藏，是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面临的一个艰巨而棘手的任务。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为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和唐古拉山所环抱，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西藏内部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生产关系极其落后，一直保持着政教台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藏族人民在农奴主的残酷压榨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英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长期以来，勾结和控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妄图把西藏变为他们统治势力下的殖民地。在解放军即将进军西藏的时候，西藏统治集团的上层分子达

赖与英美帝国主义及印度反动派密切勾结，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

为了完成进军西藏并经营西藏的任务，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于 1950 年 1 月上旬连续召开西南局常委会议，研究进军西藏的有关事宜，会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五项政策，即（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二）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来；（三）西藏现行的各种政治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地位职权不变，其他改革事宜根据人民的意见，并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办法解决；（四）充分保障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五）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等。这五项政策及进藏部署作为建议，于 1 月 8 日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后，邓小平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由西康向西藏进军，并成立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接着，邓小平又亲自在重庆曾家岩召见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重要指示，具体研究进藏的有关注意事项。邓小平明确指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解决西藏问题，要靠军事政治协同解决。”[12]

就在邓小平布置第十八军准备进藏期间，西藏地方当局中反动势力不仅拒绝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反而杀害了解放军派出的联络人员，并将其主力部队约十个代本（代本为藏军建制，每代本约五百人，相当于营）共四千五百人及民兵三千五百人，布防于昌都地区，妄图凭借金沙江之险，阻止第十八军渡江西进。

1950 年 2 月，为了迅速粉碎内外反动势力分裂中国领土的恶毒阴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的名义，联合颁布了《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动员令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的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我们的光荣任务是进军解放西藏，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解放和建设巩固祖国的边疆。”随后，又成立了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负责打通进藏七百多公里长的道路，重建被洪水冲毁的八座钢桥和近二百座木石桥，保证把进藏部队所必需的补给物资事先运到甘孜的任务。

邓小平考虑到昌都是藏东政治经济中心，又是西藏地方政府总署所在地，也是第十八军进藏必经之地，认为必须认真对付西藏地方当局屯兵昌都一事。

这时，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主动要求先于解放军入藏联络，宣传中共的民族政策与和平进藏的主张。不幸，格达于8 月 22 日在昌都被英国间谍福特害死。这一事件表明，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关闭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于 10 月 6 日下令发起昌都战役。进藏部队采取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法，以神速而勇猛的攻势，强渡金沙江，进逼昌都城。激战至 24 日，历时十八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共歼藏军五千七百多人，从而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当局终于响应了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于 1951 年 2 月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3 月，阿沛·阿旺晋美一行途经甘孜时，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举行欢送会，阿沛·阿旺晋美

在会上表示：“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谈判解放西藏，实现和平进军西藏，是广大西藏偕俗人民的夙愿。”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1951 年 8 月，张国华军长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率领第十八军三万多人向拉萨进军。广大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精神，翻过十多座雪山峻岭，波过数十条急流，穿过漫长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沼泽，于 10

月 26 日，进驻拉萨。随后，第十八军由拉萨向江孜、日喀则、亚东等地进发，沿途受到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从此，五星红旗在西藏方圆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迎风飘扬。

在完成了进军大西南的任务后，邓小平立即投入到建设大西南的紧张工作中。作为中共西甫局第一书记，他既管军事，又管政治，还管经济，日理万机。至 1952 年上半年，西南诸省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日趋稳定，各方面建设走上了正轨。众所周知的青藏公路、成渝铁路，就是在邓小平任西南局书记期间修建的。据著名学者梁漱溟的回忆，毛泽东在 1951 年 9 月 3 日晚同他谈话时说：“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注释

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版，第 208 页。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第

591 页。

何正文《在总前委麾下》，《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版，第 263 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1369—

1370 页。

胡奇才《邓小平为书记的五入总前委》.《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第

242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二版，第

341—342 页。

柯岗等《刘伯承中原逐鹿》，解放军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版，第 153

—154 页。

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版，第 433 页。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二版，第

138—140 页。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 233 页。
何正文《邓政委引导我们向前看——忆西南作战胜利后的决策》，

《人民日报》1988 年 7 月 28 日。

杨国宇等《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 2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