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外归来

1920 年 10 月，年仅十六岁的邓小平（学名邓希贤），满怀“工业救国” 的热望，和八、九十位同学一起乘坐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远渡重洋， 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到法国后的所见所闻，与他原来出国留学时的愿望相反， 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他不得不花大部分时间去打工。他先后当过克鲁梭钢铁厂的轧钢工、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的钳工和哈金森橡胶厂的雇员以及火车司炉、饭馆杂工，收入仅够糊口。后来邓小平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每天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仅有较短时间到巴耶中学、夏狄戎中学等学校读书。然而，就是在这种艰难而又紧张的环境中，他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广为传播。邓小平受赵世炎、周恩来等革命青年的影响，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各种政治宣传活动， 1922 年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三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在此期间，他参与编辑了油印杂志《赤光》（原名叫《少年》， 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以帮助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学习理论。邓小平既当编辑，又当作者，还负责刻蜡纸和油印。因为他刻写的字迹端正有力、落落大方和设计的版面精巧美观、十分活跃，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油印博士”。1925 年，他受命出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负责领导该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

后来，由于法国当局对革命运动的破坏，旅欧各国的中国党团员有很多人分批离法转赴苏联学习。 1926 年 1 月，邓小平从巴黎经柏林到莫斯科， 先进东方大学，不久转到新办的中山大学读书。这是一所以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专为中国革命培养输送人才，全称是“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在第一期六百多名学员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邓小平与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蒋经国编在同一个班级，而且排队时两人时常站在一块，肩挨着肩。两人在中山大学同窗共读一年，关系十分密切。蒋经国时常称邓小平是“大哥”、“学长”。邓小平回忆道，蒋经国在中山大学里“学习得不错”。邓小平在莫斯科读书近一年，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善于用所学的马列原理解释中国革命问题，一些独到见解，常常赢得同学们的称赞。

鉴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邓小平的实际表现，中共中央决定选调他和另外二十多名同志一起回国到要求共产党派人去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工作。 1926 年底，他们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到乌金斯克换乘汽车， 到达外蒙古的库伦（即乌兰巴托）。在库伦稍事休息，邓小平便同王崇云、朱世恒两人作为第一批先遣队，先乘苏联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弹药的汽车穿越茫茫蒙古草原，后改骑骆驼穿越西北大沙漠，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宁夏的银川。此后，他们三人又换骑马，日夜兼程，途经灵武、吴忠、同心、固原、平凉、经川、彬县、礼泉、咸阳，行程一千多公里，又历时一个多月， 在 1927 年 3 月间到达西安城。在由银川前往西安的途中，邓小平一行经常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在固原，他们住在马福祥的旧宅院（马福祥是马鸿逵的父亲，曾是冯玉祥部下的将领）。在彬县参观了传说是《西游记》中的

“水帘洞”。沿途每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冯部的驿站，他们凭介绍信，在驿站领取口粮和饲料，行李也由驿站派挑夫给挑。上路时还是穿着棉大衣或皮袄，到西安时，当地居民都已穿上单衣了，而他们却仍然披着破旧的皮棉袄。

邓小平在 1982 年接见冯玉祥将军的亲属时回忆了从莫斯科到西安的经历：当时，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二十多个人。刘伯坚同志也是那个时候到了西北军，做政治部长。“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时我才二十二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