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黄埔”的政治教官

邓小平回国时，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已处于破裂的前夕，政局动荡。不久，他接受了党组织的委派，担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的中共党组织书记。这是他革命军事生涯的第一站。

冯玉祥自 1926 年 8 月采纳李大钊建议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行动方针后，便结束在苏联的考察，回国率国民军由绥远出发，向陕北进军。五原誓师后，中共党员在国民联军（后改为西北军）总政治部和李大钊领导下，一面积极加强在各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一面大办军校培养军政骨干。中山军事学校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

中山军事学校由国民党左派人物于右任和刘伯坚、史可轩等共产党人共同创办的，它与广州黄埔军校南北辉映，相互媲美，享有“西北黄埔”、“第二黄埔”的美称。这所学校形式上隶属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直接控制和领导的，校长是史可轩，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邓小平在负责该校政治教育期间，开设有《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 ABC》、

《国家与革命》及《新三民主义》等政治理论课程。他安排一些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进校，开展革命活动，还亲自给学员们讲授马列主义原理，宣传革命思想。中山军校培养出一批有革命理想和觉悟的初级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并向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选送了一批毕业生，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正规旅，即“许权中旅”。许权中旅长是一位共产党员，也是中山军校总队长。该旅为后来共产党发动陕西渭华武装暴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中山军校的影响和带动下，西北很快出现了一个“军校群”。国民军在五原、包头、兰州、银川、西安等城镇，先后办起了步兵、炮兵、骑兵、军械、军医、航空等十六所军事学校和军官教导团，招收初级军官、青年学生和有文化的士兵，经过军校培养训练，为西北国民军各部队输送骨干。此外，在西安还开办了以中共党员刘念初为院长的中山学院，邓小平、刘伯坚、许权中等共产党人，经常应邀来校讲课或作报告。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革命人士、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接着，又指使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制造了“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捕杀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工农群众。不久，在南京建立起了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中央政府，并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封锁包围设在武汉的国民政府，致使国民革命进入到危急关头。这年 6 月间，冯玉祥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随后便责令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到河南开封集中，名曰训练，实质是“礼送出境”。邓小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于 6 月底离开西安，经郑州，很快到达了武汉。

邓小平在武汉向中央军委报到后，旋即将党的组织关系转到党中央，并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工作。不久，国民政府的政治首领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与蒋介石联合反共，致使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他把原名邓希贤改称邓小平。

1927 年 8 月 7 月，邓小平在汉口列席了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战略决策，同时决定派遣有经验的干部到一些省区去组织领导农民暴动。几十年后，邓小平在 1980 年参观“八七会议”会址时回忆说：“李维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二十几个人，我是中央秘书，陈独秀原先要搞正规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是一个。以后没有到齐，我是政治秘书，还有刘伯坚没到任。 1927 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八七会议”后，为了避开武汉的险恶环境和适应革命斗争形势需要，邓小平随同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 1927 年 12 月，二十四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财务、交通等工作，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具体任务，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称赞。

注释

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 年 8

月版，第 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