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1989 年 11 月 9 日晚，新华社发布了一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消息传开，人们在惊愕之后无不对这位伟大统帅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邓小平的引退，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在他戎马生涯中又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值得大书特书。

早在 1980 年，邓小平就提出要从党、国家和军队的长远利益出发，改革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退体制度。在他看来， “国家不建立退体制度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生气，军队不建立退体制度，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气。”为此，他明确指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仕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同时又强调指出： “实行退体制度是不是看不起哪个同志？不是看得看不起哪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

邓小平认为，退和进，让和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道手脚。他形象比喻地说：“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体制度。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选拔培养接班人。”并多次明确指出：精简机构，改革干部制度，“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选什么人，什么人进，这最重要。包括军队也是这个问题最重要。进和出，进摆在第一位。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精简是革命，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决进，这是一道手脚，不要以后再来搞运动解决这个事情。”“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

干部年轻化，是邓小平最为关心和重视的一个问题。他在 1982 年军委座谈会上指出：“干部年轻化，军队提了多年，要求选拔比较优秀的、年轻的，台阶可以上快一点。但应该说这件事情这几年做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帐。⋯⋯这个问题推一年，欠的债就更多。如果拖五年，怎么办？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军队、地方一样，党政军一样。”1984 年，他又指出：“我们全国干部者化的问题，突出的是军队。”“关键是高层，是三总部、大军区、军兵种。⋯⋯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解决。”他还在一次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意味深长地说：“军委主席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希望越早交出越好。现在看来现实不允许。所谓不允许，主要是一个，就是我当军委主席期间，能不能解决我们高层的老化问题。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也不要把矛盾留给后来人。”

怎样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接班、实现干部年轻化呢？邓小平指出：“还是老中青三结合，用这种方式交替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干部老化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退体制度。另外，老

干部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是骨干，“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邓小平还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提出建立顾问制度，并把这一措施看成是“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体制的一种过渡。”

在邓小平看来，无论是当顾问的老干部，还是正在位的老干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选拔搭养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他明确指出：“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邓小平还强调指出：“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

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少数老干部在培养选拔年轻人问题上认识不足，认为年轻人经验不多，压不住台，难以胜任工作。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严肃地指出：“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过去负重要责任的时候年龄都不大，当团长、当师长的，有的当军长的，也只是二十多岁，难道现在的年轻人比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蠢？不是。是因为被我们这些人盖住了，是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使得这些年轻人起不来。好多同志在他们没有到领导岗位以前好象不行，其实把他们一提起来，帮助他们一下，很快就行了嘛。”他还强调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对选进领导班子的年轻人，还是论资排辈，发挥不了他们的作用。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年轻干部只要选得准，搞好对他们的传帮带，加强学校的培养，是能够接好班的。”同时又指出：老干部在解决干部年轻化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从大局考虑，要当“开明人士”，要起带头作用。

邓小平在要求老干部让出位置，带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同时，他自己也以身作则。 1980 年初，邓小平主动辞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第一书记的职务，在军队只保留军委副主席一职。同年也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 1980 年底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鉴于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大家一致认为邓小平担任这两个职务是众望所归。但邓小平考虑到年龄，考虑到培养接班人，提议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在暂时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他才挑起了中央军委主席的担子，几年来，他一直期待尽早实现党、国家和军队高层新者干部交替，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愿望。但由于他的卓越的才能、深邃的思想和崇高的威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持他留在领导岗位上，继续为中国这艘巨轮掌舵。

1987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再次向中共中央恳切地表达了退休的愿望，同时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反复考虑他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

在中共“十三大”期间，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几位同志，在与采

访“十三大”的中外记者见面时说：“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中，政治经验和智慧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10]这样一位使中国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亿万人民拥戴的领袖主动退出中央委员会，这就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邓小平的带动下，一批为党为国家为军队做出重大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也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高层领导干部的进一步年轻化，并为以后新老领导干部交替起了表率作用。

1989 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又多次表示：待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威信，他就要坚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完全从中央领导岗位退下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帮忙，但是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11]在邓小平看来，如果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点作用，这比发生了事情再退，或者在工作岗位上去世有利。

几个月以后，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前，鉴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并逐步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邓小平再次郑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提出辞去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表示要带头建立退体制度，结束过去实际上存在的党、国家和军队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他在辞职信中表示，自己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还耐心地对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说：退的决心我已下了好几年了，我多次提出退休，是真心诚意的，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十三大”时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是全退最好。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处的，在谈到自己的年龄和完全引退时，邓小平说：“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至于退休的方式，邓小平强调指出：越简单越好，要干净、利落、朴素，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不要形成个惯例，对退休的人都歌功颂德一番，那实在没有必要。不仅退休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

邓小平从党、国家和军队的根本利益出发，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多年愿望，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广阔胸怀和大公无私精神。

11 月 9 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与此同时，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所作出的卓著功勋。《决定》指出：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最早一批党员和积极活动家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军队中负责政治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动和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右江、左江革命根据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过程中，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抗日战争时期，他同刘伯承同志一起，率部刨建晋冀豫等根据地，同敌后其他抗日根据地相配合，收复了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大片国土。后来，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解放战争时期，他和刘伯承同志一起，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的战略决策，率部强渡黄河，挺进中原。接着，他又担任总前委书记，同二野、三野的领导同志一起，指挥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和东南几省，随后率部解放大西南。邓小平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同志在领导西南地区的全面工作中，以及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之一，连续十年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同志被剥夺一切职务，受到错误批判。在他恢复工作，特别是 1975 年初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后，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短时间内使形势明显好转，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他虽然再度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已经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党内外广泛的群众基础。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成了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那时候，中国面对的局势十分严峻，任务十分艰巨：不仅需要迅速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摆脱出来，而且需要为中国在未来岁月中如何前进规划出新的蓝图。邓小平同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他同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们一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继往开来，主持制定了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果断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求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正确的方向，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囚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他从不动摇地坚持：为了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他历来重视巩固并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重视民主和法制的健全，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重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他提出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以及其他有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为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他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世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正是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坚强有力的引导下，我们的国家得以在十年中冲过激流，绕过暗礁，稳步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十年来，在我们党和军队工作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

面，在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和外交活动方面，邓小平同志是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早在 1980 年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坚持集体领导，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体制度。几年来，邓小平同志几次恳切地表达了退休的愿望。中央反复考虑他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同意他不进入新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也不再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他在这个岗位上继续为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做了许多重要贡献。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就一些重大问题征询意见时，他总是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同其他老同志一起，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的权威”。

《决定》接着指出：“十多年来，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取得显著进展。⋯⋯”

《决定》最后指出：“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使它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同在 11 月 9 日这一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参加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当邓小平由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人陪同来到会见大厅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邓小平笑容满面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并高兴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第二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

当基辛格走进大厅时，邓小平同他热情握手，并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

基辛格说：“我昨天听到了消息，但你将始终有很大的影响力。” 邓小平说：“你不反对吧？”基辛格答道：“我赞成。”

邓小平接着说：“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次日，邓小平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他当着几十位日本客人及中外记者，向他们也是向全中国、全世界郑重宣布：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12]短短的几句话，使在场的中外记者马上意识到：中国最高实权人物将把一切职务让给后来人，这在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罕见的事情。

“退就要真退，不要使新的领导感到工作困难。这次我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要让党、政府、军队的领导人放手工作。我相信他们能够把工作做好”。邓小平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还赞扬江泽民“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他说：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才六十三岁，有以他为首的领导班子，我很放心。

邓小平退休了，离开了军队，但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军队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远铭记在亿万军民的心中，铭刻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他的光辉思想也将继续指引我们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正如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 1989 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的：“我军建设十年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都是小平同志正确领导的结果，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心血。他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军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现在，小平同志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今后军队建设有着长远的指导作用，我们要认真学习与贯彻。”[13]

邓小平一生战功卓著，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未曾授过军衔，但他在人民眼里，是和元帅一样的。 1977 年 5 月 4 日，是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的八十岁寿辰，聂荣臻、徐向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说：“我相信，你在中国的未来也将起重大的作用，正象你过去起的作用一样。”

邓小平说：“因为我还是中国公民，也还是共产党的党员。公民有权利和义务，党员也有权利和义务，我的作用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一个普通党员：在需要的时候起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两方面的作用。你不是不当国务卿了吗？你不还是照样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嘛！”

基辛格说：“我也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同时，我知道你是中国许多改革措施的设计师。”

邓小平在入座后说：“我是退休后第一次见客人。”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

邓小平笑着说：身体还可以，但毕竟过了八十五岁了。他说：“自然规律没有法子违背。不过，我的头脑还清楚。”

在基辛格看来，邓小平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个政治家之一，他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11 月 12 日，邓小平在退休后会见了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并作了语重心长的重要讲话，给到会同志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他充满信心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他接着说：“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邓小平最后满怀深情地说：“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前、王震、余秋里等将帅都前往叶帅驻所祝贺。正当大家快进餐的时候，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也来了。邓小平一进门，看到有这么多部队高层领导人聚集一堂，情不自禁地说：“啊！老帅们都在这儿了！”叶剑英见是邓小平夫妇俩，赶忙迎上去说：“小平同志，你不也是老帅吗？！”叶剑英还多次说过：“邓小平是不授衔的元帅，是元帅的领班”。[14]

功高身退的邓小平，虽然告别了他那充满传奇色彩且辉煌的军事生涯，

但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队却永远不会忘记他⋯⋯ 注释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第

318 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二版，第 1

—2 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二版，第

59 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二版，第

394—395 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二版，第 75—76

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第

723 页。
袁厚春《百万大裁军》。花城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第 7—8 页。
郑晓国等主编《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 1977—1992

年活动实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5 年 1 月版，第 184—185 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第

763 页。
宗峻《总设计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第532

页。[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二版，第 311 页。

《人民日报》1989 年 11 月 14 日。
《解放军报》1989 年 11 月 14 日。[14]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版，第 55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