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罗明路线”的首要代表

邓小平在担任瑞金和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致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 的首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撤职。同遭此厄运的还有当时担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章，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的谢唯俊，江西省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的古柏。

毛泽东在 1972 年 8 月间曾说过：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历史表明，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在中央根据地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就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目的就是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193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第六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2 月，王明发表了《为中央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一套“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9 月下旬，由于王明去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博古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和发展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11 月，在“左”倾路线指导下，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开始攻击毛泽东路线，并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1932 年 1 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为了执行党面前的战斗的任务，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无情的坚决的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革命的危险，这种倾向在现在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危机紧张的估计不足；对于红军行动的消极，悲观失望的胡说红军涣散，不愿意利用顺利的形势开展进攻的斗争，以昨天的正确的策略，当做永远不变的教条；⋯⋯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

为贯彻执行这一决议精神，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来到瑞金。这位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戴着一副近视镜，人长得又黑又瘦。在瑞金，他把毛泽东的各种正确主张说得一无是处，将自己在苏联学到的条条框框抛出来。在他看来，中国党和红军必须迅速布尔什维克化，而根据地的人民应该迅速无产阶级化，“农民领袖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事后不久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批评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指责“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随即罢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调他去后方当有名无权的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 年初，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使中共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左”倾路线执行者深感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威信很高，影响也很广，“左”倾路线的贯彻处处受到阻碍。他们慑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不敢做得太过分，但又急于为“左”倾路线全面实施扫清道路，于是策划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其中的原委，正如李维汉后来回忆所说：

“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

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 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当然，是集体领导。⋯⋯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 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

［1]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根据地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是从福建苏区开始的。当时，罗明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曾在 1933 年初写了

《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一些具体反映边区斗争实际情况和对省委工作的意见。2 月 8 日，中共中央局为了推行“左”倾政策，发布《养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指出“中央局认为必须开展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使这一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任何动摇与纯粹的防御路线，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批判。”紧接着，中央局又于 2 月 15 日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已“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惊惶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斗争已经低落，⋯⋯实际上他是主张党应该抛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逃跑退却，⋯⋯”，并宣布“立即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不久，博古等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接连发表文章，对罗明进行公开批判。博古在《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一文中指出：

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动员群众，这个机会主义的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从前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那么，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的实质在那里呢？

这些机会主义者，首先从对于目前国际与国内的有利于我们的客观形势不了解出发，从对于目前阶级力量对比变动有利于我们的情况的不了解出发，从对于坚决、积极、艰苦地与敌人争斗着的群众力量的不了解出发。于是，从中央到福建省委和苏维埃委员会及地方党组织、少共组织、红军部队都大张旗鼓地掀起了一场反“罗明路线”斗争。2 月下旬，临时中央代表在福建省长汀县主持召开了中共福建省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对罗明以及张鼎丞、陈潭秋、杨文仲、刘晓、谭震林等人进行组织处理的决定。为使“左” 倾冒险主义在整个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畅通无阻，临时中央代表又于 3 月间来到江西，开始筹划打击排挤一批拥护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党政军干部，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

邓小平受到排挤打击的根本原因是他与“左”倾领导者之间存有原则性分歧，而直接导火索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 年 11 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中央红军主力在北线进行建（宁）黎（川）泰（宁）战役之机，派兵突然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寻乌、安远三具。邓小平根据敌强我

弱、敌人来势凶猛的情况，领导边区军民坚壁清野，采取游击战术抗击敌人的进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红军被迫撤出寻乌县城，敌人很快便基本占领了寻乌县。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斗争》杂志第三期登载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指责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同时点名批评了中共江西省委。3 月下旬，临时中央代表撇开江西省委主持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临时中央代表大谈王明的所谓布尔什维克路线，大批会、寻、安三县的“罗明路线”，指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水、岩地区，而且也在江西”。“会、寻、安党的领导机关过去是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退却逃跑的所谓单纯的防御路线，这一条路线同福建杭、永、岩的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临时中央代表的操纵下，会议最后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对于群众的、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至一闻列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即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议还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各县县委。会后不久，邓小平就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八期发表了“左”倾领导者的长篇文章《罗明路线在江西》，认为“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最坚决的打击了过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指责邓小平犯了“罗明路线” 的严重错误。同时批评江西省委给会、寻、安三县县委的指示信，“没有明确的指出会、寻、安的单纯防御路线即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并认为这在实际上“使会、寻、安党的负责者，首先是邓小平同志，逃避他们自己在执行退却逃跑的路线中所应负的主要责任。”并要求江西省委必须最清楚的明确的指出单纯防御路线的内容与实质，指出有些边区所犯的单纯防御路线，即是江西的罗明路线，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彻底改造各县、特别是边区各县党的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巩固与扩大江西苏区，完成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

以“进攻路线”为指导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苏区的发展形势是一天比一天激烈。在中共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江西省委于 4 月中旬在宁都召开了江西党组织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还决定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号召把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不久，《斗争》杂志第十二期又刊登了《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署名文章，公开批判邓、毛、谢、古四人，说“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和执行了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已经根据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纲，而组成了一个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我们应该要求他们四同志完全不隐瞒的从政治上组织上向党揭

发他们的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并且要求他们立即解散他们根据罗明路线而组织的派别和小组织，否则立即开除出党”。

面对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淫威恐吓，邓小平等人毫不妥协，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在 4 月宁都会议上和所写的两份声明书中，据理力争所坚持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在下列主要问题上与“左”倾领导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一）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左”倾领导者提出“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要“在大江以北，⋯⋯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要求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是极其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邓小平等人则坚持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扩大苏区，认为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针对“左”倾领导者攻击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缪论，驳斥道：“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并用“洋房子先生”一词讥讽“左”倾领导者。

（二）在土地政策问题上，“左”倾领导者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邓小平等人则坚决拥护毛泽东关于“在平均分配土地过程中，应当把已经没收的地主土地和富农土地和中农贫农自己的土地一起拿来平分，使雇农苦力贫农中农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土地，就是多少分均，好坏分均”的主张，做到既给富农以经济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

（三）在发展革命武装的问题上，“左”倾领导者主张把赤卫军的新编制推广到苏区的一切地方去，把一切劳动的青年成年男女全部武装起来。要求“一切武装力量都要集中到主力红军中去”，以便“在全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还规定闽赣两省必须在一个月时间内向前方输送一万名新战士；邓小平等人则认为要遵循由群众武装到地方武装再到主力红军的发展规律，不能无视根据地的人力物力状况，异想天开地下达指令性任务，也不能单求数量上扩大，应该注重提高军队的质量。强调边区情况复杂，人心不稳，在这里不宜扩大红军。扩大红军和加强群众武装和地方武装建设应该同时井举。扩大红军之事也应该由苏维埃政府组织安排，党不能包办代表政府的工作。

（四）在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左”倾领导者反对游击战略和战术，否认积极防御方针，指责红军历次反“围剿”中的所谓错误，主张实行正规战和阵地战，搞硬拚强攻死守；邓小平等人则拥护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和集中兵力的原则，实行人民战争，伺机歼敌。

可见，邓小平等人的正确意见，与“左”倾领导者的主张大相径庭。当“左”倾领导者三番五次地胁迫邓小平作检讨、交代所谓问题时，邓小平总是正气凛然，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写的都是真话”。于是，“左”倾领导者便从组织上对邓小平等人进行错误的处置。

1933 年 5 月 4 日，临时中央代表在工农红军学校召开了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大肆指责邓小平等人，攻击“以邓小平、谢唯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他们对革命斗争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他们对群众工作是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的，他们在会、

寻、安、永、吉、泰各处，实行了退却逃跑的路线，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使当地工作受到了损害”。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局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决议指出：邓小平等人的第二次申明书与第一次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同，“除给省委决议以外交辞令的回答以外，什么也没有”。决议还指责邓小平等人“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认为“他们不诚恳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服从党的决议，那么，不采取必要的组织上的结论”，就会“使党受到机会主义宰割”。随后，“左”倾领导者强行撤销了邓、毛、谢、古的领导职务，把他们分别派往县区基层单位担任巡视员或突击队工作。邓小平则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受到“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调往中央苏区边境的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面对错误打击和不公正处分的现实，邓小平毫不畏缩，表示“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随即便打点行装，背着行李，顶着烈日，独自来到偏僻的乐安县南村区。在南村区，他指导区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扩大红军队伍，还到各乡调查研究，帮助开展各项工作。可是，不到十天时间，邓小平又被临时中央召回江西省委，说是乐安县南村位于边区，怕出问题。

回到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的宁都后，邓小平被派到省委驻地附近一个叫七里村的地方参加劳动殷炼，接受所谓的“考验”。不久，在当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大力推荐下，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勉强同意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

在担任总政秘书长这一职务期间，邓小平尽心尽力，从不敷衍塞责。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准备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形势日趋紧张，不少红军机关干部被调往前线。王稼祥因不久前被敌机炸伤正在卧床养病，只有副主任贺昌在家主持总政工作。这样，邓小平既要处理大量电文、报告，又要到前线指导工作，也要代表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起草有关加强全军政治工作的指示，还要把下面部队上报的各种情况加以整理，然后一一送给中央机关的主要领导人。一天忙碌下来，尽管腰酸腿痛，头昏脑胀，但邓小平从未有半点怨言。他的出色工作，赢得了王稼祥的称赞。然而，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却对邓小平如实反映前线部队怀疑李德那一套“正规战术”的情况大为不满，认为是别有用心。于是，在邓小平当了二、三个月总政代理秘书长后，又被分配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主要负责总政《红星报》。

1933 年 9、10 月间，临时中央代表主持召开的江西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又决定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深入下去，要求用布尔什维克火力彻底“肃清罗明路线残余”。与此同时，“左”倾路线执行者在《斗争》、《红色中华报》等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批判邓小平等人的正确观点，直到 1934 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队进入到中央根据地腹地时，才不了了之。

历时一年多的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由党内到党外，由苏维埃政府内到政府外，由红军内到红军外，甚至扩展到普通群众中去，以邓小平为首的一大批拥护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邓小平在这场由“左”倾领导者发动和领导的错误斗争中，敢于坚持真

理，反对谬误，即使在遭受不公正地贬谪免职、劳动考验的情况下，依然对党襟怀坦荡，坚定信念，忍辱负重，无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