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在大决战的日日夜夜

进入中原“逐鹿场”

1948 年 1 月下旬，中央军委为打破国民党军实行“分区防御”后的所谓“中原防御体系”，决定在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站住脚的基础上，集中兵力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并打算派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挺进东南各省，继续发展战略进攻的胜利，以求吸引中原敌人回师江南。为此，中央军委于 2 月 7 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休整，随后统一指挥所属部队及陈谢兵团（归原建制）和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准备打大仗，并策应粟裕部向江南机动。

邓小平接到指示后，分别于 2 月 9 日、12 日以中共中原局名义连续复电中央军委：完全赞同军委意见。我野战军主力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的机动，实属必要。但为继续拖住进攻大别山的大批敌人，更有力地配合粟裕南下行动，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的圈子。而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则相机转移与野战军后方指挥所会合，共同部署作战。同时，建议中原三路大军应确定向西，时间不宜过早，以先粟裕部十天至半月为适当。战役组织，应以陈谢、陈唐两个兵团先行，吸引敌整编第十、十一师向西，以便大别山部队集结，补充兵员，并吸引大别山之敌西进。对于邓小平的上述意见，中央军委即刻复电同意。

为防止主力部队抽走后引起的波动，巩固业已建立的大别山根据地，邓小平于 2 月 22 日签发中共中原局《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在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以后，军区部队与地方人民武装应该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打击和歼灭分散之敌；要求提高全区军民的胜利信心和顽强的斗志，健全各种游击集团的组织，改进游击战术，坚持游击战争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后来，留在大别山的部队遵照这一指示，积极开展工作，灵活机动作战，虽然遭到敌人反复清剿，严重摧残，但始终坚持斗争，一直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2 月 24 日，邓小平率领野战军前方指挥所转出大别山，北渡淮河，来到安徽省临泉县以南的韦寨，与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后方指挥所会合。邓小平一见面便关切地询问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刘伯承幽默地说：“没啥子事罗！这回大军出山，可要跟蒋介石、白崇禧好好周旋一番了。”然而，人们看到这时的邓小平，衣着黄旧，又黑又瘦，唯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

此时，蒋介石已将中原战场划分为八个绥靖区，每个绥靖区辖三至五个旅，担负各战略要点的守备。另以主力组成邱清泉兵团、胡琏兵团、孙元良兵团，以及张轸兵团、裴昌会兵团、张淦兵团等六个兵团，担负机动作战任务。全部兵力为三十七个整编师，连同非正规部队共八十六个旅六十六万多人。这些部队，分由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兼徐州司令部司令官顾祝同、国防部长兼九江指挥部总指挥白崇禧、武汉行辕主任程潜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企图保持津浦、平汉、陇海三条铁路线，并以此分割解放军在中原的布势，确保长江防线，阻止解放军南渡长江和西出汉水。

对于国民党军的“中原防御体系”，刘伯承指出：“蒋某人是信基督教的，他在‘十字架’上死定了。”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意味着国民党军主力将在陇海铁路与平汉、津浦铁路交叉点的郑州、徐州地区被消灭。他还在

一次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古人说‘中原逐鹿’，现在中原就是逐鹿场。”自古以来，中原乃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全国战局的棋盘上，中原是决定

战争双方最后得失的重要实地。为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多次指示刘邓要集中兵力，调动敌人，寻机歼敌，控制中原。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还特意让陈毅转告刘邓说：“自古谁得中原，谁可得天下。取得东北、华北，再取得中原，就得到了全中国，中原战士要了解自己的光荣岗位！”

刘邓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于 2 月底陆续将主力调出大别山，进至淮北和豫西，集结整训，并会合在这一地区的陈谢兵团和陈唐兵团，准备寻机歼敌。与此同时，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北渡黄河，到达濮阳地区休整。

蒋介石、白崇禧察觉到刘邓的战略意图后，除以十多个旅在大别山继续清剿外，即以张轸兵团的三个整编师和张淦兵团的一个整编师，进驻淮河南北的潢川、固始、阜阳一带，企图截断刘邓大军南北两部的联系，进而破坏刘邓大军主力在沙河、淮河间集结休补；以胡琏兵团两个整编师位于漯河地区，监视陈谢兵团和陈唐兵团。另外，以邱清泉兵团在荷泽地区监视粟裕所部，以孙元良兵团主力猬集于郑州及郑州、洛阳间铁路沿线要点；以裴昌会兵团位于陇海路潼关至洛阳段防守。不久，由于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大捷，胡宗南调裴昌会兵团西援。这样，陇海路郑州至潼关间四百公里地段敌守备空虚，除洛阳为敌青年军第二○六师主力、黑石关为孙元良兵团少数兵力把守外，其余均由保安团队防守。

洛阳地处秦、晋、豫三省要冲，是陇海铁路线中段重镇，又是连接中原和西北的战略要点。这座古城虽被国民党自诩为“金城汤池”，但守备力量薄弱。据此，刘邓果断地决定发起洛阳战役，以便调动敌人，掩护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以陈唐兵团为右路军，第八纵队插向洛阳以东，抢占黑石关、僵师并破击铁路，准备阻击胡琏、孙元良兵团西援；第三纵队进抵洛阳以东及东南，准备攻城。以陈谢兵团为左路军，第九纵队袭古新安、渑池，切断洛陕联系；第四纵队进到洛阳以西以南，协同陈唐兵团第三纵队攻城。

战役按预定计划于 3 月 7 日夜开始，担任阻援任务的第八、九纵队，分别袭占偃师、新安、渑池、宜阳等地，控制了阻援阵地。9 日黄昏，第三、四纵队奉刘邓之命开始攻城，经过三天攻城战斗、四天城内巷战，于 14 日夜攻下洛阳全城。洛阳战役，共歼敌约二万人，活捉敌青年军第二○六师少将师长邱行湘以下一万五千人。这一仗的胜利，切断了中原与西北之敌的联系，扩大了豫陕鄂解放区，调动了敌人，打乱了敌在中原的原有布势，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野战军主力的西进和休整。

4 月中旬，刘邓率领中共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进驻豫西叶县以东的郭店镇后，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整训和补充。在整训中，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三整和群众性练兵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重点是团以下部队，经过整训，广大干部战士提高了政治觉悟，增进了内外部团结，加深了对党的各项政策的理解，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使部队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4 月 25 日，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方委员会和后方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他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意义，从坚持大别山斗争对中原战局乃至全国战局的影响，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局部与全部的关系。他指出：“现在，中原吸引了蒋

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内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 在邓小平看来，分析形势不能凭直觉来看问题，不能凭自己头脑里有没有乌云来判断形势，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他向大家发出号召：敢于胜利，勇于吃苦，准备勇敢坚决地打过长江。关于以后的革命发展趋势，邓小平认为不犯错误是在三五年内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在哪些问题上不要犯错误呢？邓小平指出：“正如中央提出的，有五个问题，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犯了原则的错误就要失败。”

（一）战争问题。经过二十一个月的自卫战争，我军在质量上已经高过国民党军队，再过一段时间数量上也可以同他们平衡。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骄傲，特别是打胜仗的部队，更要兢兢业业。我们的胜利决定在“脚”，发现战机，就要敢于走路，或者脱离敌人，或者奔袭敌人。

（二）土改问题。革命就要反帝反封建，而帝国主义的支柱是封建主义。不反对封建主义，不进行土改，就不能支持长期战争，革命也不会成功。就是把南京占领，不进行土改，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还在，也是不行的，土地改革牵涉很多政策问题，需要很好解决。

（三）整党问题，中国革命的队伍大得很，任务又多，共产党员担负的责任很重。党领导得好不好，中央的路线政策执行得如何，要看共产党员合不合标准，因此，要及时整顿党内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不纯的现象，否则，党就要腐朽。整党要有正确的方法，要教育同志、团结内部，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人人都要反省一下，来一个自觉运动。不能自觉的，别人来帮助。确实不能挽救的，要洗刷出去。

（四）工商业政策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就无法进行，人民的生活要受到影响，革命就要失败。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什么是官僚资本。官僚资本是指四大家族那个集团，而不是官僚加资本。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

（五）杀人问题，如果乱杀人，革命就一定要失败。所以，在这一问题上，要特别慎重，坚决避免犯过去“肃反”乱抓人、乱杀人的错误。

邓小平在报告的最后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正确的路线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邓小平的这篇报告，对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科学地分析形势，正确地掌握和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从而为发动新的攻势做好思想准备，起了重要作用。

刘邓在抓紧部队整训的同时，根据 4 月 16 日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发起宛西战役。宛西是指河南南阳以西的邓县、镇平、内乡、淅川一带，南阳在历史上称为宛城。这一地区位于豫陕鄂交界处，北通武关，南接汉水。敌人在宛西四县驻有二十八个保安团，是刘邓大军发展巩固豫陕鄂根据地和进一步向汉水流域发展的一大障碍。为扫除这一障碍，使豫西和桐柏连成一片，刘邓于 4 月 20 日下达了《关于宛西战役的部署》：以第二、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及桐柏军区部队为作战集团，攻击宛西四县守敌；以第三、六、九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八纵队为保障集团，担任钳制打援的任务；整个战役由陈赓指挥。

战前，邓小平找到陈凄，对他说：“这次战役，是我们三军会师、逐鹿中原的第一步棋，一定要出奇制胜，掌握中原战场的主动权。打下宛西四县，我们的后方就有了可靠的依托，今后，我们主力在中原机动作战，就无后顾之忧了”。

邓小平想了想又说：“南阳地区是别挺芳的老巢，他在此实行了‘宛西自治’多年，对人民很有欺骗性。至今，那里的群众对他仍颇有好感。部队进入南阳后，在宣传和执行政策上一定要讲究策略，坚决执行新区政策和纪律，把工作重点放在打击少数反动武装头子和地主恶霸身上，避免打击一大片，逐步争取群众”。[1]

从 5 月 2 日起，作战集团采取远距离奔袭和突然包围的战术，先后攻占镇平、内乡、浙川、邓县等地，歼敌整编第九师一个团、五个保安团全部和十三个保安团大部。此后，第四纵队出渭南，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第二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及桐柏军区主力向汉水流域发展。15 日至 17 日，又攻克光化、老河口，歼敌正规军两个团。与此同时，保障集团第九纵队在登封、密县地区歼灭敌整编第九师约一个团和整编第四十七师第一二七旅大部；第八纵队全歼许昌守敌独立第二十一旅。至此，宛西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二万一千人，收复宛西城镇十多座。当时国民党报纸说：“宛西一战，别挺芳、薛炳灵经营十多年的团队跨台，中原的左侧，已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适应尔后作战和建设中原解放区的需要，于 5 月

9 日决定加强中共中原局的领导，任命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李先念、粟裕、宋任穷、陈赓、张际春、谭震林、李达等人为委员。同时决定重建中原军区，并将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包括陈谢兵团）改称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为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甫等七个军区，原晋冀豫野战军第十、十二纵队及陈谢兵团的第三十八军，分别改为桐柏、江汉、豫西军区部队。中原野战军下辖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等七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王维纲；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治委员杜义德：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李成芳；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霖芝。为加强中原地区的作战力量，中央军委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决定粟裕部三个纵队暂缓过江，加入到中原逐鹿的行列。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把中原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任命李先念为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锡联为第一副司令员，陈再道为第二副司令员，苏振华为副政委；陈赓为第三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并同意成立中原解放区行政委员会。

中原局的加强、中原军区的重建和中原解放区行政委员会的成立，以及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的联合行动，标志着中原逐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 月下旬，刘邓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钳制敌张咎兵团，策应粟裕部南渡黄河行动，决定发起宛东战役。以陈锡联指挥第一、三、六纵队组成东兵团，佯攻确山，并适时西进，迎歼南阳援敌张轸兵团；以陈赓指挥第二、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以及桐柏、豫西军区部队组成西兵团，准备由西向东

配合东兵团夹击敌张答兵团。

5 月 25 日，刘邓命令东、西两个兵团开始行动。东兵团以浩大的声势进占驻马店，假装围攻确山。蒋介石、白崇禧害怕平汉铁路线南段被解放军切断，果然急令胡玻兵团、张轸兵团出援。胡琏兵团由临颖向漯河南进，张答兵团由南阳东援。刘邓为诱敌上钧，命令桐柏军区部队破坏唐河、泌阳一线的公路，只留由南阳经社旗镇至驻马店这一条道路。张轸兵团三个整编师，成密集队形，沿公路直奔社旗镇，于 28 日夜被西兵团堵截于社旗镇以南的埠口地区。刘邓立即改令东兵团兼程西进，配合西兵团围歼敌张咎兵团，并以华东野战军第三、八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钳制南援之敌胡琏兵团。

敌张轸兵团被西兵团堵截后，顿感情况不妙，立即收缩兵力。29 日，敌已判明刘邓有“围城打援”的意图，遂决定调整部署，准备逃回南阳，并在第二天，派出一部兵力向东佯动。敌人这一行动迷惑了西兵团指挥员，他们急忙调兵团主力东移，从而放松了西面的阻击。31 日拂晓，敌乘东兵团尚未赶到之际，突然调头由社旗镇沿公路向南阳西窜。西兵团发现后迅猛追击，于 31 日下午将敌后卫整编第五十八师师部及第一八三旅包围在南阳以东的

马刘营地区。激战至 6 月 3 日，全歼马刘营之敌，活捉敌整编第五十八师副师长肖本元。至此，宛东战役宣告结束，共歼敌一万多人。

宛东战役，完成了保障华东野战军粟裕部的南渡行动，但错过了全歼敌张轸兵团的有利时机。刘伯承在总结这一教训时说：“因西兵团一部顾虑自己局部的伤亡，于 29 日脱离埠口之敌，向社旗镇北撤退，未将张珍抓紧，而西兵团又迷于敌人表面的现象误认为张轸东进，也没有照顾我东面有东兵团，将主力东进至羊册、郭集地区，欲由南北夹击并防敌东逃，因而放松了极重要的西面兜击，使张轸得于 31 日拂晓向西逃走，是日午逃到桥头，此为未全歼敌重大的失着，这是未能把握基本情况发展的规律，迷失战役指导方向的重大教训。”

月末，粟裕部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集中主力，寻歼敌整编第五军，同时要求中原野战军积极钳制南线敌人，配合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行动。据此，刘邓决定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迅速北上归原建制，以第一、三纵队在平汉铁路线南段阻击敌人，并准备以第二、四、六纵队及桐柏、陕南军区部队，于

6 月 20 日以前在汉水中游地区发动攻势，消灭老河口、襄阳、樊城地区之敌。
月中旬至 7 月上旬，华东野战军在豫东地区相继进行了开封战役和雅

（县）杞（县）战役，即豫东战役。这场由粟裕、张震等负责指挥的大规模战役，共歼敌八万五千多人，生俘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及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有力地推动了中原战局的发展。为阻敌增援，刘邓先后在平汉铁路线南段西平地区组织了三次阻击作战。第一次是阻敌胡玻兵团北援开封，后两次都是阻敌胡琏兵团、吴绍周兵团北援睢杞。期间，刘邓出于全局考虑，决定推迟老（河口）襄（樊）战役计划，速调第二、四纵队赴平汉铁路阻敌北援，只把第六纵队留在河南新野地区待命。

当华东野战军攻占开封后，蒋介石慌了手脚，急令张轸临时统一指挥胡琏兵团、吴绍周兵团，分由汝南、驻马店地区北进，并把杨干才兵团由南阳东调确山为后援。这样，汉水中游地区守敌即陷入孤立状态，在老河口至襄阳、樊城段仅有三个旅及保安团共二方多人兵力，由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特务头子康泽指挥。机不可失，刘邓立即命令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

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及桐柏军区五个团、陕南军区第十二旅，首先歼灭老河口、谷城之敌，然后攻打襄樊。

老河口和谷城，隔汉水相望，距襄樊有一百三十多里路，并与其形成犄角之势。7 月 2 日凌晨，王近山率领第六纵队冒雨从新野地区出发，以突然隐蔽的动作，一昼夜行军一百五十多里，于当日夜进抵老河口，守敌弃城逃进谷城。第六纵队乘胜西渡汉水向谷城追击。谷城守敌害怕被歼，也弃城向襄阳逃窜。第六纵队在陕南第十二旅的配合下，在谷城以东追歼南逃之敌第一六三旅一个团又一个营。接着，星夜兼程，沿汉水进逼襄阳，并于 7 月 6 日合围了该城。

襄阳位于汉水南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它南面群山耸立，地势险要，西、东两面均为汉水环抱。襄阳守敌凭借天险地势，在城内外修筑了大量工事，并在所有的交通要道、火力死角及开阔地带布满了地雷，还烧光了城关四周的所有村庄、民房，自吹“襄阳防御，固若金汤。”当时，康泽以第一○四旅主力守南门，一个团守城南山地；以第一六四浓一个团守西门；以第一六三旅一个团守西门外各要点；以第一六四旅旅部率两个团驻守樊城。

兵家历来认为，取襄阳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在，山失则城亡。

月 7
日，王近山率领第六纵队第十七旅、陕南第十二旅及桐柏第三分区部队向城南诸山发起攻击，守敌依托坚固设防的南山顽抗，并使用了毒气弹，造成攻击部队伤亡很大，弹药消耗过多。在攻击城南山地战斗受挫的情况下，刘邓毅然决定由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亲自指挥攻城作战，并要求采取“扬长避短，集中优势兵力打击要害”的办法，跟敌人斗智斗法，一定要“攻下襄阳，活捉康泽。”邓小平还对王近山说：“打襄阳要纵观全局，通盘计划，象割肉一样，先割哪块，后割哪块，割肥的，割瘦的，心中要有个数！”

王近山根据刘邓的指示要求，一反自古以来取襄阳必先夺南山的惯例，决定以一部兵力佯攻南山，集中兵力用“掏心战法”，从东、西两面突袭襄阳城。此外，以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继续围攻樊城。刘邓当即批准了这一新的攻城计划，夸奖“王近山是位好同志”，并要求参战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精神，“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以求彻底胜利。”

按照预定计划，从 7 月 9 日起，王近山亲自率领第六纵队主力“刀劈三关”，相继攻占琵琶山、真武山和铁佛寺，沿城南山地与汉水之间的狭长走廊直逼西门。与此同时，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陕南军区第十二旅也分别建立了东南角和东北角的攻击阵地，从而形成了马蹄形的攻城态势。康泽闻报后，不禁大吃一惊，急令第一六四旅主力放弃樊城，退入襄阳，企图全力固守待援。

蒋介石、白崇禧起初认为，襄阳被围不过是“共军声东击西的故伎”，并给康泽打气说：“依山固守，耗其兵力，争取时间，等待援兵。”待到襄阳城门频频告急时，他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蒋介石智穷力竭，一面要康泽“弃山守城，固守待援”，一面命令华中“剿总”驰援襄阳。白崇禧则发电怒斥康泽不听指挥，擅自放弃南山，违背“居高临下，恃于形势”的军事法则，严令康泽夺回真武山，恢复城南防御态势。蒋介石、白崇禧的不同电示，搞得康泽无所适从，不知怎么办才好。

正当襄阳守敌犹豫未决之际，王近山指挥攻城部队于 15 日晚发起总攻。

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第六纵队和陕南第十二旅、桐柏第二十八旅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迅速从东、西两门突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激战至 16 日，攻克襄阳全城，活捉国民党特务头子、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至此，老襄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二万多人，解放了老河口、谷城、南漳、宜成、襄阳、樊城等地。捷报传来，从不轻易表扬部属的邓小平，高兴他说：“王近山有两个难得，一是别人叫苦的硬仗，他能主动要求去打，这是勇；二是打硬仗有讲究，这是谋，二者兼得。”

月 23
日，中共中央特地给刘邓发来贺电，指出：“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对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了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则把老襄战役赞誉为“小型模范战役”。

经过宛西、宛东、开封、睢杞、老襄等战役，国民党在中原战场的分区防御体系被粉碎，解放军已经完全掌握了中原战场的主动权。

后来，邓小平无不感慨他说：“从大别山出来以后，二野就削弱了。二野本来武器就差，好不容易从敌人手里夺来的重武器，过黄泛区时也丢掉了。二野兵力小，还分了两摊，刘邓一摊，陈赓一摊。主体四个纵队都削弱了，有三个纵队每个只有两个旅。不过，我们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淮海战役前，打了一些小仗，取得了胜利。我们没有丧失过机会，该打的都打了。这时，中原三足鼎立，东北取得了胜利，西北也稳住了脚，对全国的鼓舞很大。总的形势是好的。”[2]

老襄战役结束后，蒋介石由于在各战场接连遭到失败，不得不将战略方针由“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 1948 年 8 月 3 日至 6 日，他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军统帅部“军事检讨会”，决定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并强调在这一地区内，“各绥区国军配合地主武装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强大之进剿兵团，捣毁匪军根据地，猛烈追剿，使成流寇，然后依后备兵团之增强，迫匪于绝地而歼灭之。”为实现“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将整编师、旅恢复成军、师，军以三万五千人定编，师为二个建制团；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防御，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机动兵团，加强增援力量。企图以此使解放军对战略要点“啃不烂”，对机动兵团“吃不掉”而陷入被动。

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刘峙和华中“剿总”白崇禧根据南京军事会议的决定，加强了济南、郑州、南阳等要点城市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将原整编军改为兵团，连同原兵团共七个兵团，其中主力兵团被分别配置在徐州、信阳地区。

面对这种形势，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原局和以刘邓为首的中原军区决定自 8 月起，利用战役间隙进行休整，以便部队恢复体力，整顿组织，补充缺额，总结经验，鼓舞士气，进行军政训练，为适应大兵团作战做准备。8 月 24 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六、七月份的综合报告，并提出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各纵队和军区按照刘邓的统一安排，在1948 年春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整党整军运动。这次整党整军的基本环节，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开展三大（军事、政治、经济）民主。在组织整顿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营党委和纵队、旅直属党委，并着手建立军区、军分区党委，对所属部队和地方实行一元化领导。尔后，把整党与士兵诉苦、三大民主相结合，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地分析产生各种问题的思

想根源，不留情面地揭露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作风，全面地整顿支部工作。与此同时，发动干部战士总结作战经验，开展以射击、投弹、刺杀和构筑工事为主要内容的练兵活动，并结合洛阳、宛西、老襄等战役的经验教训，进行攻城战斗及村落战、巷战的沙盘作业和实兵演练。

月底，邓小平奉命由豫西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扩大会议。临行前，他把中原局的工作交待了一下，请刘伯承、陈毅在军事方面多负责，请邓子恢在地方工作上多负责，还特别提出要把整党整军运动抓好，以延安整风为榜样，通过整训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以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战斗。
月 8 日至 13

日，邓小平在西柏坡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两年的工作情况，规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会议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会议还在 1948 年 1 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全军加强集中统一和正规化建设，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同时发出号召：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同敌人强大兵团作战，攻击敌人大城市，夺取全中国的胜利！中央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于 9 月发出《关于解放战争第三年战略方针、作战计划和军队建设的指示》，要求全军在战争第三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以上。其中，华东野战军歼敌四十个旅，中原野战军歼敌十四个旅。

从 9 月开始，中原野战军和其它野战军遵照军委的指示，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西北战场上，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尔后又及时由秋季攻势转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