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大演习

1981 年 6 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军事决策，就是激扬军威、全面检验和提高军政素质，在华北地区举行一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诸军兵种实兵演习。

在一般人看来，搞实兵实弹演习是世界各国军队的普遍做法，不足为奇。然而，对中国军队来说，华北大演习的举行却有着深刻的背景。

背景之一，华北大演习是邓小平强调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抓紧抓好的成果检验。

1977 年，邓小平恢复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的职务后，一直思考着“军队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当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军队的军政索质明显下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机构臃肿、纪律废驰、作风不好、装备落后等问题。为了在军队中拨乱反正，肃清军队建设上“左”的错误影响，搞好军队整顿工作，中央军委于 8 月召开了座谈会。在会上，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一针见血地指出：“四个现代化，有个国防现代化。军队目前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很多同志担心，军队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还有同志担心，军队经过林彪、‘四人帮’这样久的破坏，如果不很快整顿，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这些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这就提出一些问题：军队怎样整顿，怎样准备打仗，怎样把军队搞好。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谈到国防现代化问题。”[3]

解决这些问题从何着手呢？邓小平从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从人民军队几起几落的军训史上深知，苦练出硬功夫，只有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才能出战斗力，才能打胜仗。于是，他特别强调指出：1975 年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时候，在我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原则，就是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我们的军队过去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的，那时提升干部主要靠战场上考验。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是要从教育训练着手？要把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

在邓小平看来，要把这个方针具体化，首先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部队要加强政治教育，加强纪律性，要从勤学苦练当中学本领。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军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通过学习、拉练、演习，可以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

此后，邓小平在 1977 年底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又明确指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打来怎么办？应该说，现在我们也能打。⋯⋯ 但是我们一定要争取有更多的时间，把装备搞上去，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搞好，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1980 年 3 月，他针对部队训练状况，再次强调指出：1975 年我们就提出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因为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这一段时间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现在重新提出来，并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

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邓小平在强调落实部队教育训练的内容时，对合同训练尤为重视。他先后指出：“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部队训练要“包括现代战争知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内容”，“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的水平上，现在单练这些就不够了。怎样对付坦克、飞机等等，每个战士都得学会。怎样把天上地下协同起来，我们也要学会”，“训练可是要注意合成训练，抓合成军作战训练”，“要逐步地把军队合成起来，通过平时训练，使大家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学会这方面的本领”，等等。

邓小平关于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抓紧抓好，加强部队合成训练的一系列指示，使军队教育训练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教育训练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都逐步得到了理顺，部队训练从内容到方法、步骤已形成了一条新的路子，初步走上了正轨。

背景之二，华北大演习是中国军队贯彻新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具体实践。“抓战略”，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的一项主要任务。在他看来，“没有

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为此，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积极防御。1978 年 6 月 29 日，他在听取有关造船工业情况汇报时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二十年后也是战略防御，这包括核潜艇也是战略防御武器⋯⋯。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1979 年 7 月 29 日，他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又指出：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我们不像霸权主义那样到处伸手。我们建设海军基本上是防御，面临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这个力量要顶用。

1980 年 10 月中旬，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全军高级干部研讨会，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探讨军事方针问题。与会者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讨论热烈， 10 月 15 日，邓小平在作总结性发言时说：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 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我们中国有几个特点，一个不信邪，一个我们有持久战的传统。从 1927 年算起，从井冈山算起嘛，当然不只是井冈山了，到解放战争结束是二十二年，加抗美援朝战争是二十五年。就拿抗日战争本身说也是八年，如果抗日战争加解放战争是十一年多。所以我们有持久战的传统。还有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务的传统。过去我们什么时候是以相等的装备战胜敌人？都是很劣势很劣势的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现代化装备不是没有缺点的，两只脚当然跑不过摩托车，跑不过坦克，但是两只脚方便得很，只要有点小米就行了，坦克、飞机也要“粮食”，一旦卡断了，就不行了。淮海战役时，黄维兵团是机械化装备，坦克也不少哇，最后断了补给，坦克当作工事，周围一圈都是坦克，根本不顶用。这个很多同志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们有劣势装备战胜强大装备的传统。这一点要强调。这是我们人民军队有信心、增强信心的根据。我们总是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所以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

执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核心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式，当时邓小平和中央军委认为，我们战略防御的重心在北方，要依据未来反侵略战争情况灵活运用作战形式和作战方法。在未来反侵略全面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敌进攻我防御，敌主动我被动。在敌人实施宽正面、

大纵深、高速度进攻的情况下，我们应以坚守防御的阵地战为主，坚决抗击敌人的战略突袭，制止敌人长驱直入，争取坚持至少半年时间，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掩护军队主力战略展开。同时，要把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结合起来，积极捕捉和创造战机，打规模不等的运动战，还要发动和组织地方武装与敌展开游击战，以消耗、疲惫敌人。这样，就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过去“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运动战、打歼灭战的二十一字方针”。这是战争初期战略指导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不能不引起与会者的震动。但是，经过反复比较和科学分析，最后还是一致拥护新的积极防御方针，井认为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新贡献和新发展。

战略方针确定了，大家的认识也统一了，下一步就是要把新的战略方针具体化。为此，邓小平在这次会上指出：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要制定各种计划，要结合训练，要根据这次会议讨论，搞出一个作战预案来，包括全局，包括每一个战略区域。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一次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战役集训，以解决战略方针的具体化问题。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于 1980 年

12 月联名发文，委托北京军区筹划和准备一次实兵演习，并结合演习，为战役集训编写一套理论材料。从此，三总部、有关军兵种和北京军区的领导及机关，进入了异常紧张的演习筹备状态。北京军区、空军所属许多部队相继开始了高标准、高强度的训练。

1981 年 1 月中旬，张震副总参谋长等到北京军区，了解演习的大体设想。

2 月底，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同志又听取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偕演习指挥组关于演习方案的汇报。北京军区的演习方案是搞方面军规模，兵力多，场面大、气魄令人振奋。出于经费、国际影响等方面的考虑，总参领导倾向于搞小些，规模控制在集团军或师的范围。这样，总参谋部和北京军区共提出了三个演习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最高决策者的勇气、智慧和驾驭能力。

3 月上旬，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向邓小平当面汇报有关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的方案与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意见。

杨、张俩人深知邓小平的工作作风，有什么事就谈什么事，说完就完，不必多寒喧。于是，杨得志开门见山地说：演习拟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按北京军区汇报的××万人方案；第二方案，压缩到×万人左右；第三方案，只搞图上作业。这三个方案考虑的根据，主要是调整时期要动用这样多的部队，动用这样多的钱，比较困难。在来之前，军委办公会议也研究了一下，有的同志说，按第一方案搞花钱太多；政治上对苏联有没有影响？所得的效果又如何？还有的同志说，只动用××军加上一点训练保障，部队不做大的调动，可以节约一些。办公会议其他同志也认为规模小一点好，节约一点好。” 杨得志最后说：“到底怎么确定好，请您指示。

待杨总长说完，张震又就第一方案作了些补充说明。他说：这是我军历史上实兵演习规模最大的一次。

听了杨得志、张震的汇报后，邓小平吸了口香烟，直截了当地说：由于演习，在政治上会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映，不要考虑。这与海上演习不同，

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与海上演习就不一样了。苏军也搞嘛！苏军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政治上的反映，我们过去也搞过嘛！说到这，邓小平看了看杨得志和张震，又说：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只在旅大，辽东半岛叶帅主持搞了一次，我去看了，你们也去了吧？

杨得志不无遗憾地回答说：我们当时在战役系学习，都没有去。 “还有一点”，邓小平接着说：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我

们好久没有打仗了，⋯⋯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下该有吧！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搞一次。军委常委同志不是都同意吗？

杨得志回答说：对立案、企图没有不同意见，只是觉得规模大，花钱多。邓小平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

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对部队作风培养都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现在人民不知道军队在于什么，有的只是听说军队在闹事，经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给人民看，这样更加强了军民关系，也使军民关系更好些，对加强军队训练有作用。

张震介绍说：去年××演习××军搞了一次阅兵，空降兵走得最好，大家反映很好。

邓小平说：××军搞了一次，那次演习听说搞得不错，但规模不大。

张震接着说：那次演习是一个师，也用了空军，演习的钱花了××万元，动用储备物资××万元，主要是油、弹药要钱。

邓小平说：就是花油钱多一些，现在我们油还不多，打的炮弹多一些，我们对×反击作战还不是打了更多的炮弹，当然也有浪费，恐怕多打了一倍吧。对×作战，他们对我们的评价有两条：一条是炮火厉害，第二条是部队勇敢。

邓小平又点上一支烟，挥了一下右手，严肃地说：就按第一方案搞，要力求节约。总参具体抓。

张震说：杨总长是领导小组组长，具体的请秦基伟同志搞。

邓小平说：看看部队这次搞得怎么样，这样规模的演习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问题要看这次的组织能力怎么样。演习时各军区首长、备军兵种首长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

张震最后请示道：如果这样搞，要用一笔经费，要动用储备物资。邓小平说：好吧！就这样。

一场震惊中外的军事大演习，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3 月中旬，北京军区召开演习筹备工作会议，杨得志总参谋长等到会并讲了话。他要求大家认真贯彻领会邓小平关于演习问题的重要指示，以最大的决心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组织指挥好华北大演习。秦基伟司令员表示，要创造一流成绩，不辜负军委和总部首长的信任和希望。他在谈到如何贯彻邓小平关于“演习要力求节约”的指示时说：搞横习是要花钱的，但要尽量少花，即使是正当的必要的开支，也要精打细算，不要大手大脚，特别是要注意节

约油料、弹药、摩托小时，减少损坏群众的庄稼。这次演习规模大，参加部队多，车辆多，如果稍不注意，浪费起来就是个很大的数量。招待工作要朴素，要学老八路。炸药包要小点。目前，国防经费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十分汪意节约，力求少花钱，多办事，把这次演习搞好。

秦司令员还强调说：从现在到演习只有六个月时间了，而要做的工作是大量的，教材要编写，场地要勘察，部队要训练，接待要准备，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办好的，哪一个环节搞不好都不行，都要出漏洞，影响全盘。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口号：标准要高，要求要严，工作要细，效果要好。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由北京军区组织的方面军战役实兵演习，于1981 年 9 月 13 日在华北某地正式举行。这时，邓小平已是中央军委主席了，他同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亲赴现场观看演习。演习持续了六天，参加演习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共十一万人，出动坦克、装甲车一千三百多辆，火炮一千五百多门，飞机二百八十五架，汽车一万多辆。

这场大演习的总体设想是：“监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红军”发动全面进攻，首先使用核武器和远程航空兵对“红军”防御纵深的重要目标实施猛烈轰击；之后，地面部队发起攻击，坦克、装甲车集群在空军的掩护下，突入“红军”防御阵地，企图占领“战略要地”。“红军”发现“蓝军”大规模入侵的征候后，立即组织动员，进入紧急状态，迅速完成战役展开，进行坚守防御，顽强抗击，并适时转入反突击，粉碎“蓝军”的进攻企图。基于这种设想，参加演习的部队紧紧围绕战争初期坚守防御的目的和任务，侧重演练了四个课题。一是模拟“蓝军”坦克师进攻。主要展示“蓝军”坦克师开进、展开、冲击、突破等作战样式，研究战争初期“蓝军”的进攻特点，探讨“红军”的抗击手段。二是空降、反空降。“蓝军”实施伞降和机降，抢占与扼守要点；“红军”实施反空降作战，组织部队开进、展开、包围、攻击和歼灭“蓝军”空降部队。主要研究“蓝军”垂直进攻的作战样式，检验“红军”反空降作战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指挥协同方法。三是坚固阵地防御。“红军”依托预设阵地顽强抗击“蓝军”的连续进攻，反复与“蓝军”争夺要点，迟滞“蓝军”攻势，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和“红军”主力战略展开。四是集团军首长机关率部分实兵进行反突击。“蓝军”方面军投入第二梯队，并突破“红军”第二道防御地带；“红军”使用预备队，陆军诸兵种部队在航空兵和民兵的配合下，密切协同，突击穿插，歼灭突入的“蓝军”，研究在防御战役中中小规模运动战的组织指挥、后勤保障及诸军兵种协同等问题。

9 月 19 日，即演习结束后的第二天，举行了盛大阅兵式。邓小平乘敞篷“红旗”轿车检阅了参加演习的陆军、空军以及部分海军部队后，登上阅兵台发表重要讲话。他对着麦克风满怀激情地说：“同志们！你们胜利地完成了这次演习任务。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邓小平接着说：“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这对全军的建设、战备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演习达到了预期目的，是成功的。这充分表明，我们党缔造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军政素质是好的，是有优良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完全相信，有这样一支好的军队，

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打败任何侵略者。当前，我国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有力贯彻，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更加安定团结，各条战线出现了越来越好的形势。国际上，反霸斗争更加发展，霸权主义更加孤立。但必须看到，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苏联霸权主义加速推进全球战略部署，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我国的安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邓小平最后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

“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民兵建设，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我们一定要加强军政训练，进一步增强军队的军政索质，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 活动，加强作风培养，使部队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咯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4]

关于这次华北实兵大演习，新华社于 1981 年 9 月 26 日报道说：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部队和空军部队最近在华北某地举行了一次现代条件下的军事演习，向党和人民汇报我军加速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成就。

这次演习和阅兵，是在党的六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进行的。参加演习和受阅的，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还有空军航空兵和空降兵部队等。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来，他们坚决响应党的召唤，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为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努力奋斗，取得了很大成绩。

这次演习，组织严密，准备充分，诸军兵种密切协同，“红”“蓝”两军对阵“激战”，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达到了预期目的。演习充分显示了我军指战员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战斗作风，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出色的指挥艺术和熟练的战术技术素养，武器装备也有很大改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有战斗力的、完全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强大人民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