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竿亮旗

“南宁兵变”后，邓小平等为什么选择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左右江地区，位于广西西南部边睡。右江地区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包括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凤山、凌云、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河池、隆安等十多个县，聚居着壮、汉、瑶、苗、彝、回、仫佬、毛难等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四分之三。这些民族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的残酷压榨，以及军阀的巧取豪夺，加上连年兵灾匪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有着勇于抗争的精神。早在 1921 年，壮族青年韦拔群便开始在东兰、凤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曾指挥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赶走了县知事和团总。随后，又仿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做法，在东兰县举办过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革命思想，启发群众觉悟，为右江地区培训农民运动骨干。在韦拔群的带动和影响下，余少杰、黄治峰、黄书祥等人也在恩隆、奉议、思林等地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右江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也没有停止过，还曾攻占了果德、向都、那马、思林等四个县城。这里的广大群众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革命觉悟比较高。这一地区虽然偏僻、闭塞，经济文化落后，但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没有正规军，只有一些民团和土匪武装。另外，群山环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的地理环境：对开展游击战争十分有利，上山能藏，下山能打，进退回旋余地较大。邓小平回忆说：“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2]

与右江地区毗邻的左江地区，包括左江流域的龙州、上金、雷平、思乐、凭祥、宁明、扶南等十多个县，南靠十万大山，西部和西南与越南接壤，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被称为“蛮烟瘴雨”之地。龙州是广西西南边陲的重镇，也是左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 1885 年中法战争后被开辟为帝国主义的商埠。这里虽然反动统治的基础比较深厚，但以壮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却有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传统。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左江各族群众参加与支持过刘永福领导黑旗军的抗法作战； 1907 年，凭祥等县人民积极响应孙中山在镇南举行的起义；二十年代初，高孤雁等壮族进步青年在龙州宣传革命思想；大革命时期，陈霁、易挽澜等共产党人成立“镇南道农民协会办事处”，领导农民运动。

1929 年 10 月 20 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队到达右江地区的恩隆县平马镇后，立即召开了党委会议，明确提出中共广西特委在左右江地区的当务之急，就是领导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做好筹划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成立苏维埃政府的准备工作。10 月 22 日，部队分别进驻百色县城、奉议县田州镇和那坡镇一带。在百色，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特委和军委联席会议，就武装农民、发动起义、创建根据地、改组部队等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综合群议，邓小平作出如下决定和部署：

“（一）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充分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

“（二）改造第四大队，逐渐撤换反动军官，加强士兵工作，改造士兵成分（增加大批农民入军队中）；

“（三）号召群众并以军队力量协同群众扑灭豪绅武装； “（四）解决第三大队，围缴其枪械： “（五）扩充新的部队，培养新的干部”。[3]

会后，邓小平、张云逸等立即着手解决听命于桂系军阀的反动警备第三大队。当时，右江地区的土豪劣绅一面纠集反动民团，占领要点，妄图负隅顽抗，一面同熊镐任大队长的警备第三大队暗中勾结，妄图消灭警备第四大队，镇压工农运动。

一天，奉议县农民截获到桂系军阀头目黄绍竑发给熊镐的“先发制人” 密件，邓小平闻讯后马上下达准备作战的命令。经过事先周密部署，于 10

月 28 日指挥第四大队和恩隆、奉议、思林等数县农军同时行动，经两天两夜激战，将驻扎在百色、平马、田州、那坡等地的第三大队围歼缴械，共歼敌一千多人，缴枪三百多支。

接着，邓小平、张云逸对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进行全面整顿。在政治方面，成立第四大队政治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指示负责宣传工作的袁任远筹备出版《右江日报》，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纲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种种罪行，以加强对官兵的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士兵群众的革命觉悟。在组织方面，以“调训”等方式撤换反动军官，清除兵痞流氓，从教导总队中选调一些进步学员补充担任营连干部，招收上千名农民充实部队，开办新的教导队和训练场所。与此同时，健全部队中的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在军事方面，加强军事训练，帮助农民进行反对地主豪绅和土匪民团武装的斗争。

邓小平在着手改组部队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发动群众，武装农民。部队到达右江后不久，他就指示把随船运来的五六千支步枪，大部分给东兰、凤山、奉议、恩隆、向都、果德等县农民协会，以组织武装农民。经整顿后的第四大队，按连排建制派往各县，发动群众，打土豪，收缴反动武装，还打开地主的粮仓，分粮给城镇居民、工人和广大贫苦农民。随着以打击地主豪绅为中心内容的革命运动的掀起，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阶级觉悟逐步提高，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军。

曾任红军七军副官的许凤祥回忆说：在百色，我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当时，我们不断接到派往各地的同志给“邓秘书”的信函、电文，反映旧政权的残酷压迫和土豪劣绅的胡作非为，以及人民群众对我军的热烈欢迎。每当我把这些信函、电文送给邓小平同志时，小平同志都很重视这些由各地传回的消息。为了准备起义，小平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找同志谈话、开会，布置工作。晚上则与张云逸等首长在一起商讨大计、运筹起义事宜。不久，我军就消灭了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进一步发动工农群众，继续整顿改造部队。

11 月初，由邓小平派去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带回来了中央关于批准举行左右江武装起义的计划和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广西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中央颁给右江起义部队的番号为“中国红军第七军”，左江起义部队的番号为“中国红军第八军”。

接到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的指示后，邓小平立即在百色城中的粤东会馆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传达中央批示精神，并对百色起义作出详细计划：

首先，“决定于最短时间内以极紧张的精神，使工作上略为布置就绪，即行动作。⋯⋯于 12 月 11 日伟大的广州暴动纪念日发动整个的转变计划。”

其次，宣布取消二十三种苛捐杂税，利用《右江日报》“公开提出拥护苏区，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反对国民党种种宣传”。

第三，进一步肃清第四大队中的反动军官，并把部队集中于“百色、平马二地，待期举行转变”。

第四，“成立新教导队，开办军事政治训练所，招集右江一带革命青年加以军事、政治之训练”，培养部队骨干。

第五，秘密印刷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施政纲领的小册子、标语、传单。

第六，“向商人筹得十数万现款”。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电召邓小平到上海汇报工作。为进一步做好左江起义的准备工作，邓小平决定先到龙州，然后再赴上海。在龙州，他主持召开了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决定，并向俞作豫、李明瑞介绍右江改造第四大队的经验，明确提出要着重抓紧对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的整顿，争取在短时间内胜利发动龙州起义。他还指示把原来的《群众报》改名为《工农日报》，增办《右江红旗》刊物，大力宣传革命真理，启发教育广大官兵。在起义工作布置基本就绪后，邓小平化装成商人，经香港和越南前往上海。

1929 年 12 月 11 日，由中共广西前委掌握的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近三千人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纵队。同日，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在平马镇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以雷经天为主席的右江苏维埃政府。

这一天，山城百色到处充满着节日的气氛，鞭炮齐鸣，红旗飘扬，张灯结彩。工人、农民高举大刀长茅，敲锣打鼓走上街头；红七军的干部战士个个都穿上了新发的灰色军装，帽上别着红五角星，颈上系着红领带，威武、整齐地集合在军旗下庄严宣誓；市民、学生、妇女、儿童们穿红着绿，不停地挥动他们手中的小红旗；街道上贴满了庆祝起义胜利的标语和红七军的布告。

继百色起义后，按照邓小平和前委的部署，警备第五大队和左江工农赤卫军三千多人，于 1930 年 2 月 1 日在龙州举行武装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王逸担任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古城龙州沉浸在万民欢呼声中。

2 月 7 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在龙州，他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分析了左江地区的斗争形势，建立了红八军临时前委，指示红八军迅速向右江靠拢，与红七军汇合。为了赶回右江地区传达中央指示，邓小平于 2 月下旬，离开龙州，途经雷平县城宝圩时，指导正在那里休整的红八军第一纵队组建党委会，并在党员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纵队党委是部队最高领导机构，纵队一切重大事情都要经党委会讨论决定后才能执行。然后，他随同第一纵队向靖西县城进发。在行军途中，邓小平对第一纵队从政治到军事上都作了许多指示，在强调红军要加强宣传工作时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用两杆枪，除你们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是一个战斗员，同时又是一个宣传员。对敌人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叫口号，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做了军阀的工具呢？天下穷

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敌人的军心就会动摇的，就会向我们投诚，或者是不拼命作战。

邓小平对第一纵队的这些指示和工作，对这支部队后来艰苦转战七千多里，历时半年，终于与红七军胜利会师，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任红八军第一纵队党委书记的袁振武回忆说：我们要感谢邓小平政委，他给我们准备了力量。当他离开第一纵队回百色之前，他为建立这个部队的核心领导，亲自组织了中共第一纵队委员会，正是因为正确地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它就团结了全体党员，团结了非党干部，终于显出惊人的力量，战胜重重困难，完成了艰巨的战斗任务。